郭效生
笔者最近收藏到一堆光绪、民国时期的各种纳税证票、田赋串票、给执等等，其中三张《证票》比较罕见，一张为民国改洪宪元年山西全省财政厅为抽收牲畜发给证票事令据；另外两张为洪宪改民国山西全省财政厅为抽收牲畜发给证票事令据，三张珍贵票据见证了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历史，也折射出了当时山西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众所周知，洪宪为袁世凯所创中华帝国年号。自袁世凯1915年12月25日宣布第二年改元“洪宪”， 民国五年（1916年）元旦，袁世凯称帝，号洪宪，到1916年3月22日在国内各方反帝制压力下，袁世凯不得不取消帝制，23日正式放弃帝位，正式颁令废止洪宪年号吊销帝制 。一共坐了83天的未正式登基的短命皇帝梦，两个月后死了。
笔者所藏证票，为民国山西财政厅统一印制的牲畜纳税证票，有意思的是一张《证票》在民国旧票“民国”二字上加盖红色印记改为“洪宪”年号了，而且改为“洪宪元年三月二十九日，五寨县任子奎买驴一头纳税事宜证明”，另两张《证票》是在洪宪旧票“洪宪”二字上加盖红色印记改为“民国”年号了，这两张《证票》分别为：民国五年八月四日、民国六年三月九日也是五寨任子奎买驴纳税证明，买驴照章纳税本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就这三张《证票》恰恰反映出更多的历史信息，让我们去解读它。
从单纯的《证票》改年号上分析，它可以读出信息是：在洪宪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即中华民国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前，至少山西还没有及时更改新年号《证票》，而等到洪宪证票印刷出来了，短暂的帝制已经结束，或因纸张的珍贵，或因五寨当局的俭节，或其它等因素，这些新印出来的《证票》舍不得毁掉，因此出现改年《证票》。
以上这些信息俱不重要，值得奇怪的是民国五年三月二十三日袁世凯洪宪帝制已经结束，为什么时隔六日山西五寨还会出现这样严重的错误《证票》，是山高路远信息不灵？还是《证票》有其它原因？需认真研究，从《证票》真假上来说，从纸张的老旧程度看，没有仿制的可能，而且这些《证票》是自己亲戚流传下来的，《证票》传承有序不止这三张，还有很多其他年份的，相互印证根本不假。从时间上分析，一半天时间和地域上的差错是有很有可能出错，这个洪宪改年号《证票》从时间差上说已经六天了，这样大的政治错误，绝对不是信息不灵等原因，是有着极大政治因素在内的，这还的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山西当权者的态度上去分析。
根据张仲民先生的《阎锡山与洪宪帝制》一书中研究，镇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急于巩固自己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力行“削藩”政策，试图借此加强中央集权和对地方的控制力度。1914年6月底，袁世凯先派亲信金永担任山西巡按使，以牵制和监视阎锡山。但为了笼络阎锡山，袁世凯封其为“同武将军”，负责节制山西全省军务，并打算将其移驻大同，阎锡山知袁有此意后，迅速赴北京运动，结果如愿留在太原。袁氏为了展示对阎氏的信任，还不惜让其违反回避本省任官规定，继续保留原职，成为少数无需回避本籍任职的四将军之一。但是袁还是不够信任阎锡山，阎锡山为彻底摆脱被袁世凯猜忌的地位，还主动裁减军队，以示无积蓄实力对抗中央之意。此举很快便获得袁世凯认可，“因裁汰该省军队，节省经费每年八九十万之多”，1915年5月12日，阎锡山又被袁世凯授予“二等嘉禾章”，阎“特电呈谢”外，并于17日赴京晋谒了袁世凯。
1915年8月14日，杨度、孙毓筠、刘师培等人发起筹安会，并将其宣言书通电各省，试图借学术研究名义来迎合袁世凯企图称帝的隐衷，最终促成袁世凯复辟帝制。8月25日，筹安会第二次通电“各省官吏、商会”，“请派遣代表来京加入讨论”，事关“根本安危”的国体问题。刘师培这时也致电阎锡山，嘱其速派代表来京“讨论国家安危根本问题”。阎锡山非常重视刘师培的通电，于8月25日即复电筹安会表示已经派人先期晋京。8月27日，阎锡山又专门致电刘师培再度申明此意。因有阎锡山的指示和刘师培的介绍，这些人到北京后均加入了筹安会，并以61位“山西省公民”名义两次请愿规复帝制。为进一步迎合袁世凯，阎锡山等一帮军人不顾昔日袁世凯有关军人不得随意干政之训诫，复计划在9月16日袁世凯57岁生日这天呈请变更国体。果然，这天阎锡山除致“骈体贺电”外，还公开致电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再次陈述共和弊端，以及尽早确定君主立宪的益处和拖延实行君宪的危害，阎锡山在这里吁请当局应该尽快“确定国是，以慰国民望治之殷”，“国是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锡山窃日夜延颈企望，私心默视早日议决，有以符舆情而巩国基也”。阎氏并讲述其所主张的“军国主义”之作用，德日等国家以君主立宪“发奋为雄”，“厉行军国主义”而强大，中国“必君宪而后能厉行军国主义，以图自存”，“如蒙毅然主张君宪，则长治久安之策，莫大于是”。9月19日，阎锡山将此电又致政事堂、各部总长，再表对恢复帝制之举的支持。同日，阎锡山又专门致长电于参政院院长、副总统黎元洪，通报其已致电政事堂及各部情况，同时向黎元洪列举君主立宪制的诸多益处，并反复直陈共和体制之不适宜及目前形势之危险，认为恢复君主立宪迫在眉睫，“欲救中国之危亡，先必解决国是。国是定，斯其他迎刃而解矣”，再次重申只有君主制才能采取军国主义，才能效法德日变成强国，最后游说作为参政院院长的黎元洪能够“俯顺舆情，迅予解决，国是既定，斯邦基永”。
在各方压力和建议之下，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复任大总统，希望不再让各省有以反对帝制借口独立的理由。袁取消帝位的主动退让之举导致局势更加与其不利，其转任大总统之合法性、昔日费心打造之“奇里斯玛”权威荡然无存，愈加为各方轻视。迫袁去职成为之后舆论界和中外各方关注的焦点。
意识到护国军和媒体舆论不善罢甘休乃至要迫使袁世凯离职的情况，3月27日，阎锡山仍密电回任的副总统黎元洪等人，表达继续支持袁世凯的立场，警告护国军要适可而止，体谅复任大总统袁世凯“不惜颁令罪己，撤销原案”的用心，听从外界“劝告”，“力顾大局，以慰苍生”，“消弭战祸，不烦甲兵”。3月29日，收到湖北将军王占元劝告护国军息兵的表态密电后，阎锡山又率先公开致电政事堂、统率办事处及各省政要，表示认同河南将军赵倜提出的继续支持袁世凯、对抗护国军的通电：……读三月二十二口之令，元首明昭日月，天下为公，反躬自责，开诚布公。儿在血气之伦，孰不同深感泣。滇黔诸君如果诚心爱国，定当痛加俊改，共图挽救。赵将军赓电谓并可剖明心迹，真言贯金石矣！为大局计，为滇黔计，无以逾兹。如尚藉词抗拒，是真甘心破坏，置国家于不顾，谓之为虎作怅，其又何词？锡山谬膺军寄，惟有视为公敌，与众共弃，愿效前驱，以伸挞伐……
3月31日，应该是出自袁政府的授意，阎锡山再次通电各省反对袁世凯退位，该电老调重弹，敦促护国军见好就收，不要一意孤行迫袁离职。一周之内，十九省军、民长官先后发出类似内容的通电，表达支持袁世凯留任、讨伐护国军之意。其中，湖南将军汤芗铭等于3月31日特意致电阎锡山等人，不但回应了阎锡山3月29日之电，还打算联合阎锡山等让立场模糊的宣武将军冯国璋“挚衔主办”，“联名劝告”护国军，不要再“负固逞兵”，否则“愿赋同仇”。
从以上资料看山西洪宪时期这段历史，山西统治者阎锡山不仅是袁复辟帝制的追随者，也是拥护者，直到民国5年3月31日，阎锡山还再通电各省反对袁世凯退位，当然作为收缴税款的《证票》，没有写民国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仍然改为洪宪元年二十九日，这样看，是阎锡山政府有意不通知下属地县及时改换年号的，不是其它原因，放在在这样的政治大环境下，就不难理解《证票》的存在了，而这三张票证恰恰证明了当时山西阎锡山的思想内心。
《证票》的存在正是那段历史的最好证明，是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END
【作者简介】郭效生，男，毕业于忻州师院中文系。爱文史，敏求古，好钻研。纳于言，琢于文。精于地方史研究，尤爱家乡风土人情。为文崇尚朴实无华，平易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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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13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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