蔺晓渊‖难忘南校（一）

▲南校领导与全体教师合影（1985年）

秋季开学本来是让人高兴的日子，可是，听到南校被撤并的消息心里很不是滋味。

前几天，读了徐茂老师新近倾情创作的《别了，第四中学（南校）》，不觉满眼泪水，进而夜不能寐。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睡梦中，我又回到了南校：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赵安邦校长用他特有的尖细的声音在讲话：“这学期大家很辛苦，文光、晓渊不错，守军、杨林也不错………”

然后是在香气缭绕的大伙房门前，有一摊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人手一碗炖羊肉，狼吞虎咽，争先恐后地吃着，海阔天空地说着………

人这一辈子有几个地方是没有办法忘记的，一是家乡，二是母校，三是多年工作的地方。而对于我来说，这三个地方差不多就是同一个地方。

我出生在三岔，小学、初高中就读在三岔，劳动锻炼在三岔，工作在三岔——整整24年。三岔小学、三岔联校与南校是母子关系，第四中学与南校是弟兄关系——用赵安邦校长的话说这两所学校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南校——她怎么说都是我没有办法忘记的一个地方啊。

老南校人

有人戏称南校是延安的“抗大”。是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迈开步，农村刚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那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仅仅几年时间，南校从门庭冷落到人满为患，从默默无闻到声明远播，着着实实浴火重生，凤凰涅槃，让外人惊叹，让里人惊喜。

南校是怎么变“天”的，南校是怎么“笑”起来的呢？

是南校的老师学历很高吗？

正式老师大多是师范毕业——不少是民办教师转正的，还有像毕文光、黄巧珍、郝秀英等好几位还是民办教师，张英、杨保林、张应城以及后来的徐茂、郝继山、张星、侯灵峰们这些师专生实属“珍稀动物”，那是绝对的香饽饽。

是南校人本事大？

石宝祥老师此前还没有当过正儿八经的学校领导，余建新也是从下鹿角联校调回来的“土专家”，像秦喜如、王凤花、黄凤舞、赵玉庆、赵勋、戴二兰等我们这些所谓的主力军也是刚刚师范毕业，还有的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娃娃老师”——像张平、张继才、李丽、王建民、李茂林等。

那是靠甚哩？

肯定不是靠钱。那时候学校一穷二白，确实没有钱，有时工资还是借上私人老板的发了，校园没有院墙，教室没有玻璃，教师没有住处——有几个老师还得住店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真的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我们这些“五零后”“六零后”是从那个特殊年代走过来的人，是被荒废的一代，也是险些被抛弃的一代。

1976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劳动锻炼，这是说得好听的，实际上是走出校门就已经成为正式的农民了，而且不出意外，注定是要脸朝黄土背朝天、修理一辈子地球的。

1977年，恢复招生考试后，我们这些人的命运才发生了做梦都没有想到的逆转，那是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一种忽然连升三级的感觉。

▲作者（右）与石宝祥校长

我们是带着井喷一样的激情跨进南校校园的，校园里到处涌动着青春的激情和活力，石宝祥、余建新、薛进忠、杨立新、吕靖民这些“老人”们也是刚过而立之年，就连落实政策恢复工作的田泽老人也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我们都是一根肠子、一根筋，都是不用扬鞭自奋蹄那股劲儿，都是生怕人家说你不努力、不上进——我自己也是积极靠拢组织、争取进步了八年才入了党的。

在南校24年，年年岁岁都是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我基本上就没有出过远门，觉得出门是很不正常的事情，请假是很不应该的事情。记忆中出远门也就那么几次：学校组织到北京旅游一次、到太原听课一次，送闺女到长治上学一次，除了公事，到县城也很少。

我们真的是以校为家。气候是一年四季，我们是一年一季，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每天都是比狗睡得迟，比鸡起得早，特别是冬天，生怕学生宿舍有煤气，每天晚上十点以后一定要检查学生宿舍的灶火没有任何安全隐患后才离开学校，有时候，怕学生偷偷烧火，回到家还鬼使神差再折返学校，杀一个回马枪。每年冬天，我的手脚都会冻伤流脓。

我们真的是在使上吃奶气力干活儿。那时候，当老师就是凭借一张嘴、一根粉笔、一本教科书、一个油印机干活，教书既是脑力活，也是体力活——我现在右手中指上厚厚的老茧就是刻印蜡板留下的印记；我本来是铁嗓子，不到十年就变成“太监嗓子”了。我们这些所谓的骨干教师，连续十多年都是带补习班，有一年我带一个班的班主任、三个班的语文课，每天都是从早到晚连轴转，尽管人年轻，但是，一天下来，也是累得话也不想说。

那时候，我们男教师大多是亦工亦农的单职工，种地是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可是，没有请上假种地的，也没有因为种地而耽误工作的。开学就是命令，工作就是责任，大家都按时到校上课。

家务都留给了家人们。当时我在三岔西湾盖新房子，是妻子一个人用小平车把近十吨水泥从北关拉到了西湾——直线距离少说也有三公里，妻子因此弄坏了腰；当年，妻子想做买卖开门店，我极力反对，觉得家里做买卖，教书肯定要误事，由此让妻子埋怨了一辈子。

我在县城学校的一位老同学一见面老是“表扬”我：“你们南校的老师就像小学生一样听话，像着了魔似的，就知道瞎受！”

我们确实是有点“着了魔”啊，用一个字概况南校人的工作状态，就是忙啊，普通教师是这样，领导也一样。石宝祥校长家里种的地多，他也帮不上忙，只能由妻子和老人来承担。为了补贴家用，余建新、张英老师农村家中开了小卖部，他们都是星期天用家中自行车带点货，平时也帮不上家里什么。文光新建石窑，还是叫上小舅子利用假期从山上往回拉石头。

因为忙，学校为文光、杨林、守军三位老师举办了一个热热闹闹的集体婚礼，大家在一起吃了一顿喜糕。局外人以为南校人在赶时髦，实际上是因为他们三个人婚期接近，如果他们都请了假，毕业班就快唱空城计了，也就是说忙得都顾不上结婚了——当然大家都是心甘情愿的。

忙，能够得到收获，也会付出代价甚至是沉重的代价。记得那年首次评定职称的时候，一天早上，倪朴老师从家里走得急，忘记拿评职称的证件了，回到学校又折返家中去取，结果在二次返校时，半路上遭遇车祸不幸去世。倪朴老师是个好人啊，有德有才，尽管身体不好，还是尽己所能做好工作，为毕业班上作文课，修改作文，一丝不苟；每年新年都要认认真真办一期图文并茂、受人称赞的墙报。

因为忙，我自己的身体也是状况频出，因为顾不上治疗，慢性阑尾炎拖成了急性发作，不得不动手术——术后五六天就赶回了学校，那时候，阑尾炎也是不小的病；因为风里雨里，冷寒受冻，吃饭不规律，患上了经常便脓血的结肠炎，疼起来有要命的感觉，这病直到现在还不友好、还在作乱。

那时候，我们虽然年轻，但是留下的照片，看上去老气横秋，一脸灰色——跟现在年老的我们相比好像也差不了几岁，跟种地的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一点年轻人的朝气，实际上那是既苦重又压力山大透支身体的结果。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爱自己的孩子的是人，爱别人家孩子的是神。”

当然，我们肯定是够不着“神”那样的境界，但是我们确实是顾不上管自家的孩子，而对别人家的孩子确实是全心全意、不遗余力的啊。

实话实说，我们的孩子上了初中分班是随机的——即使有想分到好一点地班的想法也不好意思说，学习是靠他们自觉的，根本没有时间给他们吃偏饭、开小灶，所以，我们的孩子不像现在的教师子弟念得好。像薛进忠老师，他整天泡在学校里，一门心思教别人家的孩子，却耽误了自己家的孩子，结果两个孩子都没有吃上念书这碗饭。

我们这些刚刚放下锄头、跳出农门、拿起笔头的人就是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想法，让更多的农家孩子跳出农门、改变命运——那时候，多考一个师范、中专，就多一个吃公家饭的，多一个吃公家饭的，就有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得到了改变——事实上，从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这二十来年中专师范国家包分配的时期，至少有一千多名南校学子捧上了铁饭碗。

为了这个朴素的想法，我们“入戏”很深，管教学生甚至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学生犯了错，我就“大刑”伺候；学生不想写日记，我就逼着让写——写不下不能回家；学生抽烟我就非得让戒烟不可——我甚至让学生吃过烟丝，否则，我就“跟你没完”——当然，也给学生带来一些伤害，并招致了一些不太好化解的误解或是怨恨，好在多数家长不但在嘴上说，而且在行动上支持严管严教，很少有上学校给老师难看的，讹人的事那是绝对没有——真是要感谢那时候的社会环境啊。

我们就是那样两耳不闻校外事，一心只教升学书。我们就像快速列车上的车长，头一年秋天匆匆忙忙接乘客上车，第二年夏天又是匆匆忙忙送乘客下车，一年四季，我们只是在意乘客的安危冷暖，却没有功夫欣赏沿途四季的风景，一年又一年就这样在忙忙碌碌中过去了。

前几天，几位老同事在一吃饭，退了休还在发挥余热的黄巧珍老师说，我们这一帮老南校人，确实是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没有想什么待遇、什么回报，就是觉得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能误人子弟！

那时候，最大的享受当然是每年中考成绩揭晓的时候。计划中的或者计划外的学生考上了，上至学校领导下至每一位老师，都是喜气洋洋、奔走相告。庆祝的方式就是众人聚在办公室里一边兴高采烈地不停地演讲，一边就上花生米喝上几杯北京二锅头，不乏有喝得东倒西歪、变成了颓然乎其间的醉翁的。

忘不了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啊。那真是盼星星盼月亮的节日，饭菜的主角是胡萝卜炖羊肉，大家在香气扑鼻的大伙房门前，或站，或圪蹴，或边吃边转悠，放开肚皮，有的甚至放开裤带吃上三大五碗，吃得满嘴流油、唇齿留香，吃得忘乎所以、谈笑风生………那是以后再也没有吃到的美味啊。

忘不了1985年的第一个教师节。镇上的领导张子华书记、肖友章镇长亲自来学校给我们送来了礼物——一套油光锃亮的不锈钢灶具——有几件直到现在还在我家灶台上服务呢。那时候，镇政府也没多少钱，但是，领导们不是嘴上说而是从心里尊师重教，南校最初就是各村出人出力因陋就简盖起来的，镇政府还带上全校教师去五台山旅游过一次——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对旅游从书上概念到实地体验的经历。

▲作者（右）与肖有章镇长

每学期开学初都有全校教师例会，那等于是一次精神会餐。学校领导要对上一学期工作进行总结，对新学期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赵安邦校长用他特有的尖细的声音讲话：“这学期大家很辛苦，建新、立新不错，文光、晓渊不错，守军、杨林也不错………”他把这些数得着的教师点名似的逐个进行表扬，被表扬的当然是心花怒放，少数几个没被表扬的也在暗暗使劲儿，争取下次也光荣一回。

那是一个物质非常短缺的年代，也是一个特别崇尚荣誉的时代——现在每每想起来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领导的认可、学校的重用、社会的好评那是最大的荣誉、最大的享受！

曾记得，1985年那个五谷飘香的秋天，我因所带的24班考好了而受到学校的表彰；1988年年末第一场雪来的那天，我接到了入党的通知………

好的学校总是相似的，就像好的家庭是相似的一样。

赵安邦校长真的是一位伯乐啊，他最懂得人才难得的道理，所以他不拘一格选用了当时还是普通教师的石宝祥老师，结果用对了一个人才，改变了一所学校。

石宝祥老师没有辜负赵安邦校长的知遇之恩，也没有辜负南校人以至三岔人的期望和厚爱。

石宝祥校长有一句名言：“谁好好干就是好同志，没有必要计较人家的七长八短，要不是跟人家结亲家哩！”

他是一个有格局的大人，心直口快，举重若轻，料事如神，他既抓学校发展的大事，又给教职工解难事办实事，比如两次新建家属宿舍，给好几位教师子弟解决了上学也可以说是饭碗问题，让老师们安居乐业，没有后顾之忧。

王瑞校长对石宝祥有很高的评价。王瑞老师本来是南校（初中）的第一任校长，赵安邦、石宝祥到任后，他屈居副校长，后来又甘愿当上了一名普通的政治教师，他说：宝祥干得好，我佩服宝祥，我就教书吧！他说到做到，表里如一，政治课上得生动有趣，深受学生欢迎。

石宝祥校长不是靠冷冰冰的制度管人，也不是靠校长的权势压人，他是靠义气团结人、靠包容任用人、靠信任激励人。

那时我们一般不开会——他从县上开会回来，进了学校大门还没有回到办公室，就基本上把会议精神传达完了；时间长了，即使开个会也是“咋呼”两句而已。

学校政通人和，上下和谐，就像毛主席说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没有人敢到领导那里打小报告，你一报告，等于把自己也给告了。

前勤后勤配合也非常默契。后勤处的“总司令”是吕靖民老师，他是个忠臣，也是个能人，以校为家，开源节流，把“粮草先行”的工作搞得风生水起。他手下的保管宋建业那是百分百的好人，说话有点不太利索，但是做人做事非常到位，心里明镜儿似的——宋老师是老高中生，很有文化，教子有方，前几年一个人完成了小刘家湾宋氏家谱——我有幸给做过一些修改，我很佩服宋老师。

因为后勤处很给力，就有了我们一年一度教师节香喷喷的炖羊肉，就有了新年喜洋洋的大聚餐，就有了一碗共享共香的猪头肉。吕老师还带领狄贵如、刘挂小、李明生等几位厨师创出了颇有名气的“南校烩菜”。他每学期在教师例会上的精彩述职都会留下几句流行语，什么“满足冷水，保证开水，精打细算长流水………”

学校就像一个大家庭，谁家里有事，大家都会及时伸出援手相助，老师们家里有盖房合顶上梁的，大家没有一个不是自带工具去出大力流大汗的。

记得刘永德老师因闺女走代培学费较贵处于困难之时，大家你一百他二百帮助他度过了难关——刘老师的三个孩子人人成才、个个有出息，成为南校教师子弟的榜样——这是后话。

那一帮老南校人真是好啊。他们个个都是老黄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从来不争什么，不计较什么，就是那样不分白明黑夜脚踏实地在干在做。

这一帮老南校人受过毛主席的教育，他们真的是先公后私——把私心降到了最底，以校为家，爱生如子，确确实实是把职业当成事业、把本职当做天职的人。

他们好多人都把家安在了三岔，家属的户也落在了三岔，都做好了一辈子干在三岔的准备。

秦喜如老师是大刘家湾村人，在三岔娶了媳妇、买了房子，有了儿女一双；赵玉庆老师是河曲人，娶了三岔的媳妇，有了一双女儿，成了三岔人………

杨立新老师在三岔住了二十多年，他从心里把三岔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现在，他偶尔回到三岔，父老乡亲一声“杨老师，回来啦”，让他百感交集，倍感温暖。

就是以这一帮老南校人为主体的南校人，不计成本、无怨无悔的努力和付出创造了这所乡镇初中的崛起！

距离到南校工作已有41年，距离离开南校已有18年，但是我的心永远留在了南校——留下了我的梦想，我的青春，在南校的点点滴滴不时闪现在眼前，出现在梦中——

我想起了那一间间窑顶上长满青草的石窑洞，那一排排传出朗朗读书声的简陋的教室，那一个个穿得虽然朴素却生龙活虎的可爱的学子们……

我想起了我们七八十号人一起坐了一整天汽车，从南校出发集体去北京旅游，在天安门广场欢呼雀跃的场景……

我想起了薛进忠老师用那两条不太利索的腿，在夜幕下，艰难地登着自行车出北关、到南校的情景……

我想起了了与文光、杨林一天晚上在吉祥饭店吃饭时菜未上人已醉的情景……

我想起了那年正月里刚刚开学，一天中午，李进老师请了我们一帮子人，去杨家山他家里喝酒吃饭，把唱二人台戏的主角儿也给喝醉了的情景……

我想起了我戴着前进帽与徐茂、郝继山、张星、侯灵峰、余俊文、师晋忠等青年教师在石窑洞前嘻嘻哈哈合影留念的情景……

▲作者（左三）与师晋忠、张星、郝继山、余俊文、徐茂、侯灵峰在一起

我想起了八十年代末，《野狐峪》电视剧剧组在校园里拍摄、师生装模作样参与表演的其乐融融的情景……

我也想起了已经去世的赵安邦、倪朴、余建新、马峰、李俊（会计）——老赵校长那尖细的声音、那蜡黄的脸庞、那端正的字迹；老余那双厚实而灵活的手、那枚熠熠生辉的全国模范班主任的金质奖章；老马那慈祥的微笑、那身早已褪色的蓝色的校服；李俊老人那拨拉算盘时颤抖的手、那不高不低而温暖的话语………

我也想起了早已去世的田泽老人——他是我所知道的没有一点私心的学校事务长，想起了他那爬满深深皱纹的沧桑的脸，那只须臾不离耳朵的助听器，想起了他用伙食的结余请我们班主任简单聚餐的情景……

逝者如斯，时光不待。我们这一帮老南校人现在都退休了，当年的小伙子变成了白头翁，当年的大姑娘变成了老太婆，说起当年在南校艰苦奋斗的经历，大家都感到那是一段充满激情、难以忘怀的岁月，是一段无怨无悔、倾情付出的岁月，更是一段见证了南校翻身和莘莘学子由“难”到“笑”的不可复制的岁月。

难忘南校，难忘那帮老南校人……

——所有刻骨铭心、不可磨灭的记忆，都来自于艰辛的无悔的付出。是为后记。

作者简介介

蔺晓渊，1959年生人，中师毕业，函授大专，中学高级教师，在职教书39年又2个月，2019年8月退休至今仍坚守于校园。以教书为业为乐，初心不变，矢志不移，在乎耕耘，不在乎收获。有读书写作之喜好，自得其乐，偶有小作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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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号 | 第264期编辑 | 徐茂

投稿 | 微信XU15698667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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