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情｜戴天雄：从端豆腐到买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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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太阳也和村里人一样变的慵懒了，八点已过才漫不经心地开始露脸。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静谧的村庄里，袅袅的炊烟渐渐升起。忙碌了大半年的人们恣意地享受着这份悠闲，蛰伏在家中，犹如冬眠的动物。

“卖——豆——腐——”悠长的叫卖声由远及近，村庄随即有如被嘹亮的闹铃声唤醒，空气都明朗了起来。听见吆喝声，我边出门边自语：“咱也端块儿豆腐。”

在我们这样的地方，豆腐这东西经济实惠，是人们青睐的家常食物，迎来送往，节日宴席，有豆腐的饭菜，既没有寒酸之嫌，还有增色之意。如今，饮食讲究营养搭配，豆腐因其蛋白质丰富，自然也是餐桌首选。

七岁的儿子紧随身后，也跑了出来，“爸爸，以前不是喊端豆腐吗？怎么变成卖豆腐了？”

孩子总是充满了许多大人不可理解的好奇，常常打破砂锅问到底，还问锅渣在哪里，我随口搪塞：“一样的，可能是换扩音喇叭了，录音时随便喊了一声。”这种解释显然没有让儿子信服，仍然疑惑地眨着眼。

仔细想起来，从我记事起，“端豆腐"这个词就一直通用，包括县城里做豆腐的也是这种吆喝，尽管县城里的人多半是用钱买，但五寨人的“端豆腐"，就是约定俗成的表达，大约这背后也包含着置换规则的长期稳定，一斤豆子换一斤半豆腐，几十年中没变。在村人的意识里，即使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这种事习以为常了，但和吃豆腐没啥相干。

按说，豆腐的买卖本就是一种商业行为，但在晋西北的五寨却只用一个“端”字。大约是因为多少年来“以物易物”的结果。没有货币参与也就谈不上“买与卖”了。“端豆腐”反倒是最准确的表述。

在以前的窘困时期，村里的人们几乎忘记了人民币长啥样了。每到开学，一个孩子两块半的书钱和学费，都可能要考验家长的经济实力。因此轻易不会将有限的钱花在买豆腐上面。吃豆腐完全是用豆子换。

五寨一直盛产豆类，黑豆是最传统的杂粮品种，也是做豆腐最好的原料。加工豆腐者和消费者之间需求完全吻合，彼此方便，何乐而不为？置换这种方式，也许是农耕时代自然而然的产物。

喇叭声四溅的豆腐摊前，已聚集了三三两两的人群，大多是等着要端豆腐的。个别乡亲也拿着豆子置换。“从今儿起，一斤豆子换斤二两豆腐了，卖的话，一斤豆腐三块。”卖豆腐的小伙子说。

“也是啊，现在工地上搬砖的小工，一天也一百五了，做的卖一锅豆腐，咋说也得挣个小工工钱哇？”有人呼应。

“三块也差不多，今年的碳这么贵，调控了半天，还是一吨一千多块了，没碳咋也做不成。”身边的几个深有同感。

此话一出，便有人提高音量了，“那天，人家神池家来换油，还是一斤胡麻换三两五油。从分田单干时就这么换，人家莫非不烧碳就能榨出油来？”

“胡麻油和豆腐不一样，现在的胡麻油都是进口油籽子，成本就低。再说知道你现在也不种胡麻的，就是换三两五，你拿甚换了。”

这么一引申，大家话匣子便都打开了。“不用说胡油了，豆腐也大多是进口豆黄子。听人家城里收豆子的说，去年可能是因为疫情或者干旱的原因吧，进口的少了，今年豆子一下从两块一毛五涨到三块五了，豆腐在城里早就卖三块钱了”。

“唉，三块也不能种啊。”一位老叔叹了口气，“亩产二百多斤豆子，这还得种花豆子，种咱们过去的小黑豆，怕二百斤也产不下。一亩地四百多块包上种，还得贴钱了。”

众人都笑了起来，都是土里刨食的，这些加减运算早已了然。和大叔同辈的婶子便调侃：“就你账算得精，你想种，现在找些大黑豆，黄豆籽都难了。”

大家又七嘴八舌起来，“锄草剂打了多少年了，你还想种上豆子来？”

这一通豆腐买下来，大家广开言路，感觉把豆腐关联的工农业经济形势都融会贯通了。虽不是专业点评，但都是切身感受。平日闲暇，大家总会谈论，哪里的豆腐地道，口感更甚一筹。我们总有自己的所谓见识，高谈阔论一番。

一位磨豆腐的师傅曾坦言，这几年本地豆子越来越少了，他们早就用进口豆黄了，想追寻传统的美味，难了！

每到这时就会觉得，记忆真是个好东西啊，我们美好的体验全部交给他保存了。从端豆腐到卖豆腐的变化。看似一个字，好象是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的转变，然而真正的原因却如此纠结。

看似微小的一件事，其实就是我们衣食住行的重要环节，正如各级政府强调的那般，生活没有小事，件件关乎民生。

儿时记忆中，蒙着眼，拉着小石磨磨豆腐的小毛驴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大小黑豆，黄豆，花豆子的蓝花逐渐褪去色泽。若干年后这些集体记忆，可能会出现在当地县志的记载中了。其实岁月长河里，谁不是过客呢，何况某一种农作物，某一种食物。这样想着，就觉得其实豆腐这件事上，端恰当，买也行啊，何必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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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城文苑》第35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