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人类的朋友。四十多年前，那个留着八字胡子，姓高的前苏联无产阶级作家在一本书里，就这样告诉了我。从此，带着这句朦朦胧胧、试懂非懂的话，我在寻找着书，书在寻找着我。
书——朋友；朋友——书。有书自远方来，不就是有朋友从远方来？孔夫子“有朋至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千古名言，自然也包括书了。
夜里有梦。梦见有书翻太行、过秦岭、越天山，正在长途跋涉，夜以继日地向我居住的城市走来。书会不会像我们那时带着青春的梦想，坐汽车、乘火车、转卡车，一路向西，走得那么艰难，甚至迷茫，十天六夜，才到达了一个叫拜城的地方。我想书不会走得如此艰辛。因为书是轻盈的。书，一旦打开一页，就打开了梦的翅膀，向她心中的远方飞翔。她的沉重不在行走中，而在文字里。
晨醒，梦断。阳光和书讯一起落在了一个叫“新大地花苑”的小区里——有书自远方来。疾步下楼，迎接远方的朋友。书，来自我的故乡山西省五寨县，是高中同学余新所寄。
洗涤风尘，卸去征衣，一本散发着淡淡墨香的《守恒书屋诗草》像远方的客人，出现在眼前。书见熟人会说话。我仿佛听到了一个熟悉而亲切的声音，从书中传出。
《守恒书屋诗草》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刘克明先生，四十年读书教学与人生阅历积淀后的心血之作。我是一个十分恋旧怀旧的人。睹物思人，我真的觉得我的眼前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人，一个四十多年前教我们做人处事和读书学习的人。刘克明老师就站在我的眼前，他不喜欢坐着，站是他的习惯。一堂课接着一堂课，一个学期接着一个学期，一年接着一年，笔直地站立，让老师中等的个子高大起来。他还是那么循循善诱，还是那么不厌其烦。老师不仅面对着我，而且面对着全班同学与他心中的世界。
书，一页一页翻开；老师，一步一步走来。风吹半夏，雨落秋石。当我牧羊的鞭梢把歌停下，中式的裤腿把泥土的诗篇吟咏，已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年，高中学业已完成一半的我和我们，在即将升学高二的时候，所在五寨中学，根据上级要求，为培养“又红又专、能文能武”的革命接班人，高中的最后一年分设“畜牧、卫生、机电和文艺写作”等专业班。言下之意，就是要根据个人特长爱好和学生所在乡村（城镇）需求，打乱原有建制，重新编班。
命运之舟，任由摆渡。我被分到了“文艺写作”班。新的班级，尽是靓男倩女，基本汇集了全校能歌善舞和能说会道的高二学生。其貌不扬且不善歌舞的我，除了对文学蒙昧中的一点点喜好之外，别无文艺之优长。选我进班，实属偶然，甚至是个笑话。我像一节毫无特色的接力棒，由高一的班主任刘文增老师，自然地交接给了高二的班主任刘克明老师的手上。看来，我与刘姓有缘，求学路上，所有的“刘老师”，成为了我的一根救命稻草和攀岩的绳索。我的平稳过度，如同父亲赶得那驾牛车，吱呀声中，演绎着“车到山前必有路，牛至坡底自不愁”的歌谣，向前滚动总是有的。我如同空气一样，流动到了新二十九班的某一个角落里。既不起眼，也不碍眼。
“文艺写作班”所学专业，与担任村主任的父亲所期待的学医，要么给人看病，当医生；要么给牲畜看病，当兽医。文艺写作，与之风马牛不相及。我不知道对儿子寄予厚望的父亲会怎么想？反正儿子正在做着事与愿违，抑或是背道而驰的事情。
我究竟是以怎样的步伐迈进新的二十九班的，是好奇？不是，是紧张？有点。但，求学就是求运的心情，一直在一个乡村里长大的孩子内心潜伏着。时机，才是我们的雨后春笋。文学之于山乡走出来的少年，相当于久旱的黄土地即将迎来的一场喜雨。刘克明老师，就是那个肩负责任与使命的呼风唤雨的人。他面对我们五十多个同学，如若一个牧羊人，领着一群活蹦乱跳的羊娃，寻找着心中那一片理想的草坡。文学的隐隐绿意，就在不远的地方。刘老师殷殷期待着他和他的同学们，能接近那个地方，至少离它不远。刘老师给我们讲《诗经》的故事，逐字逐句且声情并茂地朗读唐诗宋词，分析李白、杜甫和陆游等唐宋诗人的成长经历与作品特点。他在最大限度地调整课程，在点点滴滴、润物无声中，培养我们对文学的热爱与写作的兴趣。
那时很少有班级上晚自习，但，我们二十九班却每晚灯火通明，书声琅琅。那灯，照亮的是每一个学生的前程；那火，点燃的是每一个青春的梦想。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郭沫若的《女神》，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以及鲁迅的《呐喊》、朱自清的《背影》、沈从文的《湘行散记》等从未听说过的作家，从未接触过的名篇，都是在夜晚教室的灯光下，刘老师讲读给我们听的。夜空下的那间教室，就像遨游在文学大海里的一只小船，乘载着我们的梦想，向未知的地方远游，刘老师就是站在船头的那个迎风破浪的人。
文艺与写作的晚自习，既给大家带来愉悦，也占用了大家的业余时间。时间久了，我同班同学的堂兄，一个善于把平静的生活搅起波澜的人。忽一日他“提前预谋”，甩掉了胆小怕事的我之后，带着同学志明，二人在晚自习开始前，黑灯瞎火摸进教室，课桌摞着板凳，将教室的灯泡全部拧下。等上晚自习的同学们走到教室门口，一看漆黑的教室便唏嘘不已，疑是停电。正在叽叽喳喳当中，刘老师便先于同学们走进了教室。搞怪的二人，“束手就擒”。黑暗中，堂兄、志明，还有后面赶来的我，一起搬课桌、扶凳子，把拧下来的灯泡重新装上，刘老师也参与其中。他担心高处的同学不小心掉了下来，又担心大家的文学梦，毁于这些琐碎的事情之中。刘老师，一个哺育我们攀登远行的人。灯亮了，人静了。刘老师让堂兄、志明两人在黑板下的讲台上站着读书，其他同学在各自的座位上读书。老师对“闹事者”的冷惩罚，让同学们一辈子都记在了心里。文学的梦，有浅有深。尽管文艺写作作为高二年级一个班短暂的学习课程，但它给予我们的文学启蒙和心灵滋养，是不可置疑的。文学乃至写作，像一颗种子，已深深地埋在了我们每一位同学幼小的心灵里。刘克明老师俨然像个以土地为生的农民，站在三尺讲台，如同站在三千亩刚刚耕种完的田地里，思慕着春种秋收的那一天。那时候，我们年少，刘老师年轻。年少常被年轻俘虏。我们就是在刘老师的“威逼利诱”下，渐渐地喜欢上了读书，喜欢上了写作。我不贪玩，也不爱闹腾，与我现在的性格判若两人，我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一点，细心的刘老师应该早已心中有数，我从他关切的眼神和提问的频次，以及略显严厉的要求中，有所感受。
不太关注外部环境变化的我，许多事情几乎与我无关。在这个能歌善舞的班级里，谁长得漂亮，哪个穿得体面，哪位舞跳得好，谁人歌唱得溜，基本不在我的视线里。因此，我就有更多的时间自行其便，经常去一幢幢青砖红瓦的教室前排刘老师的办公室里，请教一些现在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拉直的不是简单的问号，而是一个人未来的人生。我时常问自己，刘老师为什么在教室里和同学们一起读书？回到办公室里一个人还在读书？《辞海》《史记》《三国志》这些对我来讲像天书一般的书，刘老师读得津津有味，读得目中无人。要知道，那是个不读书、没书读的时代啊！但，刘老师属于另类。读书，爱书，藏书，习惯可成自然，自然助力习惯。现在看来，刘老师藏书万册如囤粮万石，博览群书如一日三餐，就不难理解了。其实，刘克明老师何尝不是一本书、一本无字之书呢！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具体实践，证明着：读书，可以看到更大的世界；写作，可以记述更美的世界。刘老师就是那个试图引领我们在浩瀚的书海与美丽的文字中畅游的人。无字之书，耐人寻味。可惜，不懂事的我及我们，错过了那么多好的时机。
读与写，是个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事情。刘老师像我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哪个季节就做哪个季节的营生。“俯而读，仰而思”，刘老师念念有词，他在琢磨着同学们开始动笔写写短文短诗，哪怕从一句表达完整的语句开始，培养大家写作的兴趣与组织文字的能力。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动笔试着写作的。在饶有兴趣中，我如同一个建造房子的学徒，把汉字这个方块的砖，垒成墙的短句，连成房的段落，组成屋的叙事。垒起、扳倒，扳倒、垒起，直至成为看的过去的房屋。
记得在周总理逝世不久，学校组织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其中墙报板报必不可少。刘老师要求我们试写诗文，实战锻炼。我用半晚上的时间，写下了《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的抒情诗。课间休息，认真的刘老师，突然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拿着那几页皱巴巴的纸，我揣着一颗“砰砰”直跳的心，等着老师的评判。你是怎么写出来的？刘老师问，我无语。这首诗是你自己写的吗？我还是无语。那时的我，少言寡语。父亲说我，顿不顿就勾着个头，一声不吭。我并非懂得“不说话，也是一种战斗”的策略。我担心害怕，不敢正眼看老师。心想自己的诗一定出问题了，而且是不小的问题！刘老师示意我走到他的桌前，让我朗读一遍。我念了，而且念得很是流畅。因为是自己一字一句写的，念起来就不会结结巴巴。写得好！这不就写出来了嘛！刘老师激动地、忘情地拍着桌子，拍着写着我诗歌的纸，也拍着我嗓子眼的心。我看到了刘老师用红笔，在我所谓的抒情诗的稿纸上，修改的圈圈点点。之后，这首《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的诗，被我班的“书法家”文英同学，写在了板报上，抄在了墙报上。或许就是老师一句肯定的话语，一个暖心的举动，在我少不更事的年纪里，种下了文学梦的种子。我就是带着这些梦想，步入社会，走进军营，登上边关的。梦，可以孵化成爱和激情，乃至信仰与使命！文学梦，不仅是诗与远方，还有内心里奔涌的热血和抬起的头颅！
文学，是滋养心灵的良药。她可以让苦的生活不苦，累的日子不累。在文艺写作班，刘老师还带着我们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学工学农”，进行劳动锻炼。这或许这就是一个人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出发点和起跑线。在叫东鸡儿洼的村子里，我和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个月的时间，补上了一个农民的孩子对农业农村的认识；在县阀门厂的厂区里，我和工人师傅们一起作业，一起生产，一起办墙报搞宣传，半个多月的生活，增加了我对工业发展和工人生活的点滴了解……生活可以没有诗歌，但不能没有诗意。刘克明老师就是一个善于把生活之诗过滤后，把生命的诗意，留给学生的人。那年春天，严格地讲，对晋西北的五寨而言，还是个寒冷冬天的延续。二月春风，不是剪刀，胜似针刀。我们迎着寒风，冻僵了的脚步，敲击着一颗没有方向的心。高中毕业了。在行将走出校门的那一刻，我的思绪如我的脚步，迟疑，僵硬，零乱。刘克明老师就站在寒雪中，他欲言又止，欲走又停，他用深情的目光送着他的每一个学生。他举起的手臂和挥舞的手势，如旗，如帆，以我们熟悉的校区为背景，为同学们吹响了前行的号角，留下了永远的记忆。农村是个广阔天地，牛羊和土地成为了我的诗与远方。回村不久，因我在村子里干得不错，就被选拔到了当时的人民公社打杂跑腿。梦在天上，路在脚下。世界上的事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我在生活的路上努力着、奔跑着！一日上午，紧邻公社的邮电所程庆玉大姐，扯着嗓子喊我去接城里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一年多不见的班主任刘克明老师。多么不容易的电话啊！老师都打了两天了。这是恢复高考之后的大好清息。刘老师高兴地告诉我，张榜公布的高考补习班的名单里有你，都开课了，抓紧来报到啊！电话这头是我犹豫的喘息。老师不停地说，为什么、为什么呀？我说，家里负担不起。你来了咱们一起想办法嘛！无奈中，我还是把电话放下了。就此，我放下了走进大学的梦，也放下了一位老师的深深挂记。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二十一世纪初的阳光一样温暖。我卸下征衣，踏上了故乡依然熟悉的土地。那天，有同学俊魁、建辉来家里看望。我问起了多年不见的刘克明老师，三人一拍即合，中午在县城与老师一起相聚。老师就是老师，当我们三人还想着早些赶到饭店时，刘老师已和爱人在饭店门口等着我们。老师不老，七十多岁的人，依然神采奕奕，笑容可掬。刘老师一把拉住我的手，上下打量着，左右端详着。此处无声。老师像一位久别重逢的亲人，用磁铁一般的眼神，释放着内心的所有。我适时将一卷报纸，像当年交作业一样，恭恭敬敬地递给了老师，这里面有我的部分习作被登载其中。席间一壶酒，足以慰风尘。那天中午，我们几个同学喝了，刘老师也喝了。借酒传情，以酒助兴，我们才有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斗胆，才有了“劝君更尽一杯酒”的豪情，也才有了“暂凭杯酒长精神”的愿景。也就是那天老师回家后，即兴写下了《给吕凤君》的诗篇：后来，刘克明老师把这首唯一写给学生的诗，收录到了他的诗集《守恒书屋诗草》第三辑“人物篇”的四十三首诗篇里。足见老师对学生的关心爱护不仅在校园里，也在校园外。
有书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见书如见其人。《守恒书屋诗草》将作为枕边书，置放于我的床头。刘克明老师，您还是那个秉烛待旦的人，光照着学生前行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