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一个专制的人。因为生活落魄，人际失败，他在家庭中便近乎病态地维持自己的父道尊严。
他容不下质疑与辩护，容不下反抗与革命，在他所能控制的空间里，他肆意地借助武力和语言暴力来驯服妻儿，以平衡自己内心的缺失。
我剪短发，细声细气地讲话，敬畏权威，盲从大流，否定自我，被迫把身边的社交优秀者或学习卓越者当成楷模，按照他规定的成长轨道行走，不敢旁逸斜出，也不敢发出半点怨言。
因为多次的实战失败经验告诉我，在霸权主义的拳头面前，渺小的哭喊是无济于事的。并且，我那时已被无形中剥夺了怀疑能力，根本不知道反问一声：“爸爸，难道你说的就一定对吗？”
父亲喜欢自设许多严苛律令，因为太过泛滥，总结已困难，但大致是两点意思：一，他永远都是对的。二，如果不对，那他也是为我们好的。
年少时因为忘记他的就餐程序要求，没有给他摆好碗筷就自个儿先吃了饭，被罚饿了一天肚子；
有次出于自卫而和男同学打架，不分青红皂白地，被甩了几个大嘴巴，因为他说过不许打架；
三年级时候，老师教我们俯卧撑，回家后我在院子里练习，爸爸回来看到，忽然面红耳赤地大喝一声：“停下来，不准做！”从此再不敢趴下身子；
再大一些，喜欢上了水彩，在田野里一坐半天，安静而满足地堆叠那些颜色，我父亲又开始严厉责备：“搞这些鬼名堂有什么用？去煮饭！”于是，再没拿过画笔；
学习舞蹈时因为远离了家，得以暗战成功，每天上课像和心上人私奔一样刺激和快乐，但被他知晓后，也没少一顿暴打。
就在这样的强权之下，一个生命个体低眉顺眼地长大。虽然长大后，大量增加知识，偶尔也反思自己所受的教育是否合理，但我发现，那股被驯化的奴性，像骨瘤一样，长在我的生命里。
我学不会质疑权威，学不会对被赞誉装帧得十分精美的理论以反思，学不会探索真相，学不会打破传统的惯性，勇敢而有效地维护自己作为人的权利。
打开一本内容可疑的书，顺利被洗脑；
听到一种谎言，被不怀好意的信息操纵者利用，成为他们的义务传播者；
看到假大空的标语，从内到外地接受，当成金科玉律，嫁接在思想中。
当了老师之后，不自觉依循父亲的方法，去对待我的孩子，专制、粗暴、不容反抗。受虐者掌握权力之后，必以施虐的方式控制他人。这是一种必然的轮回。我施加所谓正确的思想与态度，用浅薄狭隘的观点来为他们解答疑难，赐予约定俗成的答案，而非让他们自主思考。
我以引路之名，把他们牵入成人所希望他们到达的区域之内。
因为没有中断阅读，我的课堂相对老教师而言，更有吸引力一些。所以，我的学生对我崇拜有加。又因为年轻，有亲近感，许多孩子被我影响，他们不知不觉接受了我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改变了生存方式。他们喜欢上文学，拒绝人群，喜欢独处，对世界充满怀疑。
很长一段时间，我深以这种崇拜为豪，当他们站起身来拥抱我，说“老师，遇到你真是我们的幸运”的时候，我的虚荣感达到巅峰。我曾误以为这种荒谬的满足就是幸福，对人说：“在教育中，我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
然而，不久之后，我就尝到这种现象所带给我的恐惧。这种恐惧的引发，来自于我对自身状态的反思。我一直有自知之明：我是个失败者，一个没有生存天分的幻想家，拒绝融入现实，闭门造车，然而这样的逃避最终代价巨大，生活总能以它庞大的压力，让不合作者尝尽苦头。
于是常常感到痛苦，但又毫无办法。内与外的经历决定了我的选择。但，这种痛苦只是个人的，我的学生没有义务去接受这种精神压力，以及对世界的微词。
朋友有一次对我提出异议：“你不要让你的学生重复你自己！”
当时不理解此话的深意，待到我明白时，我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许多个夜晚，我都不能睡着，我十分想跑回去对每个孩子说声对不起：“请原谅我在你们还没有分辨能力的时候，就强行把你们带入我的主观世界。”
而无辜的孩子不知内情。他们约束着自己，木头般坐在板凳上，如饥似渴地，接受着无趣、无用、无理、无美感、无诗意的内容。而这些内容，谁知道到底是精神营养，还是知识垃圾。可是，老师蛮横地说：“这就是答案！”再加上考试前赴后继地来强化，威权教育又剥夺了孩子的批判能力，渐渐地，孩子开始对这些东西深信不疑。
也许他们得到了一粒沙子，但是，关闭了一个海洋。世界机械地简化了，众多可能被抹杀，好奇心与想象力一点一点地褪去。
更重要的是，谁能保证这些知识没有受过污染？
我想起我小学时的女老师，她粗俗而卑劣，喜欢搬弄是非，与几个麻将婆保持着良好的友谊，经常看她们在村口指指戳戳，流传恶毒的闲话。这令我无比厌恶。
我讨厌她的理由还有一个是因为她经常性的偷窃，每次从我家院门口经过，她总会偷偷摸摸从地箕里抓一把花生或者一把板栗藏进衣兜。然而就是这个老师，她成了我的语文启蒙者。
我们鹦鹉学舌般地跟着她念完“张开嘴巴aaa，扁扁嘴巴eee，一把椅子hhh，一挺机枪kkk”之后，开始进入句段学习。时至今日，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我有生以来背诵的一些句子：“我爱祖国，我爱人民，我爱中国共产党......”
我们在她蹩脚的普通话下跟着大声朗读，某种单纯又狂热的情绪充斥着那间破旧的教室。一群年少的廉价的信徒，像被设计好了程序的机器人一般，张大喉咙，眼神迷茫，高喊某个口号，如同集体性癔症提前发作。
待到长大后，才明白这是一群被操控了思想的底层社会的木偶，从进入学校开始，便被牵制着度日。有一天看到奥威尔的句子：“我们每天都生活在Z.F与媒体的谎言中。”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愤怒得无以复加，甚至冲动地想跑回那个小学，揪出那个中年女老师，狠狠扇她两巴掌。
我不想被长大了的学生冲回来扇巴掌，所以，我现在倡导放手，让学生自主性地求取知识。
倘若我再回到讲台（因为我现在不在教师队伍中了），我给我的孩子们上的第一节课中，什么也不讲，只问他们几个问题。
1、你觉得你的老师教育你，全是合理的吗？
2、你觉得爸爸妈妈都是对的吗？
3、你觉得你所处的环境中，还有什么信息的合理性是你怀疑的？
4、好的，如果你觉得怀疑，不要着急表达态度，一定要去查阅资料、交流想法、再自己思考。记得：当你对事件发表看法的时候，是你对事件了解充分的时候。
我想在那一节课里，撼动他们对权威逆来顺受的恶习，然后，对待这些怀疑，告诉他们必须“孤证不立”，要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来获得准确而完善的信息，梳理、整理、思索，然后才可以对某种现象或事件暂时作判断。
倘若仍有他们的学识与人生经验所无法企及的问题，我可以告诉他们，我通过哪些渠道获得了哪些信息，同时强调，只有自主去寻找，才是科学的治学精神。“孩子们，你也不可盲目相信我，要通过自己的阅读与思考，去发现真理，哪怕那些结论近乎幼稚可笑。”
我相信，有这种态度的学生，学习主动性会大大增强，他们将自动阅读，自动观察，自动发掘头颅中种种潜藏智慧，进行多方位思索，慢慢地，学会辨别，学会反叛，学会挖掘，学会修正和重建。而这样的教育之下的成品，定然会是一个理智更加健全、思想更加靠谱、创造力更加卓越的人。
雷夫·艾斯奎斯说：“我的工作不是拯救孩子的灵魂，而是提供机会让他们拯救自己的灵魂。”这才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真正应该做的事。教育不是一个人的炫技场，不是名利的转换台，不是复杂人世的避风港，它所具有的唯一意义，如雷夫所说，就是提供机会让孩子自己成长。
孩子们，你们应该独自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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