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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一丹:我遇到你》① | 不要在最好的时光,错过最好的自己

今天,我们开启一本新书——《我遇到你》。


《我遇到你》是60岁的敬一丹从央视退休,写下的回忆性文字,回顾自己在央视“焦点访谈”“感动中国”“一丹话题”等的历程。

本书还包括敬一丹在全国各地采访做节目时深刻的记忆,生动叙述了遇到各层面百姓、央视共事的工作伙伴等经历。故事真实生动,思考和感受刻骨铭心。

她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人,两个栏目,还包含着一个时代,以及30年中国社会的变迁,让我们跟着敬一丹的心路历程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初识话筒

在职业生涯中赶上机遇真是幸运。我不仅赶上广播的高峰,又赶上电视的高峰,还赶上新闻节目的黄金时代,自然就有了难得的经历,也成就了自己的职业理想。

那年月,广播、电视空白很多,创造空间很大,人也敢想敢干,在这片处女地里,阳光、水、种子、养料,都改变着人,成全着人。

这样的时间,这样的空间,我恰巧遇到了。

我初识话筒,是在刚入中学那年,被老师推荐为44中广播站的广播员。这便开展了我与话筒的缘分。

之后毕业了,我也上山下乡了。

我当知青最初干的活是修路,后来又去盖房子。当时工地上需建一个临时的广播站,于是我又被推荐为广播员,再一次遇到话筒,每天用广播来激励大家加油干。

之后房子建好,广播站也撤了,我正失落时,山上林场开始建立广播站,因为我有话筒前经历,机遇,又一次赶上了。

虽然广播站小小的,只有5平方米左右。但话筒崭新崭新的,是上海无线电厂生产的,底座是浅蓝色的,一看就喜欢。

每天清晨,整个林场都还睡在晨雾里,我就起身去广播站,播放音乐用广播来叫醒大家。

在这小小广播站,我是广播员、记者、编辑、技术员、站长,采编播彻底合一,我干得认真而充实。

我不用说“这次节目是敬一丹播送的”,因为听众全认识,都叫我“小敬”。

山林里的职工家属,大人孩子,都是听着广播过日子的,那时没有电视,广播一响,就是林海雪原唯一的动静了。

我当时十八九岁,把小小广播站办得有板有眼。局里在我们这儿开了广播工作现场会,我还一本正经介绍我是怎样办好广播的。

其实,就是从心里喜欢。爱好变成职业,那热情是不竭的,那动力是内在的,不用鼓励也会倾情投入。

那小广播站是我知青生活中最让我怀恋的地方。

再遇机缘

后来,我被调到林业局广播站去了。人家都说是重用,可我爱上了这个小广播站,我是哭着走的。

“清河林业局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这成了我的新呼号。

这里不但有话筒,还有录音机了,我第一次听到自己从录音机里发出的声音。

广播站各工种分工明确,按部就班,机关式的正规。我和播音员王敏、王照云的声音覆盖了山上各林场,山下各单位。

有一次,省电台记者段续来林区采访,临近结束时,给我们讲了新闻业务课。在这次课上,我第一次知道,广播稿还分为消息、通讯、评论。

我试着采访编辑,林场的一位老职工主动让房给他人,我采写了一篇小通讯,投给了省报,看到自己的字变成了报纸上的铅字,好兴奋啊!

回想70年代中期,正是文化饥渴的年代,在我懵懂的状态中,专业老师的点拨,让我隐约看到方向。

那时,基层推荐、层层选拔才能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如能被推荐,已经是万幸,没有什么选择专业的余地。我几次被推荐,都没有成功。

1976年,国家动荡不安,我也迷茫了。

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我家邻居王福叔叔从省电台钟琳老师那儿得到一个消息,说电台正在招生,让我去试试。

我在迷茫中简直不敢相信。省电台,那是我每天转播的台,是在电波中熟悉的台,然而,它离我太远了,远到我没法想象。

我去省电台试音。播音组在松花江街那个古老小楼的二层办公室。钟琳老师告诉我:“不是省台招生,是省台受北京广播学院委托,对考生的播音业务进行考核。”

北京广播学院!不知道钟琳老师有没有看出我内心的狂喜,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世界上有个北京广播学院!

难道这之前我错过一个个学校,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无比适合我的学校在前面等着吗?

我遇到了!

1977年元旦过后,我出了北京站,到学校报到。老师和颜悦色:

“哪个省来的?”

“黑龙江。”

“家在哪儿?”

“哈尔滨。”

“原来做什么的?”

“知青。”

“这东北味儿!你口音很重啊!”

立马不敢吱声了。心想,我有口音吗?我是俺们那疙瘩口音最标准的,再说,哈尔滨话不就是普通话吗?

后来我才明白,我回答问题的最后一字恰巧都是一声,阴平,最容易暴露东北话特点。

而当时更严重的问题是,我根本就听不出东北话和普通话的区别。于是我只能更加勤奋的练声来弥补缺陷。

在校的专业学习,奠定了我的专业基础,职业方向已经毫无疑义,我坚定今后就是要从事话筒前的工作。

后来毕业了,我顺利成为省电台一员。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我伴随了它近五年。

一丹话题

不过虽然省电台很好,但我感觉上学没上够,还是想上学。

走出大学校门时,我有些不甘心,难道这么两年就算大学毕业了?我还可以再上学吗?后来有人告诉我说还可以考研究生。

但当时的我不知道什么叫研究生,手里也没有一份相关的资料。怎么考?什么水准?什么范围?一切都无从知道。

于是我决定先上考场看看试卷长啥样,了解自己的差距,以及要学什么。考完下来,知道自己最大差距是英语,便找培训班从头开始学英语。

终于在第三次进考场时,英语考了66分,最难的门槛过了。但后话是,敲门砖用完了就扔掉了,英语早忘光了,真对不起当年自己下的功夫。

1983年,考取研究生的时候,我28岁,是“已婚妇女”。我在第一次进考场落败时,遇到同样落败的一男考生,于是有了落败的共同语言,后来他又进考场,先于我考研成功,成为我先生。

攻读研究生,使我更靠近话筒。更深地理解了话筒,没有这三年,就没有后来的近三十年。

当我从一个研究者成为一个实践者,从广播播音员成为电视主持人,我的话筒前,有了更大的空间。

爱好成为职业,是一种幸福;“适合”支撑职业,这是长久的幸福。喜欢、爱好,遇到机缘,成全了我。

不过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在90年代,国家电视台会有一个栏目以主持人的名字冠名。即使有,想必也不会是我吧。

然而,那一天,在中央电视台17楼的经济部办公室,赵化勇主任平静而深思熟虑地对我说:“你可以办一个言论性栏目,叫《一丹话题》。”

什么?我惊讶得不知怎么接话。

我惊讶以后,是兴奋,是想象,是犹豫,是跃跃欲试,是踌躇不前。

我适合主持言论性节目吗?我以前从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不过赵化勇是老电视人了,很有实践经验,很有用人的判断,他给我的这一指点启发了我,我由此有了更多的自我认识和判断。

在犹豫了几个月后我决定不负期待,开始着手准备,经过一段时间选题商讨,在1993年5月10号的晚上,《一丹话题》开播了。

但《一丹话题》最初的话题并不是研究出来的,而是感觉出来的。

我和周围的人一同在当时社会转型环境的碰撞中、激荡中、困惑中、失衡中,根据身边的变化把目光聚焦在“人”上——转型期变化中的人。

人的观念与思维、人的行为与选择、人的失衡与调整,都与大背景相关。人,成为社会变化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激发着我探究和表达的欲望。

结语

今天,我们读到敬一丹由中学时的初识话筒到进入北京广播学院学习,并攻读研究生,这一系列经历,使得她更深的理解了话筒,也更热爱这个职业。

她接受挑战,开创了《一丹话题》这个栏目,将目光焦距在转型期变化中的人,那这样的选择会带来怎样的效果呢?栏目又是否能开办成功呢?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吧。

注:图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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