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是《旧山河》,这本书共有212页,我会用大概29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精髓:从儒家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理解个人与群体的关系。
《旧山河》是一本讲中国历史的随笔集,作者刀尔登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对历史片段的生动解读。
人们解读历史,大多有现实需要,希望借历史来揭示现实问题的形成原因和可能后果,从中寻找解决办法。对历史的解读有段位之分,比较低级的一种,叫做影射史学。它表面上讲一个历史人物,但谁一听都知道是在对应和影射当下的某个人,虽然用于泄愤很方便,但因为大量运用断章取义、扭曲比附的手段,没什么史学价值,历史是不可能那样简单重复或移植的。有一段时间流行过采用这类解法的书,但读者很快发现这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帮助。
什么是高级的解法?我们首先会想到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他的《万历十五年》,一刀切开那个年代,用现代的经济学、政治学做工具,进行全景式的扫描,它的高级,在于开辟了新方法和新视角。《旧山河》代表着另一种高级解法。作者刀尔登对历史不做影射和臆测,采取的是还原和解析。他喜欢用逻辑和常识来推理一个历史材料,或者一个早有定论的道德命题,一直推到我们的意料之外、逻辑之中的局面。
先讲讲神奇在哪里。这书奇,首先就奇在它的作者刀尔登是位奇人。刀尔登是笔名,或者说网名,他本名叫邱小刚,是位几乎不露面的神秘作家。据说,他最怕人提他是以1982年河北省高考状元的身份考进的北大中文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北大校园里游荡着无数披头散发的诗人和作家,个个气宇不凡,人人恃才傲物,但许多人都说,上下几届文科数个院系,论学问、聪明和才华,邱小刚是第一。他的名气始自网络论坛,在当年的BBS时代,他的网名是三七,那时就有“海内中文论坛,三七才气第一”的话。近年来,他出版的著作,被许多专家作家读到,连连惊呼为神奇,评价是王小波之后的第一文章高手。他虽然不在学术圈内,但浙江大学教授缪哲等许多专家都对他的人文修养十分推崇,甚至自叹不如。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在本书序言里说,刀尔登是少有学历史既学进去又学出来的人,能用反思的眼光看待历史的波涛汹涌。
再来说高级之处。许多学者努力在历史中寻找自然规律,希望掌握与历史发展相一致的逻辑,拥有预测的本领。刀尔登则着重分析某个人、某个群体在历史中的活动和处境,顺序是先个人后群体,再到社会国家和时代,这样的视角自由而动态,也更便于还原历史本质。
英国哲学家科林伍德说,“历史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表现方式”,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将历史定义为“人的理性不断发展的过程”,人本主义也是马克思的历史观准则,说到底,历史就是人在活动。刀尔登对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在历史中的遭遇的观察,看上去悠闲的节奏,却有非常丰富的内容,而在快出现结论时,又总戛然而止,或者故意丢开,去说别的,这是他的刁钻之处,虽然读着舒服痛快,但合上书,又想不起他说的是什么了。这刁钻的外表下,其实是对读者的尊重:作者愿意帮你梳理常识、还原逻辑,为你提供发散的视角,但不想代替你思考,这形成结论的下半段,要交给你自己去完成。
那么,我们一起来总结总结,在《旧山河》的53篇随笔里,是怎么讨论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的。如果我们用哲学、政治学、制度经济学这些现代思维工具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会有个观察结论: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历史中,群体与个人的关系很不正常。比如,现代国家价值体系里普遍强调的个人自由,在旧环境里完全找不到。那时候,个人存在的全部意义,只是完成自己在群体中的职责。要知道,群体和个人的关系,是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基础,因为这个基础从来都不正常,才会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一再重现糟糕情况。
基于这个观察,《旧山河》里的随笔,多次触及了下面三个具体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时刻关注群体的重大问题,真的好么?第二个问题是,历史上有过许多的盲目杀戮和随意破坏,参与者原本是平民,好像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残忍的暴民,他们都是怎么来的?第三个问题是,在儒家体系中,个人需要在群体里安身立命,就连动荡中的暴民,也是成群结队活动。那么,中国历史上那些特立独行的人物,他们具备了哪些要素,才能够坚守独立的精神?下面,我们来一个个看。
第一部分
时刻关注群体的重大问题,真的好么?儒家向来有极强的使命感,始终在思考“天下和民族命运攸关,应该怎么办”,始终坚信“辅佐明主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儒生身为孔子之徒,有这样的忧虑,是义务和本分。这种使命感渗透下来,几乎成了所有人的道德标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打小就贴在教室里。没有儒家传统的西方,几乎不可能体会我们这种整齐划一的责任感。现在的国学演讲,还经常以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四句话开篇。
《旧山河》告诉你:这类忧国忧民,忧的内容基本一致,都是怎么办和舍我其谁,质量也低下。因为人类已经探索了宇宙,天地概念早就变了;现代国家,人人平等,用不着别人代替他立命;古今中外文明中有许多伟大智者,又该继承发扬哪一个的思想;如今强调发展和竞争,万世不变的太平也不再被向往,还沿用这类老问题和老答案,已经没什么价值了。最可惜的,是儒生们除了忧国忧民以外,很少思考自己的生活,形成其他的思想成果。对强行以天下为己任,刀尔登在另一本书里干脆叫它“以天下为狗任”,意思是越没有独立的精神,越喜欢这样的宏大责任。
古代的思想者在如何“为万世开太平”这方面,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完全不成比例。古代的思想者,最大的话题,最大的心事,无非是对政治权力的安排。许多人读古代诸子的著作,会产生厌倦之感,因为说来说去,总是先磨炼自己,再配合君主,君臣齐心打造儒家理想中的等级社会那一套话,看一种还新鲜,看了两千年里的书就会想:为什么不换些话题,换种想法呢?从先秦诸子到明清之交的思想家,殚精竭虑,苦思出路,但并没有想出什么。他们对旧弊病批评起来头头是道,一旦试图寻找答案,又总是绕回旧经验和儒家的旧框架。从我们今天的思考来看,他们的工作,甚至没有构成思想的基础。
这样的场面,自汉代开始,到两晋隋唐、两宋明清,时时上演,有时滑稽可笑,有时凄惨悲凉,刀尔登举了个既悲惨又荒诞的例子来形容这种往复:二三十年前有篇旧报道,说有家人把农药洒在了面口袋上,舍不得扔粮食,就把沾了农药的上层面粉掸掉,用剩下的面做馒头,结果全家吃了馒头以后进了医院,男主人死了;农妇哀痛过后,想馒头用面多,包饺子想必无事,结果吃完饺子,又毒死了一个女儿;农妇不敢再吃这面,又拿它喂牛,结果又把牛毒死了。古代的每一次改朝易代,都发生一次大规模反思,但是反思来反思去,本朝代该犯的错误一个都不会少,又以相同的结果收场,总是把牛又给毒死了。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思想局面?有三方面的原因。原因之一,是因为思想工具的贫乏。这种情形,王小波说得干脆:“儒生们从经典里学到一些粗浅原则,就觉得自己懂了春秋大义,站出来管理国家,妄断天下的是非曲直,大明帝国成了他们交的学费,大清帝国又是他们交的学费。”而且,人在缺少相关的人类活动时,是没办法做出超出经验的政治设想的,也就是说,思想一旦被限定在儒家范畴里,行动起来就不敢越雷池半步,不想也不可能去做什么社会实验,去探索另一种制度可能。
另一个原因,是即便面对真相和事实,人们也未必容易接受。即使有全人类经验可供学习的今天,现代性的思想也很难被顺畅使用。人的价值体系一旦固定,再学新知虽然欢欣鼓舞,但一有机会总是要回去。比如上网看新闻,如果你不喜欢“月亮国”,一旦看到标题里有月亮,干脆不打开,再过几年,可能就会相信世界上根本没有月亮了。
第三个原因,是儒家自身的问题。古代的思想者,几乎都是在权力中反对权力,在体系中反对体系。汉代董仲舒以后,皇权和儒学,都在使用儒家思想工具,本来是只有迈出去才能获得答案的,但即便填写新词,用的也是共同的曲谱,结果是又一次加固了思想的笼子。
儒家思想作为凝聚群体的有力工具,特长是能使其中的每个个体都找到自己的使命,显得精神生活也很充实,简直不再需要独立精神了。这种思想框架导致的后果是,“以天下为己任”被定义成了读书人的职责,儒生们几乎是抢着或至少装出抢的样子去主动承担。要知道,一个读书人,尤其在激荡时期,如果不以天下为己任、闭口不谈国事,会被看做没有心肝。这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浪费:古代中国最卓越的头脑,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最大,不知不觉地牺牲了许多学术的前程。
古代的政治思想家,往往也是文学家、科学家、医生,古代的科技实践者虽然是工匠,但有能力搜集整理和传递知识的,仍然是掌握知识权利的士人。如果他们的头脑不被“为万世开太平”这类命题占满,而是用在别处,一定会有更大作为。比如明清之交的顾炎武,对待反清复明的事业,有一点儿若即若离,他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不错,四处观览,嘴上说是为了复兴之计,也没忘了满足自己的地理学兴趣,这种三心二意,引起当时很多志士的不满,其实也有些道理。天下兴亡,判别标准应该是个人是否有机会实现幸福。如果天下只要求牺牲和放弃,“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那兴亡又有什么分别?
群体虽然和每个人有关,但群体的问题,有细化分工下的专业解决途径,群体的责任,该由群体共同承担,个人应该只承担个人的责任。去关注你喜欢关注的问题,干你认为自己该干的事。从许多具体的细节做出贡献,你也许会发现,我们已经用生活回答了这个问题。
经刀尔登这么一说,我们才发现,古往今来,“胸怀全天下”之类的壮志,未必是人人必备的义务。儒家当初那样倡导,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有向善的道德趋势,时刻准备“我为人人”,当然是最大善了。可是,我们也会有点儿好奇:既然人心中都有向善的种子,为什么历史上群体参与的野蛮残忍事件却那么多,这善花又是怎么结出累累恶果来的呢?
第二部分
这就不难理解,暴民是怎么产生的了。很简单,只要放弃几样东西即可,首先是没有自己的原则。没有原则的人群最容易被驱使作恶,用利益,用危险,用激情,用随便什么东西。有时,没有原则是从儿童开始就训练好的;有时,则是个人为了集体归属感而主动放弃。
举个例子,假如某个国家、某个村庄有一个人,他有三条原则:不杀人、不偷盗、不骗人。第一个星期,他的朋友杀了人,出于对朋友的爱护,他开始处处为朋友辩护,将信条也改成“杀人并不一定不好”。第二个星期,一辆汽车在他家村口抛锚,被村民抢了个精光,他觉得自己必须向着乡亲,第二个信条也被修正为“偷东西有时是高尚的”。到了第三个星期,国家出了一些骗子,他是坚定的爱国者,干脆拿出“人类就是弱肉强食”之类的道理去论战,乃至觉得诈骗才是爱国。所以,不到三星期,他就变成了另一个人,而这样一个人,是很适合放进施暴群体的。
最后放弃的东西,是对自己的道德约束。对自己做道德约束,是能力,也是责任,当然也就有视为负担的,觉得索性交给别人来决定算了。比如说,一个孩子在吃一块肉,若是劈面抢来,他也许有点儿不好意思,但是如果有人下令,他夺了就走,就觉得心安理得,仿佛罪不在己。在描述这种景观时,刀尔登的刁钻劲儿来了:他提了个问题,这些什么都做得出来的英雄好汉,怎么不舍得留下自己的名字呢?这多么可惜。他设想出一个场景:有位好汉爷爷活到七八十岁,听子孙说起清军攻克扬州后屠城的“扬州十日”,就说你们说的这事儿,爷爷是亲历,而且亲手砍死了十好几人,有老有小,有男有女。子孙提出这是否缺德,他老人家大怒:放屁!这是长官的命令,与我有什么干系?自有旁人承担,爷爷才不要管。我这平生得意之事,不能埋没,快去找个石匠来刻块碑把它写上。
这种石碑,我们当然没见过,那只是煞有介事的讽刺。以杀害无辜为荣的心理变态者,总是罕见的。实际情况是,暴民队伍解散以后,多数参与者并不理直气壮,如果被追问,或者矢口否认,或者羞羞答答地说受了蒙蔽。他们当时自以为转移了责任,事后迟早会发现那是虚假安慰。即便只是道德审判,你也找不到当初那个鼓动自己的人了。这种事后像人一样忏悔,而事前事中则像僵尸一样行动的悲惨罪恶,每个人都该竭力避免才是。那些放弃了原则和责任,盲目跟随邪恶的可怜可恨之人,加入的是主流群体之外的另一个群体,他们本人当然不想留下名字。从存在价值上说,在个人意识消失以后,除了接受审判之外,也不值得留下名字。
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除了模范执行儒家价值观“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仁人君子,还有一类特立独行的人,在当年,他们被视作狂人怪人,但在逐渐宽容的今天,我们说他们是具有独立精神的人。在当时那样一种群体和个人关系局面下,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这是我们今天想讲的第三个问题,他们具备了哪些要素,才能坚守独立的精神?
第三部分
具体说来,有三个要素,可以说正好和沦为暴民的步骤相反,也就是:坚持独立的尊严、独立的原则、独立的道德。
独立的尊严,也就是对自己独立精神的尊重。表现出来,就是愿意为之做什么样的牺牲,在古时候,很可能是生命代价。有个历史人物,刀尔登在书中多次论及,就是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在刀尔登眼里,嵇康是中国历史上独立精神的典范,但嵇康的遭遇,也是想在旧山河里寻求思想自由者的典型悲剧。竹林七贤里,嵇康的文学成就最高,也最有哲学家气质。后人说嵇康愤世嫉俗,其实他是不在意世俗,所求的不过是在混乱政局中我不惹你们,你们也别管我。但他娶了曹操的曾孙女,在司马氏掌权的时期,这就是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嵇康自知危险,已经尽量小心了,王戎说与嵇康相知二十年,没怎么见过他喜怒形于色。但他毕竟个性高傲,还是时不时要小小发作一下。为了个性的自由,他在拒绝投靠司马氏这事上,不肯做丝毫让步,最后被杀,也可以说是求仁得仁。在儒家体系里,尤其是司马氏即将取代曹魏那种时期,想追求思想和人格独立,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
说完独立的尊严,我们来看第二个要素,坚持独立的原则。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位,是战国的思想家杨朱。杨朱将人的生命看得最重,主张人的生命属于自己,且只属于一次,无论是财富、权力,乃至整个天下,都不值得拿去交换,他既不许别人侵夺自己,也绝不侵夺他人。他在当时影响巨大,占据了理论界的半壁江山,但他的著作却没有流传下来,后人知道的一些片段,还是因为被他的对手引用,才得以保存。
我们再来说说最后一个要素,独立的道德。独立的道德主要指一个人对道德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他所奉行的价值观,不一定是被主流道德认可的价值观,比如许多背负历史骂名的人物,细分析起来,他们并非是真正的恶人,只是价值观和行为在当时显得有些独特。曹操是古代乱臣贼子界的代表人物,从他身后起,一直被骂到近现代,到了这几十年,世人才逐渐承认曹操在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和推动作用,也接受了在道德领域为曹操翻案,说曹操是个复杂立体的人,并不是脸谱式的大奸大恶。其实更值得翻案的还多着呢。
实际上,孔子主张道德上的自主,孟子也讲过大臣对君主的态度,首先取决于君主怎么对待臣下和人民。但到了宋朝以后,则取消了君主的义务,再也容不下冯道这种普通好人。冯道能很好地活下来,大概是因为他对自己的道德有独立判断,是不太在意外人议论的明白人。
概括一下,独立的尊严,是既然树立了坚持自我的信念,便勇往直前。独立的原则,是从理性上珍视自己存在的独特价值。独立的道德,是不盲从、不以环境为借口,坚持奉行内心的善良。这三条,任何时候,想做到都不容易,何况是几乎没有个人空间的古代,所以上面这些人物,显得既可敬佩,更可同情。
除了刚才说到的三个要素,可能还得再加上一个条件:寻求精神独立的人,更需要有对他人精神独立的宽容。人人都有追求自由幸福的权利,但未必都有追求自由幸福的能力。在群体里生活久了,就会希望所有人都和自己一样,乃至恨那些特立独行者。正如胡适所言: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总结
这本书的重点内容就说到这里,下面来简单回顾一下今天聊到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时刻关注群体的重大问题真的好么?虽然体验上高尚,但这并不必要。大家基于相同的经验,忧愁一样的内容,不会有叠加的价值,反倒浪费了许多优秀的头脑,人们可以更多地去关注自己的人生、追求自己的幸福。
第二个,历史上的暴民,都是怎么来的?当人逐渐放弃了自己的原则、自居为可怜的弱者,甚至连道德责任都不想承担时,就极可能变为暴民中的一员,睁着一双血红的眼睛看世界,在暴民的眼中,可恨的越来越多,可尊敬的几乎没有。
第三个,独立之精神,有哪些要素?独立的精神,要有自我思想的能力,要能坚守这一思想下的道德和守则,要始终不放弃个性的尊严。这并不容易,也可以说是十分艰难。
说完这三个问题,我们发现《旧山河》讲的是历史,关注的则是我们当下精神生活中的大问题。我们的讲述,看起来都是在抨击儒家,其实并不是,因为儒家长期影响中国政治、左右中国人思想,不说它说谁呢?儒家自然做了许多好事,在保存和传递文化、有效管理社会、组织国家政治等许多方面,它都曾经非常管用;但它肯定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它因为自己的权力实践,逐渐成为政治实用主义,被世俗化为儒教,成为单一的社会价值之后,更是剥夺了个人自由的空间。
直至今天,倡导寻求思想的独立、生活态度的独立,仍然会遇到来自文化内部的困扰,年轻人每逢人生转折,自上而下,听到的大多是“这事别人都是怎么样的,所以你也该怎么样”,“别人都能这样你为什么不能这样”,或者“人人都像你这样,那可怎么办?”之类,很少有人告诉你,你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决定,不必过于介意别人都怎么样这类事儿。这些新苦恼,往往都来自老困境。
除了引起我们对个人与群体、对精神独立这类问题的思索以外,这本书还教给我们一种对历史的读法:读史,既不必影射戏说,也不是非要寻找管理别人和勾心斗角的原料,它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属于自己的问题,结合新的思想工具,得出新的答案。“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再豪迈,也不如一片新的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