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是《旧山河》，这本书共有212页，我会用大概29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精髓：从儒家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理解个人与群体的关系。
《旧山河》是一本讲中国历史的随笔集，作者刀尔登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对历史片段的生动解读。
人们解读历史，大多有现实需要，希望借历史来揭示现实问题的形成原因和可能后果，从中寻找解决办法。对历史的解读有段位之分，比较低级的一种，叫做影射史学。它表面上讲一个历史人物，但谁一听都知道是在对应和影射当下的某个人，虽然用于泄愤很方便，但因为大量运用断章取义、扭曲比附的手段，没什么史学价值，历史是不可能那样简单重复或移植的。有一段时间流行过采用这类解法的书，但读者很快发现这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帮助。
什么是高级的解法？我们首先会想到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他的《万历十五年》，一刀切开那个年代，用现代的经济学、政治学做工具，进行全景式的扫描，它的高级，在于开辟了新方法和新视角。《旧山河》代表着另一种高级解法。作者刀尔登对历史不做影射和臆测，采取的是还原和解析。他喜欢用逻辑和常识来推理一个历史材料，或者一个早有定论的道德命题，一直推到我们的意料之外、逻辑之中的局面。
先讲讲神奇在哪里。这书奇，首先就奇在它的作者刀尔登是位奇人。刀尔登是笔名，或者说网名，他本名叫邱小刚，是位几乎不露面的神秘作家。据说，他最怕人提他是以1982年河北省高考状元的身份考进的北大中文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北大校园里游荡着无数披头散发的诗人和作家，个个气宇不凡，人人恃才傲物，但许多人都说，上下几届文科数个院系，论学问、聪明和才华，邱小刚是第一。他的名气始自网络论坛，在当年的BBS时代，他的网名是三七，那时就有“海内中文论坛，三七才气第一”的话。近年来，他出版的著作，被许多专家作家读到，连连惊呼为神奇，评价是王小波之后的第一文章高手。他虽然不在学术圈内，但浙江大学教授缪哲等许多专家都对他的人文修养十分推崇，甚至自叹不如。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在本书序言里说，刀尔登是少有学历史既学进去又学出来的人，能用反思的眼光看待历史的波涛汹涌。
再来说高级之处。许多学者努力在历史中寻找自然规律，希望掌握与历史发展相一致的逻辑，拥有预测的本领。刀尔登则着重分析某个人、某个群体在历史中的活动和处境，顺序是先个人后群体，再到社会国家和时代，这样的视角自由而动态，也更便于还原历史本质。
英国哲学家科林伍德说，“历史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表现方式”，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将历史定义为“人的理性不断发展的过程”，人本主义也是马克思的历史观准则，说到底，历史就是人在活动。刀尔登对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在历史中的遭遇的观察，看上去悠闲的节奏，却有非常丰富的内容，而在快出现结论时，又总戛然而止，或者故意丢开，去说别的，这是他的刁钻之处，虽然读着舒服痛快，但合上书，又想不起他说的是什么了。这刁钻的外表下，其实是对读者的尊重：作者愿意帮你梳理常识、还原逻辑，为你提供发散的视角，但不想代替你思考，这形成结论的下半段，要交给你自己去完成。
那么，我们一起来总结总结，在《旧山河》的53篇随笔里，是怎么讨论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的。如果我们用哲学、政治学、制度经济学这些现代思维工具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会有个观察结论：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历史中，群体与个人的关系很不正常。比如，现代国家价值体系里普遍强调的个人自由，在旧环境里完全找不到。那时候，个人存在的全部意义，只是完成自己在群体中的职责。要知道，群体和个人的关系，是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基础，因为这个基础从来都不正常，才会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一再重现糟糕情况。
基于这个观察，《旧山河》里的随笔，多次触及了下面三个具体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时刻关注群体的重大问题，真的好么？第二个问题是，历史上有过许多的盲目杀戮和随意破坏，参与者原本是平民，好像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残忍的暴民，他们都是怎么来的？第三个问题是，在儒家体系中，个人需要在群体里安身立命，就连动荡中的暴民，也是成群结队活动。那么，中国历史上那些特立独行的人物，他们具备了哪些要素，才能够坚守独立的精神？下面，我们来一个个看。
第一部分
时刻关注群体的重大问题，真的好么？儒家向来有极强的使命感，始终在思考“天下和民族命运攸关，应该怎么办”，始终坚信“辅佐明主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儒生身为孔子之徒，有这样的忧虑，是义务和本分。这种使命感渗透下来，几乎成了所有人的道德标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打小就贴在教室里。没有儒家传统的西方，几乎不可能体会我们这种整齐划一的责任感。现在的国学演讲，还经常以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四句话开篇。
《旧山河》告诉你：这类忧国忧民，忧的内容基本一致，都是怎么办和舍我其谁，质量也低下。因为人类已经探索了宇宙，天地概念早就变了；现代国家，人人平等，用不着别人代替他立命；古今中外文明中有许多伟大智者，又该继承发扬哪一个的思想；如今强调发展和竞争，万世不变的太平也不再被向往，还沿用这类老问题和老答案，已经没什么价值了。最可惜的，是儒生们除了忧国忧民以外，很少思考自己的生活，形成其他的思想成果。对强行以天下为己任，刀尔登在另一本书里干脆叫它“以天下为狗任”，意思是越没有独立的精神，越喜欢这样的宏大责任。
古代的思想者在如何“为万世开太平”这方面，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完全不成比例。古代的思想者，最大的话题，最大的心事，无非是对政治权力的安排。许多人读古代诸子的著作，会产生厌倦之感，因为说来说去，总是先磨炼自己，再配合君主，君臣齐心打造儒家理想中的等级社会那一套话，看一种还新鲜，看了两千年里的书就会想：为什么不换些话题，换种想法呢？从先秦诸子到明清之交的思想家，殚精竭虑，苦思出路，但并没有想出什么。他们对旧弊病批评起来头头是道，一旦试图寻找答案，又总是绕回旧经验和儒家的旧框架。从我们今天的思考来看，他们的工作，甚至没有构成思想的基础。
这样的场面，自汉代开始，到两晋隋唐、两宋明清，时时上演，有时滑稽可笑，有时凄惨悲凉，刀尔登举了个既悲惨又荒诞的例子来形容这种往复：二三十年前有篇旧报道，说有家人把农药洒在了面口袋上，舍不得扔粮食，就把沾了农药的上层面粉掸掉，用剩下的面做馒头，结果全家吃了馒头以后进了医院，男主人死了；农妇哀痛过后，想馒头用面多，包饺子想必无事，结果吃完饺子，又毒死了一个女儿；农妇不敢再吃这面，又拿它喂牛，结果又把牛毒死了。古代的每一次改朝易代，都发生一次大规模反思，但是反思来反思去，本朝代该犯的错误一个都不会少，又以相同的结果收场，总是把牛又给毒死了。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思想局面？有三方面的原因。原因之一，是因为思想工具的贫乏。这种情形，王小波说得干脆：“儒生们从经典里学到一些粗浅原则，就觉得自己懂了春秋大义，站出来管理国家，妄断天下的是非曲直，大明帝国成了他们交的学费，大清帝国又是他们交的学费。”而且，人在缺少相关的人类活动时，是没办法做出超出经验的政治设想的，也就是说，思想一旦被限定在儒家范畴里，行动起来就不敢越雷池半步，不想也不可能去做什么社会实验，去探索另一种制度可能。
另一个原因，是即便面对真相和事实，人们也未必容易接受。即使有全人类经验可供学习的今天，现代性的思想也很难被顺畅使用。人的价值体系一旦固定，再学新知虽然欢欣鼓舞，但一有机会总是要回去。比如上网看新闻，如果你不喜欢“月亮国”，一旦看到标题里有月亮，干脆不打开，再过几年，可能就会相信世界上根本没有月亮了。
第三个原因，是儒家自身的问题。古代的思想者，几乎都是在权力中反对权力，在体系中反对体系。汉代董仲舒以后，皇权和儒学，都在使用儒家思想工具，本来是只有迈出去才能获得答案的，但即便填写新词，用的也是共同的曲谱，结果是又一次加固了思想的笼子。
儒家思想作为凝聚群体的有力工具，特长是能使其中的每个个体都找到自己的使命，显得精神生活也很充实，简直不再需要独立精神了。这种思想框架导致的后果是，“以天下为己任”被定义成了读书人的职责，儒生们几乎是抢着或至少装出抢的样子去主动承担。要知道，一个读书人，尤其在激荡时期，如果不以天下为己任、闭口不谈国事，会被看做没有心肝。这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浪费：古代中国最卓越的头脑，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最大，不知不觉地牺牲了许多学术的前程。
古代的政治思想家，往往也是文学家、科学家、医生，古代的科技实践者虽然是工匠，但有能力搜集整理和传递知识的，仍然是掌握知识权利的士人。如果他们的头脑不被“为万世开太平”这类命题占满，而是用在别处，一定会有更大作为。比如明清之交的顾炎武，对待反清复明的事业，有一点儿若即若离，他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不错，四处观览，嘴上说是为了复兴之计，也没忘了满足自己的地理学兴趣，这种三心二意，引起当时很多志士的不满，其实也有些道理。天下兴亡，判别标准应该是个人是否有机会实现幸福。如果天下只要求牺牲和放弃，“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那兴亡又有什么分别？
群体虽然和每个人有关，但群体的问题，有细化分工下的专业解决途径，群体的责任，该由群体共同承担，个人应该只承担个人的责任。去关注你喜欢关注的问题，干你认为自己该干的事。从许多具体的细节做出贡献，你也许会发现，我们已经用生活回答了这个问题。
经刀尔登这么一说，我们才发现，古往今来，“胸怀全天下”之类的壮志，未必是人人必备的义务。儒家当初那样倡导，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有向善的道德趋势，时刻准备“我为人人”，当然是最大善了。可是，我们也会有点儿好奇：既然人心中都有向善的种子，为什么历史上群体参与的野蛮残忍事件却那么多，这善花又是怎么结出累累恶果来的呢？
第二部分
这就不难理解，暴民是怎么产生的了。很简单，只要放弃几样东西即可，首先是没有自己的原则。没有原则的人群最容易被驱使作恶，用利益，用危险，用激情，用随便什么东西。有时，没有原则是从儿童开始就训练好的；有时，则是个人为了集体归属感而主动放弃。
举个例子，假如某个国家、某个村庄有一个人，他有三条原则：不杀人、不偷盗、不骗人。第一个星期，他的朋友杀了人，出于对朋友的爱护，他开始处处为朋友辩护，将信条也改成“杀人并不一定不好”。第二个星期，一辆汽车在他家村口抛锚，被村民抢了个精光，他觉得自己必须向着乡亲，第二个信条也被修正为“偷东西有时是高尚的”。到了第三个星期，国家出了一些骗子，他是坚定的爱国者，干脆拿出“人类就是弱肉强食”之类的道理去论战，乃至觉得诈骗才是爱国。所以，不到三星期，他就变成了另一个人，而这样一个人，是很适合放进施暴群体的。
最后放弃的东西，是对自己的道德约束。对自己做道德约束，是能力，也是责任，当然也就有视为负担的，觉得索性交给别人来决定算了。比如说，一个孩子在吃一块肉，若是劈面抢来，他也许有点儿不好意思，但是如果有人下令，他夺了就走，就觉得心安理得，仿佛罪不在己。在描述这种景观时，刀尔登的刁钻劲儿来了：他提了个问题，这些什么都做得出来的英雄好汉，怎么不舍得留下自己的名字呢？这多么可惜。他设想出一个场景：有位好汉爷爷活到七八十岁，听子孙说起清军攻克扬州后屠城的“扬州十日”，就说你们说的这事儿，爷爷是亲历，而且亲手砍死了十好几人，有老有小，有男有女。子孙提出这是否缺德，他老人家大怒：放屁！这是长官的命令，与我有什么干系？自有旁人承担，爷爷才不要管。我这平生得意之事，不能埋没，快去找个石匠来刻块碑把它写上。
这种石碑，我们当然没见过，那只是煞有介事的讽刺。以杀害无辜为荣的心理变态者，总是罕见的。实际情况是，暴民队伍解散以后，多数参与者并不理直气壮，如果被追问，或者矢口否认，或者羞羞答答地说受了蒙蔽。他们当时自以为转移了责任，事后迟早会发现那是虚假安慰。即便只是道德审判，你也找不到当初那个鼓动自己的人了。这种事后像人一样忏悔，而事前事中则像僵尸一样行动的悲惨罪恶，每个人都该竭力避免才是。那些放弃了原则和责任，盲目跟随邪恶的可怜可恨之人，加入的是主流群体之外的另一个群体，他们本人当然不想留下名字。从存在价值上说，在个人意识消失以后，除了接受审判之外，也不值得留下名字。
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除了模范执行儒家价值观“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仁人君子，还有一类特立独行的人，在当年，他们被视作狂人怪人，但在逐渐宽容的今天，我们说他们是具有独立精神的人。在当时那样一种群体和个人关系局面下，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这是我们今天想讲的第三个问题，他们具备了哪些要素，才能坚守独立的精神？
第三部分
具体说来，有三个要素，可以说正好和沦为暴民的步骤相反，也就是：坚持独立的尊严、独立的原则、独立的道德。
独立的尊严，也就是对自己独立精神的尊重。表现出来，就是愿意为之做什么样的牺牲，在古时候，很可能是生命代价。有个历史人物，刀尔登在书中多次论及，就是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在刀尔登眼里，嵇康是中国历史上独立精神的典范，但嵇康的遭遇，也是想在旧山河里寻求思想自由者的典型悲剧。竹林七贤里，嵇康的文学成就最高，也最有哲学家气质。后人说嵇康愤世嫉俗，其实他是不在意世俗，所求的不过是在混乱政局中我不惹你们，你们也别管我。但他娶了曹操的曾孙女，在司马氏掌权的时期，这就是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嵇康自知危险，已经尽量小心了，王戎说与嵇康相知二十年，没怎么见过他喜怒形于色。但他毕竟个性高傲，还是时不时要小小发作一下。为了个性的自由，他在拒绝投靠司马氏这事上，不肯做丝毫让步，最后被杀，也可以说是求仁得仁。在儒家体系里，尤其是司马氏即将取代曹魏那种时期，想追求思想和人格独立，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
说完独立的尊严，我们来看第二个要素，坚持独立的原则。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位，是战国的思想家杨朱。杨朱将人的生命看得最重，主张人的生命属于自己，且只属于一次，无论是财富、权力，乃至整个天下，都不值得拿去交换，他既不许别人侵夺自己，也绝不侵夺他人。他在当时影响巨大，占据了理论界的半壁江山，但他的著作却没有流传下来，后人知道的一些片段，还是因为被他的对手引用，才得以保存。
我们再来说说最后一个要素，独立的道德。独立的道德主要指一个人对道德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他所奉行的价值观，不一定是被主流道德认可的价值观，比如许多背负历史骂名的人物，细分析起来，他们并非是真正的恶人，只是价值观和行为在当时显得有些独特。曹操是古代乱臣贼子界的代表人物，从他身后起，一直被骂到近现代，到了这几十年，世人才逐渐承认曹操在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和推动作用，也接受了在道德领域为曹操翻案，说曹操是个复杂立体的人，并不是脸谱式的大奸大恶。其实更值得翻案的还多着呢。
实际上，孔子主张道德上的自主，孟子也讲过大臣对君主的态度，首先取决于君主怎么对待臣下和人民。但到了宋朝以后，则取消了君主的义务，再也容不下冯道这种普通好人。冯道能很好地活下来，大概是因为他对自己的道德有独立判断，是不太在意外人议论的明白人。
概括一下，独立的尊严，是既然树立了坚持自我的信念，便勇往直前。独立的原则，是从理性上珍视自己存在的独特价值。独立的道德，是不盲从、不以环境为借口，坚持奉行内心的善良。这三条，任何时候，想做到都不容易，何况是几乎没有个人空间的古代，所以上面这些人物，显得既可敬佩，更可同情。
除了刚才说到的三个要素，可能还得再加上一个条件：寻求精神独立的人，更需要有对他人精神独立的宽容。人人都有追求自由幸福的权利，但未必都有追求自由幸福的能力。在群体里生活久了，就会希望所有人都和自己一样，乃至恨那些特立独行者。正如胡适所言：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总结
这本书的重点内容就说到这里，下面来简单回顾一下今天聊到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时刻关注群体的重大问题真的好么？虽然体验上高尚，但这并不必要。大家基于相同的经验，忧愁一样的内容，不会有叠加的价值，反倒浪费了许多优秀的头脑，人们可以更多地去关注自己的人生、追求自己的幸福。
第二个，历史上的暴民，都是怎么来的？当人逐渐放弃了自己的原则、自居为可怜的弱者，甚至连道德责任都不想承担时，就极可能变为暴民中的一员，睁着一双血红的眼睛看世界，在暴民的眼中，可恨的越来越多，可尊敬的几乎没有。
第三个，独立之精神，有哪些要素？独立的精神，要有自我思想的能力，要能坚守这一思想下的道德和守则，要始终不放弃个性的尊严。这并不容易，也可以说是十分艰难。
说完这三个问题，我们发现《旧山河》讲的是历史，关注的则是我们当下精神生活中的大问题。我们的讲述，看起来都是在抨击儒家，其实并不是，因为儒家长期影响中国政治、左右中国人思想，不说它说谁呢？儒家自然做了许多好事，在保存和传递文化、有效管理社会、组织国家政治等许多方面，它都曾经非常管用；但它肯定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它因为自己的权力实践，逐渐成为政治实用主义，被世俗化为儒教，成为单一的社会价值之后，更是剥夺了个人自由的空间。
直至今天，倡导寻求思想的独立、生活态度的独立，仍然会遇到来自文化内部的困扰，年轻人每逢人生转折，自上而下，听到的大多是“这事别人都是怎么样的，所以你也该怎么样”，“别人都能这样你为什么不能这样”，或者“人人都像你这样，那可怎么办？”之类，很少有人告诉你，你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决定，不必过于介意别人都怎么样这类事儿。这些新苦恼，往往都来自老困境。
除了引起我们对个人与群体、对精神独立这类问题的思索以外，这本书还教给我们一种对历史的读法：读史，既不必影射戏说，也不是非要寻找管理别人和勾心斗角的原料，它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属于自己的问题，结合新的思想工具，得出新的答案。“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再豪迈，也不如一片新的山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