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5日 星期二
放大缩小默认探寻东莞古建筑的 生命底线
东莞时报记者 李立 来源：东莞时间网-东莞时报
位于寮步的西溪古村
南社古村里的古井
西溪古村残破的建筑
莞城振华路、大西路建筑群
可园 本版图片均由东莞时报记者 陈帆 赵浛锐 摄
可园、威远炮台、南社……这些历史古迹是东莞的骄傲，为人所熟知。除此之外，在东莞，还有许多未被世人发现的古建筑。它们散落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它们之中的大部分正坍塌、破败，零落成泥。
一个文物保护单位的称号，或许就能改变它们的命运，但对于很多古建筑来说，在历史价值的认定上，未必能踏上那属于“文保”的一级台阶（或是进入文物普查登记范围）。在城市发展的滚滚浪潮中，古建筑的去留，其实是多方力量权衡的一个结果；而在权衡的过程中，文保单位这条红线之外，属于这些古建筑的生命底线又在哪里？
民间力量的存在：
帮它们发出最后的哀鸣
而进入文保单位体系的古建筑，则能够享受到法律约束的效应，根据文物法相关规定，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文物，即便是业主，在进行改造时，也要向相关文物保护部门进行申请。
“法制体系的设立是一个基本底线。”钟毅认为，古建筑保护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多方力量介入寻求平衡的问题，不同的社会团体介入其中，目的和手段都是多元的，所达到的效果未必和“保护”的初衷相吻合，这种情况下，法制就是基础。
“城市建设中，旧城更新，有些老建筑，没有被列入到体系中，都面临保护的难题，需要地方文保单位摸清家底，按照不同的现状、类型，分门别类地列入各个体系内，通过地方条例的制约，对地方的历史建筑发挥保护作用。”钟毅建议，地方可以制定法规，通过法规的方式，让这些历史建筑享受到文保单位的规格，将其纳入到法律体系中来。
据钟毅介绍，成都在保护古建筑时，形成了一个“历史建筑”的概念，这一部分建筑可能没有具备文物保护单位的资格，但因为其能够反映典型的时代特色、展现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活场景，因此而受到保护。成都的历史建筑，可以说是文保单位的后备库。
记者了解到，2012年武汉市也曾出台《武汉市历史文化风貌街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其中规定，擅自拆除优秀历史建筑最高罚50万元。而对优秀历史建筑的评定上，范围也十分宽泛，华中师范大学的学生宿舍都入选了历史建筑。
东莞也有历史建筑这一定义。东莞市的历史建筑指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体现城乡发展历史、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物和构筑物，而已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已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不在历史建筑范围。
可以说，历史建筑的设定，拓宽了古建筑保护的范畴，2011年，东莞曾评定首批187宗“老房子”为历史建筑，但大多集中在石排、石龙、茶山三镇，包含民居、公祠、祖屋、书房、家庙等多个种类，其中民居类建筑占近六成。显然，无论从数字上还是地域范围上看，东莞历史建筑涉及的规模都还是较小的。
今年5月29日，东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工作正式启动，名城保护现状调研工作将在3个月内完成，规划编制工作则预计在一年时间完成。在动员会议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潘新潮还要求，在名城保护规划审批之前，各部门、各镇街要立即停止所有可能对历史文化资源尤其是历史建筑等造成损害的行为。
4个半月后的今天，道生园事件，无疑成为了东莞历史建筑保护工作中一个绕不开的感叹号。而对那些既没有文保单位招牌，又没能成为首批历史建筑的古建筑而言，它们的命运则仍然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社会意识的提升：
让文物保护成为一种自觉
冯骥才曾说过，城市的最大物质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衍，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
即便一座古建筑的历史价值使其无法进入文保体系，但在文化价值和血脉联系上，古建筑是无法与危房、旧屋等同视之的。
对此，钟毅认为，古建筑的价值判定，一是从建筑本身来说，看个体是否有历史、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价值，此外还要看是否囊括了这个区域老百姓的情感价值。“古建筑的价值是多元化的。”
慎重，是专家给出的意见，“政府在对待古建筑的去留问题时，应该是十分慎重的，应该参考多方面的意见。”钟毅说，就是做决定的脚步要放慢一些。
“拆绝对不是一个积极妥善的措施，政府需要在这方面提高认识。”张安蒙认为，古建筑保护的主体还是政府，尊重建筑本身就是尊重历史，只有这样的意识提升了之后，才能够有足够的动力和时间去寻找办法。
“这就像搬家，我们会保留一些东西，也会扔掉一些东西，在取和舍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价值取向的问题。”张安蒙说，像一个清代的花园，已经处在现代建筑的包围中，已经十分逼仄，如果还能好好保护它，使其留存下来，反而会成为政府对文化重视的一个象征。
这个家如何搬呢？2011年，东莞理工学院一份名为《城市景观与历史街区的重组与保护》的论文中提到：旧城应该要保护得体，而不该是推倒重来，也不该是大拆大建，它应是一种以逐步恢复街区历史传统风貌为目的，渐进式的整旧更新行为。旧城里的传统建筑重在加强日常修缮和采取“有机更新”方式加以改善。
“城市的发展 就像人长个子，是通过岁月积累慢慢长起来，而不是穿增高鞋，或是通过药物突然拔起来的。”东莞理工学院城市研究中心副教授阎江说，有机更新就是一种循序渐进的发展，避免大拆大建的粗放式发展。
从大拆大建到有机更新，这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上的转变。阎江认为，在当下的背景下，人们正从经济发展转向文化诉求，从单纯吹求GDP到追求城市是不是更有历史感、是不是更有文化传承：“如果大家都认同这样一种转变的话，一座承载一个普通人记忆的老房子，就不会被粗放式的拆迁。”
“通过法律来做一些事情，往往都是最后的手段。”阎江指出，文物保护在社会事务中，不会占据到主要位置，可能和经济发展相比，民众自身也更关注后者。这就涉及到另一层面的问题，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到底是怎样的？毕竟道生园也是在被拆之后才引起关注。
古建筑的保护，其实也是人与房子之间的一种关系处理。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即便是牛过蓢这样保存完整的古村落，也已经鲜有人居住，超朗村宣传委员麦生说，年轻人觉得住老房子太丢脸，都搬到现代化的新房子里去了。
在寮步西溪的一次探访中，巨野子木和醉红颜曾发现一围老建筑，里面的建筑保存得都十分完好，但由于无人居住，草都长到了屋子里，房屋正出现坍塌的迹象。巨野子木感慨良多，他说，即便是把古建筑保护起来，离开了居住在其中的人，这样的地方可能最终还是会消失。
“对古建筑的保护，要激发房屋主人的保护意识，激发周边居民的保护意识。让他们对于古建筑更加了解。古建筑也好，古村落也好，保护还是要从村民入手，提升全民的保护意识，提升村里整体文化素质，真正从文化或者传承的角度，提升村子潜在的价值，从而盘活这个村落，让它能够相对地比较长久、持久地保存下去。”巨野子木说。
道生园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当年振华路拆迁时，同样引发了民众的讨论，随之而来的是民众意识的进步。“从振华路到道生园，体现出公民社会的一种开放性，舆论和民众的参与，使得人们对于古建筑保护的事情有了新的认识。有了这样的进步和认知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期待这座城市能够在一个相对公正的道路上向前行进。”阎江说。
巨野子木和醉红颜最近一段时间很忙，作为东莞民间学者的代表，他们陪同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专业委员会的四位专家，到茶山牛过蓢等三个古村落考察。去年，也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南社被评为中国景观村落的称号，也成为广东省唯一一处荣获这一称号的古村落。
巨野子木来自山东，醉红颜则是地道的本地人，两人是阳光网文学论坛的版主，闲暇之余，他们经常行走在东莞的各个地方，去寻找和发现那些不被人们所关注的古建筑。去年，两人把行走的成果集结成书，《东莞城迹》主要讲述莞城那些隐匿在巷弄之中的古建筑，讲述它们的故事，以及它们的命运。
巨野子木的计划是在东莞行走十年，每年能够出一本书。他说，文化沙漠这件事和东莞是无缘的，古建筑是一种文化存在，它们是长在沙漠之上的草。
留存在东莞的古建筑的确让许多不了解的人感到惊喜。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张安蒙因为中国景观村落的事情来过几次东莞，但每一次来，东莞的古建筑还是让她有新的发现。
“东莞留存了这样一大批古建筑，对我们刚刚接触的人来说是很意外的，我们都以为这里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很发达，但可能与历史有关的东西已经不多了。”张安蒙说，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对东莞的认识是不足的，把东莞甚至广东看做是文化沙漠，这样的概念完全是一种误解：“岭南的建筑本身就是广东文化具有象征性、标志性的东西，东莞有这么多具有典型岭南特色的古建筑，可以说，文化的基因就浓缩在这些砖砖瓦瓦当中。”
为了发掘这些基因，巨野子木和醉红颜一有时间就会组织文化爱好者到东莞各个地方行走，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录下文化发现过程。对于古建筑的一举一动，他们也保持着相当的敏感。国庆期间，正在外地出差的巨野子木留意到微博上道生园被拆的信息，他一连发出数条微博，引发媒体关注，道生园被拆很快成为社会事件。讨论之余，不少人也意识到，那些在文保单位之外的古建筑，似乎都面临着同样的命运。
在巨野子木和醉红颜的行走笔记中，关于东莞未被人们了解的古建筑不胜枚举：“东城温塘社区，有一栋民国时的建筑，叫做绍贤家塾，建筑保存十分完好，是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我们去了几次，光是温塘社区的古建筑就写了有七八万字的文章。”
清溪镇罗马村罗裙埔这个村保存得非常好，全部铺的麻石路，规划得十分规整，都是清末民初的建筑，现在周边正在修高架桥。
这些老建筑、老屋很多都已经无人居住，巨野子木和醉红颜去探访时，翻墙爬屋是常有的事情。前不久，巨野子木去南方卫视参加一档节目，当他介绍自己去探访古建筑时被人当做偷鸡贼，很多人都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东莞。
古建筑的文化发现对两人来说会带来一种精神上的愉悦，“这些经过了百年以上的建筑，我们有幸走进它们，记录它们，这是我们和建筑和历史之间的一种对话。不管人们理解与否，我们都会做下去。”巨野子木说，他们一直是斗志昂扬的。
但另一方面，失望和焦虑的情绪却也时常笼罩在他们的头上，“曾经我以为很多古建筑都会没事，但没想到到最后都是一片凄凉。我们只能表达我们的一种思绪忧虑，只能帮它们发出最后的哀鸣。”对巨野子木来说，自己的力量还是太小了。
“东莞政府对于古建筑的保护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如果说希望的话，是希望在保护工作当中，能够多听取民间的意见，吸收民间人士，尤其是当地人的参与。一些建筑的鉴定，拆迁也好保护也好，广泛争取市民、村民的意见，更加民主一些。”巨野子木说。
当记者向他询问，有没有一些正面的案例：一些古建筑在经过他们的发现和推介后，得到了新的关注，焕发了新生命？两个人想了半天，却只得到了一声叹息：“老建筑我们还是守不住的。”
地方法规的制定：
古建筑保护的基本底线
牛过蓢古村落的一侧，有一座更楼，正面的大门处挂着“东莞市不可移动文物”的招牌。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专业委员会专家组的一位成员说：“如果（古建筑）都有这面招牌，那很多事情就可以避免了。”
据记者了解，不可以移动文物分为三种登记在册，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进入文保单位的古建筑需要一定的条件，包括历史、文化、建筑特色等方面的要求。2007年到2012年，我国进行了第三次文物普查，简称三普，在三普中登记在册的古建筑，也能享受到文物保护法的相关条例。但即便如此，三普登记在册的文物被拆除的新闻仍是时有发生，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研究所所长钟毅说，这样的问题在全国都存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景观村落的称号，也算得上一个类似的“招牌”。进入中国景观村落名录的单位，除了建筑本身的特色之外，还要在建筑保护上下一定的功夫。入选的古村落都要签订一个公约，对村子的保护要做出承诺，在古村落保护原则下，专业委员会推动它们转型升级，并提供专家的指导规划，这些方面都将有力地支撑起古建筑保护的后续工作。
这更像是一种民间的约法三章，一个称号所带来的地方荣誉感背后，是对古建筑保护的一份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