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4月，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问：为什么秦朝在秦始皇死后，不到三年就灭亡了？对于贾谊《过秦论》中的有关分析，毛泽东最为赞赏。

他说：贾谊是政治家、历史家，他写的《过秦论》是以人民力量和人民的向背为基本立足点，来观察国家兴衰、帝王成败的。所以，《过秦论》最后的一句话概括秦朝速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人民施行暴政，丧失了民心。这是值得后世汲取的深刻教训。

毛泽东读《旧唐书·朱敬则传》，里面载有朱敬则给武则天的一份上书。

这份上书认为，秦始皇重用的李斯行申韩之法，追求计日程功，乃是不得已的“救弊之术”。法家的刻薄寡恩和崇尚诈力，适合于屠灭诸侯时的形势，而一旦天下安定，则应易之以宽泰醇和的政治气氛。

朱敬则分析秦朝灭亡的原因是“不知变”，即秦统一六国后，依然是用严刑、施刻薄、重兵战，而不“易之以宽泰，润之以醇和”，即不施“仁政”，其失败是必然的。

朱敬则的观点大多是对贾谊《过秦论》的发挥，毛泽东看出两者之间的思想联系，在《朱敬则传》旁批道：

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毛泽东赞同贾谊和朱敬则对秦朝灭亡政治原因的分析。

秦王朝二世而亡，前后只有十五年，属于典型的短命王朝。对于秦王朝灭亡的原因，总结得最深刻的无过于西汉才子贾谊所做的《过秦论》。该文追述了从秦孝公到秦始皇等历代帝王励精图治、兼并天下的历程，尽力渲染秦始皇底定天下后的国力之强，防御之固，然后笔锋一转，沉痛地写道：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

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

贾谊的《过秦论》，其精警之处在于揭示秦始皇未能分清打天下与坐天下的区别，不懂得“高诈力而贱仁义”用之于兼并之世尚可，而用之于安定之时则不可。

正确的办法是逆取之后要转而采用顺守之策，废除苛政，与民休息，把赢得民心作为巩固政权的根本之图。

而秦始皇则迷信法家的法、势、术，“孤独而有之”，从而使国家陷入无休止的“折腾”之中，这正是秦始皇事业迅速归于失败的症结。

贾谊极为看重民心向背在夺取和巩固政权中的作用。他认为，陈胜、吴广这些人的能量与原来的六国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秦国能战胜六国统一天下，却挡不住陈胜、吴广等“氓隶之人，迁徙之徒”所激起的反抗怒潮。所以再强大的政权一旦失去民心，也会土崩瓦解。

后世帝王吸取了暴秦二世而亡的教训，纷纷采取“外儒内法”或“外道内法”的综合统治方略。虽然政权的本质没有改变，但至少表面上投下了道德的影像，多少能给被统治者以安慰和期待。

对此，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环境中的毛泽东自然深有感慨。共产党之所以战胜国民党，根本的原因也在于国民党失去了民心，而共产党却代表了新生的希望，所以最终能转弱为强。

他对贾谊《过秦论》的认同和重视，是基于历史的通感和通识，并非是单纯的就事论事。

毛泽东同意贾谊和朱敬则对秦亡原因的分析，这个分析中的指导原则是孟子的“仁政”观。

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秦二世没有把握历史发展大趋势，不懂“攻守之势异也”。坐天下安定和平之时，未变更打天下兼并战争之策，所谓“仁义不施”也！

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施行暴政，丧失了民心”。这里，仁政与暴政的对比，也就是成功与失败原因的探析！这似乎是一条普遍规律，虽然，每个历史时期仁政与暴政的具体内容有变化有区别，但是基本原则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