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孝经》，分为古文《孝经》和今文《孝经》，《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孝经”类著录：
《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
《孝经》一篇。（十八章。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1]
“《孝经古孔氏》一篇”唐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古文字也”，即鲁孔氏之古文《孝经》，《汉书·艺文志》记载说：“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2] 东汉许慎之子许冲上书《说文解字》时也有提及：“慎又学《孝经》孔氏古文说。古文《孝经》者，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宋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推测说“盖始出于武帝时，至昭帝时乃献之”，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亦持此说[3]。
“《孝经》一篇”为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以及后来张禹所传者，为今文《孝经》，《汉书·艺文志》记载说：“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4] 隋刘炫《孝经述议》序引西汉刘向《别录》云：“（秦）焚书之后，河间人颜芝受而藏之。汉氏受命，尊尚圣道。芝子贞乃出之民间，建元初河间献王得而献之。”[5]这对《汉书·艺文志》所载今文《孝经》之源流作了重要补充，隋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芝子贞出之，是为今文。”[6] 或即本于此。此外《隋书·经籍志》也有基本相同的记载：“（《孝经》）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凡十八章，而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苍、谏议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皆名其学。”[7]
今文《孝经》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张禹五家，经文皆同，但孔氏壁中古文《孝经》与今文有异。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孝经》古文与今文的区别，一是分章有所不同，今文十八章，古文二十二章，其具体情况，颜师古《汉书》注谓二十二章古文《孝经》为：“《庶人章》分为二也，《曾子敢问章》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8] 二是文字有所不同，例如，今文“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在古文中都有所不同，颜师古《汉书》注引东汉桓谭《新论》谓今古文在文字上“异者四百余字”[9]。
但《隋书·经籍志》记载：“至刘向典校经籍，以颜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为定。郑众、马融，并为之注。又有郑氏注，相传或云郑玄，其立义与玄所注余书不同，故疑之。”[10] 也就是说，后来刘向校定《孝经》时，以今文比对古文，“除其繁惑”，形成了一个刘向校定的以十八章为准的新本（本文后称“刘向校定本”），此本在长时期内被作为今文《孝经》来看待，不过揣摩《隋书·经籍志》的记载，以及根据庄兵对敦煌吐鲁番写本中所见《孝经》以及郑氏注《孝经》的研究，刘向校定本实际上是折中今古文而成[11]，它虽然以今文十八章为基础但也参用了古文，也就是说，西汉《孝经》的今古文可能就此混同了。刘向校定本广为流传，此本不仅是郑氏注所本，也是唐玄宗御注所本，到宋代邢昺为御注本又作疏，即今常见十三经注疏本中的注疏本（以下简称“注疏本”），上述诸本常被作为《孝经》今文本来看待，其实已并非纯粹的今文，本文姑且加引号称为“今文”。
二十二章古文《孝经》，据《隋书·经籍志》有孔安国为之作传：“梁代，安国及郑氏二家，并立国学，而安国之本，亡于梁乱。陈及周、齐，唯传郑氏。至隋，秘书监王劭于京师访得《孔传》，送至河间刘炫。炫因序其得丧，述其议疏，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后遂著令，与郑氏并立。儒者諠諠，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旧本。”[12] 这使得根据刘炫述议之孔传《孝经》与郑氏注和玄宗御注《孝经》进行比较，来确切探讨汉代《孝经》今古文之别时，愈加不易，除了孔传本自身流传所产生的不确定性，主要还是因为郑氏注、玄宗御注所源之刘向校定本已是一个今古文折中本，不是一个真正纯粹的今文本，此外，玄宗御注本亦有据古文改经的情况[13]。
幸运的是，海昏侯墓出土竹书中对《孝经》的说解简[14]，能反映刘向校定《孝经》之前的西汉今文《孝经》的一些情况，部分内容可用来对比探讨《孝经》的今古文问题。
首先是关于分章与章名。“今文”十八章注疏本、敦煌吐鲁番《孝经》及郑氏注本等有章名[15]；二十二章之日本孔传古文《孝经》也有章名[16]，但北宋时期司马光的二十二章《古文孝经指解》及范祖禹所书古文大足石碑本俱无章名。可见，十八章与二十二章的确是《孝经》今古文的一个重大区别，但这是分章上的区别；至于各章有无章名，并不能作为区别今古文的标准，从海昏竹书《孝经》说解简内容看，尚不见有引用《孝经》章名者，我们推测西汉今文当无章名。
其次在文字上，桓谭《新论》谓《孝经》今古文“异者四百余字”。《孝经》全书才一千多字，若有四百多字有异，则似乎今古文区别较大，但清代毛奇龄认为这些基本上都是字上的古、今之别，非经文内容有异：“古文'女’'辟’'弟’'岂’'谨’'弗’诸字，今文作'汝’'避’'悌’'恺’'慎’'不’诸字，……则意《艺文志》所云'经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为异’者，非经文有异，而古字异也，刘向所谓古文字也。……至如异者四百余字，则断是古字。若经文祇千余字而异者四百余，则别一《孝经》，非古今文矣。”[17] 以情理度之，或即如此。今古文文字上的区别，《汉书·艺文志》举有两例，一是“父母生之，续莫大焉”，“续”字孔传本古文作“绩”，注疏本、敦煌吐鲁番本均作“续”[18]；二是“故亲生之膝下”，注疏本等同，孔传本古文作“是故亲生毓之”[19]。遗憾的是，海昏竹书中尚未发现与这两条经文相关的今文内容。《汉书》所记这两个今古文有别的例子，很难看作是毛奇龄所说的古今字上之别，但或许正如毛氏所言，这样的情况很少，所以《汉书》仅举了这两例。此外，也还有一些其他例子，后世常以之为据作为今古文区别的标志来看，例如“今文”《庶人章第六》中“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在孔传古文《孝经》中《孝平章第七》作“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孝亡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20]，二者的主要区别是有无“以下”，这也常被后世学者看作今古文之别。海昏竹书Ⅰ区有二简内容如下[21]：
其爱，君取其敬，兄取其顺。【Ⅰ-5-(6)-066】[22]
尊俭立身之/故自天子至于庶人【Ⅰ-5-(5)-065】
简065前半断简当不归属于此，后半断简正好能与简066相接，编连后的文句又见于Ⅲ区简675与简698编连后的内容：
●君至尊也，亲不至；母至亲也，尊不至。尊亲至者一人/□□□兼之者【Ⅲ-25-(6)-675】父也。母取其爱，君取其敬，兄取其顺。□［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有终始【Ⅲ-26-(13)-698】
由上可见，西汉今文确作“故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以下”二字。但问题不止于此，其后“孝有终始”，是今古文“孝无（亡）终始”的异文，还是对前面“故自天子至于庶人”的说解呢？
先看这一章孔传的说解：“躬行孝道，尊卑一揆。人子之道，所以常也。必有终始，然后乃善，其不能终始者，必及患祸矣。……此又总说其无终始之咎，以勉人为高行矣。”从孔传看，古文经文当作“孝亡终始”。再看玄宗御注：“始自天子终于庶人，尊卑虽疏，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无此理，故曰未有。”邢昺进一步疏解说：“夫子述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行孝毕，于此总结之，言其五等尊卑虽殊，至于奉亲，其道不别，故从天子已下至于庶人，其孝道则无终始、贵贱之异也。或有自患己身不能及于孝，未之有也。”御注、邢疏与此前孔传、郑注在“而患不及者”上的重大差异，即孔传、郑注解为“患难不及于己身”，玄宗御注解为“担忧己身不及于孝”，是《孝经》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此外，对“孝无（亡）终始”的解释也有可说道之处。孔传“必有终始，然后乃善”是从正面说要“孝有终始”，“其不能终始者，必及患祸矣”则是从反面来说，经文及孔传所言“终始”，刘炫《孝经述议》云：“此经所云'终始’者，行孝初为始，行孝讫为终。”案《孝经》首章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23] 则“始”谓“始于事亲”，即身体发肤不敢毁伤，“终”谓“终于立身”，谓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玄宗御注云“始自天子终于庶人，尊卑虽疏，孝道同致”，则似解“终始”为“始自天子终于庶人”；但玄宗《孝经制旨》又云“人无贵贱，行无终始，未有不由此道而能立其身者”[24]，“人无贵贱”固然可视作对应“孝无终始”可解为孝道无论是天子还是庶人，皆可同致，不过用“行无终始”来对应“孝无终始”之解似乎更为合适，谓人之行无论终始均由此道，乃能立其身，这里的“终始”与孔传“终始”含义应相同。邢疏解为“其孝道则无终始、贵贱之异也”，看似紧扣“孝无终始”，实则增字为训，以“无”为有无之“无”，与御注以“无”为“无论”相悖。
再看郑注：“总说五孝，上从天子，下至庶人，皆当孝无终始。能行孝道，故患难不及其身也。未之有者，言未之有也。”看起来其经文作“孝无终始”也没问题。但郑注中“上从天子，下至庶人，皆当孝无终始”令人费解，严可均谓“无”当作“有”，如此文意乃畅；此外，“未之有者，言未之有也”之复沓亦令人疑惑，此句辑自《群书治要》，而《经典释文》“言”作“善”，一本作“难”[25]，严可均谓“难”“善”二本皆误。严说郑注中“孝无终始”宜作“孝有终始”当是，不如此则文意难通，但谓“难”“善”二本皆误则可商，一是依《群书治要》作“未之有者，言未之有也”本就令人疑惑，严氏也自谓“末句尚有差误，不敢臆定”，皮锡瑞谓“言”下盖有脱文也不能令人信服[26]；二是若依一本作“难”，设想郑注为：“总说五孝，上从天子，下至庶人，皆当孝有终始。能行孝道，故患难不及其身也。未之有者，难未之有也。”“难”谓前句之“患难”，则十分通顺，作“难”自可通，作“言”作“善”则难通。若郑注果如此，其“孝有终始”之说，是源自海昏竹书《孝经》说解“孝有终始”，还是一个巧合？过去学者多以郑注《孝经》主今文，从此处看似亦能有所证明，但也有学者认为郑注是立足于古文学立场[27]，看来，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以上探讨，是把海昏简文“孝有终始”作为说解之辞来看待，如果大胆一点，假设将其作为“孝无终始”的经文异文来看待呢？我们发现，如此则“患不及”无论是如孔传、郑注解为“患难不及于己身”，还是如玄宗解为“担忧己身不及于孝”，都不成问题了，于前后经文很通顺，于孔传、郑注、御注亦俱可通。当然这里不是说孔传、郑注、御注所本经文已作“孝有终始”，而是受海昏简“孝有终始”的启示，提出了西汉刘向编定《孝经》之前其经文或许有此异文的一种可能性。
此外，“兼之者父也”“母取其爱，君取其敬”亦见于《士章第五》，但今、古文不尽相同，为方便比较并与海昏竹书内容对照，列表如下：
士章第五
孔传本古文
注疏本“今文”
子曰：“资于事父以事母，其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其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弟事长则顺。”
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
海昏竹书《孝经》说解
君至尊也，亲不至；母至亲也，尊不至。尊亲至者一人/□□□兼之者父也。母取其爱，君取其敬，兄取其顺。
郑注本与注疏本几乎全同，唯“而君取其敬”无“而”字。海昏竹书相较于孔传本、注疏本，其“君至尊也，亲不至；母至亲也，尊不至，尊亲至者一人/□□□兼之者父也。母取其爱，君取其敬，兄取其顺”中，“兼之者父也”可能是引经来说明前面“君至尊也，亲不至；母至亲也，尊不至，尊亲至者一人”的内容，而不表明是与后面的“母取其爱，君取其敬”构成与孔传本、注疏本顺序有异的经文。孔传本与注疏本，除了“其爱同”“其敬同”与“而爱同”“而敬同”稍异，最大的区别在于孔传本“以弟事长则顺”注疏本（包括郑注本）作“以敬事长则顺”，孔传云：“弟者，善事父兄之谓也。'顺’生于'弟’，故观其所以事兄，则知其所以事长也矣。”郑注云：“移事兄敬以事于长，则为顺矣。”孔传谓“顺”生于“弟（悌）”，故以“悌”事长则顺，所解以“悌”为中心；郑注则谓弟事兄以敬，移事于长则为顺，所释以“敬”为中心，背后的逻辑是“顺”生于“敬”。那么“弟”“敬”所指相同吗？如果不同，“顺”与“弟”“敬”哪一个更有关联？
从《广扬名章》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来看[28]，“顺”也与“弟”相关联，当以孔传本作“以弟事长则顺”义长。现在，海昏简文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简文云“君至尊也，亲不至；母至亲也，尊不至”，云“母取其爱，君取其敬”，可见于君言尊、敬，于母言亲、爱，“敬”是与“君”相联系，与“弟”有别；此外简文又明言“兄取其顺”，是“顺”与“兄”相联系，与“弟”相关。此外Ⅲ区简800也载：
兄之弟□［=］，上之顺下也【Ⅲ-33-(10)-800】
“弟”下残损处宜当有重文符号=，这里“顺”亦与“兄”“弟”相联系。海昏竹书中也有“顺”与“敬”相联系的文字，Ⅰ区简072载：
□［民］弗亲者，未之有也。□［教］其士民敬其君长而民弗顺者，未之有【Ⅰ-5-(12)-072】
不过，此处“敬”的对象仍是君长，和“君取其敬”义同，由此而产生的“顺”与“兄”没有关系，与郑注“事兄敬”不同。作为西汉今文说的海昏竹书，与孔传本古文的经、解是契合的，却与郑注有异，那么经文中“弟”“敬”的不同可能就不能看作是古文、今文之别了。
又，《孝经·谏诤章》的末句，注疏本作“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29]，孔传本作“从父之命，又安得为孝乎”，相异二字，似今文作“令”“焉”，古文作“命”“安”，虽然“令”“命”、“焉”“安”彼此可通，但如果可以作为今文、古文在文字上的差异，那仍是值得注意的事。今检海昏竹书《孝经》说解简中，Ⅰ区简174为：
□令，安得为孝乎【Ⅰ-12-(9)-174】
“令”前的这个字已残，不似“之”字，此句可能并非直接引用经文，但文字无疑与《谏诤章》中此句密切有关，或者可以猜测海昏竹书今文《孝经》经文当作“令”“安”。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注疏本等作“令”，与海昏竹书今文同，而与孔传本古文作“命”异；孔传本作“安”也与海昏竹书今文同，而与注疏本作“焉”异。由此可见，“令”“焉”与“命”“安”也难以作为区别今古文的标准。注疏本与孔传古文、海昏今文有同有异的这种驳杂情况，或许正是刘向校定《孝经》时“以颜本比古文”折中今古文所致。
海昏竹书中发现的虽然只是说解《孝经》的内容，但从以上略举的几例看，它对我们了解刘向折中今古文之前的西汉今文《孝经》的面貌，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1] 班固《汉书》卷三〇，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1718页。
[2] 《汉书》卷三〇，第1719页、第1706页。
[3] 见许惟贤整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下册第十五卷下，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347页；张三夕、杨毅点校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85页。
[4] 《汉书》卷三〇，第1719页。
[5] 见乔秀岩、叶纯芳、顾迁编译林秀一《孝经述议复原研究》，武汉：崇文书局2016年，第348页。
[6]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7页。
[7] 《隋书》卷三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第935页。
[8] 《汉书》卷三〇，第1719页。颜注说《庶人章》一章分为二章，《曾子敢问章》一章分为三章，“《曾子敢问章》”即《圣治章》，该章首句为“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古文比今文“又多一章”，这多出的一章，后世多以为即《闺门章》，载于今所见古文《孝经》孔传本（本文以下称“孔传本”）、北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本文以下称“指解本”）及范祖禹所书古文大足石碑本（本文以下称“大足本”），但今人庄兵认为此章内容本为《孝经》长孙氏的说解文字而混入经文，并为魏晋出现的《孔传》收入，参庄兵：《〈孝经·闺门章〉考——兼论前汉中后期《孝经》解释学的思想倾向》，《中国儒学》第5辑，2010年3月。
[9] 《汉书》卷三〇，第1719页。
[10] 《隋书》卷三二，第935页。
[11] 庄兵《敦煌吐鲁番文献展现的〈孝经〉今古文》，《政大中文学报》第二十七期，2017年6月，第231-278页。
[12] 《隋书》卷三二，第935页。
[13] 参陈壁生《明皇改经与〈孝经〉学的转折》，《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2期，第44-51页，又参其《孝经学史》第五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4-229页。
[14] 海昏竹书中的《孝经》说解内容，当和夏侯始昌、后苍、翼奉这一师受脉络之下的《孝经》说有特别的紧密关系，参朱凤瀚主编、柯中华副主编《海昏简牍初论》第十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第180-224页。
[15] 参金良年整理李隆基注、邢昺疏《孝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庄兵《敦煌吐鲁番文献展现的〈孝经〉今古文》所引。以下凡言及、引用注疏本、敦煌吐鲁番诸本均源自上揭书文，不再作注说明。
[16] 日本流传《孝经》孔传本有仁治本，林秀一复原刘炫《孝经述议》用此本，乔秀岩、顾迁编订《古文孝经孔传述议读本》则用清家文库镰仓末期抄本舟桥本，二本文字内容几乎完全一样。参乔秀岩、叶纯芳、顾迁编译林秀一《孝经述议复原研究》中“新版附录”，第331-502页。以下言及、引用孔传本时均使用《古文孝经孔传述议读本》所据之舟桥本，不再另作注说明。
[17] 毛奇龄《孝经问》，纪昀、永瑢等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83-284页。
[18] 见于今文《圣治章第九》、古文《父母生绩章第十一》。孔传本古文作“绩”，孔传：“绩，功也。”刘炫《述议》也说：“母生之养之以至于长大，其功绩无有大此者焉。”可见刘炫所见孔传本也作“绩”。但指解本、大足本作“续”，司马光曰：“续或作绩。”见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2册，第95页；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重庆市社会科学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编《大足石刻铭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第48页。为简便，以下引指解本、大足本不再另作注说明。
[19] 大足本文残，指解本同注疏本作“膝”，司马光曰：“膝或作育。”续、膝二字，依司马光所言，则古文本有作绩、育者，司马光所据古文本或已依今文而改。
[20] 指解本“以下”作“已下”，敦煌本中“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又有作“而患不及己者，未之有也”，严可均谓当有“己”字：“明皇本无'己’字，盖臆删耳。据郑注'患难不及其身’，'身’即'己’也。《正义》引刘瓛云'而患行孝不及己者’，又云'何患不及己者哉’，则经文元有'己’字。”此外敦煌本亦有作“故自天子以下至庶于人”者，“至庶于人”当为抄写之误。参庄兵《敦煌吐鲁番文献展现的〈孝经〉今古文》，第249、254、259页；吴仰湘点校皮锡瑞《孝经郑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47页引严可均说。
[21] 海昏侯墓竹简分四个区域提取的情况参管理、吴昊等《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竹简的现场及室内清理保护》，《江汉考古》2019年S1期，第8页。《孝经》说解简来源于Ⅰ区、Ⅲ区两个区，Ⅰ区和Ⅲ区简策在内容上有不少重复的内容，笔者推测Ⅰ区和Ⅲ区可能埋葬有相同的篇籍，参朱凤瀚主编、柯中华副主编《海昏简牍初论》第十章第215页。
[22] 本文暂用整理过程中使用的临时编号，编号四部分分别表示区号-图版编号-简策序号-简策原始编号，例如【Ⅰ-5-(6)-066】表示Ⅰ区第5图版从左往右数第6支原始编号为066的简。释文中/表示前后为断简，不可辨识的残缺之字用□表示，能根据上下文义补出的字用［］标出。
[23] 金良年整理《孝经注疏》，第4-5页；“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孔传古文作“受于父母，弗敢毁伤”。
[24] 见《孝经注疏》所引，金良年整理《孝经注疏》，第28页。
[25] 陆德明《经典释文》，第1337页。
[26] 郑注、严可均说、皮锡瑞语，均引见吴仰湘点校皮锡瑞《孝经郑注疏》，第47页。
[27] 皮锡瑞《孝经郑注疏·序》说郑注“所据《孝经》本今文，其注一用今文家说”，吴仰湘点校皮锡瑞《孝经郑注疏》，第1页；庄兵《敦煌吐鲁番文献展现的〈孝经〉今古文》说：“其注则采今古文说，乃至纬说，所用经文，则是取'刘向本’，所以，郑玄仍然是立足于古文学立场为《孝经》作注的。”第269页。
[28] 此引注疏本经文，孔传本古文同，惟无“之”字，“悌”作“弟”。此句孔传亦云“善事其兄，则必能顺于长矣。……顺出于弟”；郑氏注仍注云“以敬事兄则顺”，不肯言一“悌”字，大概欲与前面所注保持一致，而邢昺疏则无此顾虑，甚至似乎不理玄宗引经之注文“以敬事长则顺”，而放言“悌”义：“事兄能悌者，故资悌为顺，可移悌行以事长也。”把“顺”和“悌”直接相关联。邢昺疏基本剪截自玄宗时元行冲《孝经》疏，其时郑注、孔传均存，此句疏文或即据孔传为说。
[29] 敦煌吐鲁番诸本亦作“令”“焉”；此外指解本、大足本亦作“令”“焉”，与孔传本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