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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古典文献学家韩格平先生因病于2023年1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章黄国学”公众号特刊发韩格平先生的文章，以表达我们对韩格平先生的沉痛悼念。
训诂学能否演进为中国古籍注释学
——建国以来训诂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文丨韩格平
训诂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它的萌芽时期，可以一直上溯到先秦。到了汉代，便已是一门内容丰富、方法齐备、硕果累累的专门学问了。说它年轻，是因为把“训诂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加以研究，毕竟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而训诂学获得长足的发展，更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这十几年间。从1980年陆宗达先生的《训诂简论》出版至今，已有10多部训诂专著问世，可见政治气候的好坏，对训诂学研究有着重大的影响。
据笔者所见的训诂学方面的专著和论文看，建国以来训诂学研究的“热点”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训诂学的学科性质。在如何给训诂学下定义上，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的一个部份，大致相当于古汉语词义学。代表人物陆宗达先生，他对训诂学有这样的阐述：
“对象：古代文献语言（即古代书面汉语）的词义；材料：古代文献语言及用语言解释语言的注释书、训诂专书；任务：研究古代汉语词的形式（形、音）与内容（义）结合的规律以及词义本身的内在规律；目的：准确地探求和诠释古代文献的词义。所以，它实际上就是古汉语词义学”。（见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第5页）
相近的观点，亦见于周大璞先生的《训诂学要略》等专著。这一种观点，照顾到了传统小学分为文字、音韵、训诂三部份这一历史事实，同时，也可以视为对王力先生“我们所谓语义学的范围，大致也和旧说的训诂学相当”（1947年《新训诂学》）一说的延伸。
另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训诂学的实用性，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洪诚先生说：
“训诂学和词义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却不等于词义学。词义学是研究词的性质、结构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词，不包括句。训诂学不但要了解词义，还要讲明句义”。“训诂学虽是小学三门之一，但它必须贯通文字声韵之学，加以综合运用，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并见洪诚《训诂学》第6页）
于是，白兆麟先生对训诂学作有这样的概括：
“训诂学是以古代书面语言的训诂为研究对象，以语义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一门独立的科学；它的任务，是分析古代书面语言的矛盾障碍，总结前人的注疏经验，阐明训诂的体制和义例、方式和方法、原则和运用，以便更好地指导训诂以及与此相关的古文教学、古籍整理、词典编纂等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说，训诂学是汉语语言科学中的应用科学”。（白兆麟《简明训诂学》第17页）
相近的观点，亦见于赵振铎《训诂学纲要》、黄大荣《训诂学基础》、许威汉《训诂学导论》、苏仰光《训诂学》、黄建中《训诂学教程》等专著。现在看来，支持这一观点的人稍多一些。
2、关于训诂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诸家著作都拿出了相当的篇幅，阐述训诂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现在看来，观点基本一致。一般都认为，训诂的基本内容是古籍注释，包括正字、释词、解句、分析篇章结构、分析古文表述方式等等；基本方法，主要是形训（或称以形索义、以形说义）、音训（或称因声求义）、义训(或称比较互证、直陈词义)。不同的是，各家在阐述过程中有所偏重，对定义中的词语各有一番推敲，选用的例证亦各见其功力，有的学者对训诂的基本方法归纳得更为详细一些（如郭在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陆宗达、王宁合著的《训诂方法论》一书，对传统训诂方法的形训、音训、义训，做了更深入一步的阐述，对这些方法的理论基础、实践原则等等进行了精辟的论证，是目前研究训诂基本方法最富有理论性的专著。
在阐述训诂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各位学者还结合各自的训诂实践，对训诂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各类实际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如关于阅读古书的常见障碍（洪诚、白兆麟等）、关于阅读古书应该注意的一般问题（洪诚、吴孟复、许威汉等）、关于训诂工作中的常见弊病（周大璞、白兆麟等）、训诂工作的基本原则（洪诚、白兆麟、许威汉、杨端志、黄大荣、黄建中等）等等，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意见。此外，郭在贻先生在其《训诂学》一书中，有“训诂学的新领域——汉魏六朝以来方俗语词的研究”专章，对俗语词研究的历史、现状、材料、方法以及今后的设想都有精辟的论述；赵振铎先生的《训诂学纲要》有“译语”专章，许威汉先生的《训诂学导论》有“外来用语的词义”专章，分别对研究汉语中的外族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内容，大大充实了训诂学研究的内涵。
3、关于训诂学史和训诂要籍的评述。在相当多的训诂专著中，撰有训诂学史的内容，有的占有很大的篇幅（如杨端志先生的《训诂学》，史的部份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值得注意的是，诸家关于训诂学史的写作思路，都不同于胡朴安先生1937年所著《中国训诂学史》的基本框架，没有走胡先生按《尔雅》派、传注派、《释名》派、《方言》派……这些训诂类型进行划分的老路，而是从时间上进行断代，把训诂学的发展演进按朝代划分为几个阶段，然后评述各个阶段中的训诂专家、训诂成就以及训诂学方面的突出特点。这样写，使读者感到条理清晰，因而更为容易理解。
与训诂学史的阐述相配合，许多专著亦有训诂要籍介绍的内容。稍有不同的是，有的独成专章，有的归并于训诂学史。在训诂要籍的评述中，大家用笔较多的，是《尔雅》、《方言》、《释名》、《说文解字》四部专著。另外，对历代的重要注疏，以及训诂学方面的笔记、札记等，亦兼有评介。
以上三个方面，也大致概括了现今训诂学研究的基本轮廓。此外，建国以米，还有相当多的对训诂和训诂学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和论文集，如蒋礼鸿《传注训诂述略》、胡竹安《略论方言、俗语对训诂的作用》、徐朝华《反训成因初探》、陆宗达《〈说文解字〉与训诂学》、王问渔主编的《训诂学的研究与应用》、郭在贻《训诂丛稿》等等。1981年中国训诂学研究会成立以后，召开了训诂学教学讨论会，以及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许慎、黄侃、章太炎、杨树达等人的学术思想讨论会，收集论文数百篇。这些，推动了训诂学各个领域的研究。
许多学者对训诂学研究的昌盛兴旺寄予了无限的期望，亦提出了许多设想。殷孟伦先生在《训诂学的回顾与前瞻》（《文史哲》1982年第3期）一文中，把今后训诂学研究的主要工作概括为五点：①深入研究训诂学的理论与方法，并使之更为科学化、系统化；②有步骤地整理、注释我国的古代文献；③有计划地对我国历代的训诂著作进行一次全面的整理；④培养训诂专门人才；⑤加强中外训诂研究的交流。许威汉先生在《训诂学导论》的“今后的任务”一节中说：
“第一，在科学的语言理论指导下，综合运用文字、音韵、词汇、语法、修辞、校勘等方面的专门知识，分析古代书面语言里的具体情况，研究和继承前人的训诂成果、经验和方法；第二，不断学习和吸取国外语言学的先进理论和有关的研究成果；第三，建立中国训诂学自身的理论体系和科学方法论；第四，建设一支高水平的训诂学工作者的队伍；第五，做好训诂学的普及工作。目前尤其重要的是建设训诂学工作者的队伍”。（第242页）
黄建中先生在《训诂学教程》的“训诂学的展望”一节中，提出了加强对训诂学理论的研究，注意对训诂和训诂学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加强整理包括训诂和训诂学在内的各种古籍，扩大训诂的范围等四条设想。遗憾的是，上述诸家在行文中，都没有充分展开论述。
笔者在训诂学的教学中，经常和一些老师、同学谈及训诂学的现状。有的同学感到，训诂学的基本方法——形训、音训、义训——的核心理论在古代汉语课的文字学、音韵学、词义学中都涉及到了，而对如何训诂——正确地解释古文词语——的讲述又显得零散，尽管例子都很精当，但缺乏条理性。有的老师干脆说，训诂学除了一些名词术语之外，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说的虽然有失偏激，却也反映出训诂学研究与当前现实需要的差距。就笔者所见，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关于训诂学的教学目的。为什么要学习训诂学，学了训诂学又有些什么用途？常常是师生们议论的问题之一。陆宗达先生在《训诂简论》中对训诂的用途作了五点概括：①可以运用于古代文献的注释工作；②通过训诂可以了解和研究古代社会及其科学文化；③可以运用于工具书的编纂；④可以运用于指导阅读和语文教学；⑤训诂在汉语科学研究和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第141页至170页）现行的训诂学专著在讲述训诂的用途时，基本上承袭着陆老的观点。
笔者认为，以上五个方面不应视为同一层次，其中第一点应是训诂的主要用途，其它四点则居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说训诂有上述五点用途是十分正确的，但训诂学的教学目的则不能那么宽。其直接目的，应该是培养学生注释古代文献的能力。掌握了这个能力，学生自然会在古文阅读和教学、编纂工具书、汉语科学的研究和古代社会的研究中灵活运用训诂技能的。有了明确的教学目的，才能使教材的线索统一，使教与学的双方有一个共同的归结点。
2、关于训诂学的基本理论。训诂学应该有自己的基本理论，这个基本理论，应该在训诂的基本内容——古籍注释——中产生；训诂应该有自己的基本规律，这个基本规律，也应该在训诂的基本内容——古籍注释——中产生。对此，尽管已有许多学者加以注意，并进行了一些归纳、总结性的工作，但仍感到相当的薄弱。笔者认为，其主要症结，在于对训诂的基本内容是古籍注释这一点，理解的不够，重视的不够。特别是在当前，学科的分工越来越细，语言科学已经分化出文字、音韵、词义、语法、修辞诸学科，与古籍注释有关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学科又已各具规模，再不把古籍注释作为一个学科的高度来加以重视和研究的话，显然满足不了当前现实的需要。而当前的训诂学研究，主要注意力局限于语言学的范围内。既要同词义学“争夺地盘”，又与文字学、音韵学、语法学、修辞学等交叉并存，显示不出自己固有的特点。
既然训诂的基本内容是古籍注释，既然训诂学的基本理论和训诂的基本规律应该在古籍注释的实践中产生，既然训诂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注释古籍的能力，那么，训诂学何不演进为中国古籍注释学呢？
在这里，我们不妨先引述一下建国前几位学者有关于训诂学的论述。
齐佩瑢先生在30年代所著的《训诂学概论》中说：
“'训诂学’，是研究我国古代语言和文字的意义的一种专门学术。这里所谓'字义’乃是文字的'用义’……只有训释古语古字的用义才能配称'训诂’”（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页）。
笔者理解，“训释古语古字的用义”，指的是训释古语古字在行文中表达的文中义。接下来，齐先生说：
“那么，训诂学既是探求古代语言的意义，研究语音与语义间的种种关系的唯一学科，它就应当是'历史语言学’全体中的一环。这样，训诂学也可以叫做'古语义学’”（同上）。
现在，训诂学已经不是“……唯一学科”了，训诂学也可以叫做古语义学的提法便有待商榷了。最后，齐先生概括说：
“研究前人的注疏，历代的训诂，分析归纳，明其源流，辨其指归，阐其枢要，述其方法，演为统系而条理之；更进而温故知新，评其优劣，根据我国语文的特质提出研究古语的新方法、新途径，这便是'训诂学’”（第11页）。
这里有两层意思，前一层意思，是要总结前人注疏、训诂并加以条理化，这实为今天古籍注释学的内容；后一层是对发展训诂学的设想，其中“研究古语”的内容是相当宽泛的，且仅限于“新方法、新途径”而已，并未有“新理论、新体系”的要求。
张世禄先生在《训诂学与文法学》一文中说：
“训诂学，通常大都认为是字义方面的研究，往往拿它作字义学的别名，以为音韵之学、形体之学对称。实在依据中国训诂学的性质看来，与其说是字义学，不如说它是解释学；中国训诂学过去并非纯粹属于字义的理论研究，而是大部份偏于实用的研究，实际上，可以认为读书识字或辨认词语的一种工具之学”。（《学术》1940年第3辑）
张先生关于“解释学”的提法，是颇有见地的。
王力先生在1947年发表的《新训诂学》一文中说：
“这样，我们所谓语义学的范围，大致也和旧说的训诂学相当。但是，在治学方法上，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向来不大喜欢沿用训诂学的旧名称。这里因为要显示训诂学和语义学在方法上的异同，才把语义学称为新训诂学”。（《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第315页）
在全文的结尾，王力先生又说：
“从历史上去观察语义的变迁，然后训诂学才有新的价值……到了那时节，训诂学已经不复带有古是今非的教训意味，而是纯粹观察、比较和理解的一种学问了”。（同上第327页）
看来，王力先生是把“纯粹观察、比较和解释的一种学问”作为其后训诂学的基调，这同黄侃先生所说的“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黄焯《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第181页）的观点是一致的。
纵观现代、当代诸多学者关于训诂学的阐述，笔者认为，就当前的学术分工及现实需要看，训诂学不仅完全有可能，而且应该演进为中国古籍注释学。初步设想，中国古籍注释学的基本性质，是研究中国古籍（特指汉文古籍）的一般规律和方法的科学；它的基本内容，是探索注释古籍的各个环节（包括解题、标点、正字、释词、解句、提示段旨、今译等等）的规律与方法，总结并发扬历代训诂的优良传统，探讨如何迅速、准确，有效地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古籍注释的工作之中；它的研究对象，是文、史、哲、农、医等各个专业的古籍以及历代训诂专著。它与以往训诂学的不同点在于：①它归属于中国古代文献学，而不是汉语语言或汉语史；②它以研究古语古字的文中义为主，并对这个文中义的演化途径进行必要的有时甚至是相当繁杂的考证，但不把归纳词的意义结构、词义和概念的关系等等词义学的内容作为自己的研究内容，即把同词义学交搭的部份归属于词义学。③明确提出本学科的研究重点是古籍注释。
至于训诂学演进为中国古籍注释学的可行性，我想，大致可以提出以下几点。
1、符合训诂学自身发展的历史。训诂起源于古籍注释。中国漫长历史中产生的大量典籍必须经过整理方能为社会所利用这一客观需要，使得训诂这一专门学术具有生命力而历久不衰，为保存并宏扬我国灿烂的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今后，中国古籍注释学将进一步总结以往古籍注释的经验，借鉴国外的一些新方法，探索采用微机等现代化手段，更好地担负起整理数千年来宏富典籍的历史重担。
2、训诂学与词义学有了明确的分工之后，将有利于双方的发展。在古籍注释中，必然会涉及到方言、俗语、代语、译语、转语、同源词等词义学诸方面的内容，因此，随着被释词词义的阐明，亦会为以上诸方面的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反过来，上述诸方面的系统研究，对揭示词的文中义亦有指导作用。注释学和词义学这种互为利用的关系，使得二者都有可能得到发展。
3、有利于古籍注释专门人才的培养。古籍注释工作，涉及的知识面相当广泛，因此，要求从事古籍注释的专业工作者，要有自己相对固定的研究方向，又要有相当坚实的基本功。我们不能要求注释家必须是某一专业的权威，但他必须对该专业有相当深厚的造诣；我们不能要求注释家必须是语言学（或文字、音韵等某一方面）的权威，但他必须对语言学（包括文字、音韵等）有相当深厚的造诣；我们不能要求注释家对各个专业、各种知识都很精通，但他必须具备对所涉及的各个专业，各种知识进行考证的能力。古籍注释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这些关系很好地统一起来。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注释学和其它各学科，都可以构成相互利用的关系。实际上，前代训诂专家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文、史、哲、农、医诸学科提供了大量信实的材料，也为我们培养新一代注释专家提供了借鉴。当前，党中央要求古籍整理战线担负起整理古籍、培养人才的双重任务。相信中国古籍注释学的成立和兴盛，会有益于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
在这里，我们也应该看到，由训诂学演进为中国古籍注释学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首先，目前从事训诂学的研究、教学工作的学者，相当多的一部份人长期从事于古代汉语的研究，而在古籍注释的实践方面比较薄弱，要完成这一演进，需要一个过程。第二，一个学科的成立，需要有一整套较为完整的体系，这一点，目前还不完善，需要广大学者的进一步探讨。另外，不能不承认，中国古籍注释学的成立，将会意味着“训诂学”历史使命的完成，这样，对“训诂学”一词的“光荣退役”，人们在感情上可能接受不了。不过，我坚信，在科学不断发展的今天，广大训诂工作者能够勇敢地正视现实，奋思奋力，为古人，为今人，为后人，写下光辉的一页。
以上仅是一名热爱并关心着训诂学的青年人的几句心里话，回顾也好，展望也好，都可能有疏漏与偏颇，我将以十分诚恳的心情，期待着海内外专家的批评。
本文原载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5期）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