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鞍山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转载自《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廿辑），原作者邱秀虎
正文
西安事变解决以后的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张学良将军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与戴笠等密商后，即布置囚禁张学良将军。
我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军统局特务队调去参加看守监视张学良的警卫之一，一直从南京到贵州。
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张将军被安排住在南京高楼门宋子文的公馆里，我们也随之住在宋子文公馆中。十二月二十七日张将军在南京出门拜客，这一天他的行动还是自由的,只不过出门时一共是四部汽车，张乘一部、侍从们乘一部、南京警察厅的特务乘一部、我们特务队的便衣警卫乘一部，他的车子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这一天，张将军仍然神态自若，并没有意识到他即将被囚禁，会失去自由。
二十八日上午，张将军要乘车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去，据说是开会，我们仍然乘车同行。到了军事委员会，汽车停在门外，只有张将军进入军委会，所有随行人员都在外边等着。过了半小时，只见宪兵第二团团长罗友胜带领着一批武装宪兵由军委会出来，把随同张将军前来的侍从、秘书的枪缴去。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大家都预测要发生对张将军不利的事件，但谁也没有说话。等了两个多小时，才看见张将军神色沮丧地从军委会出来，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登上了汽车。据说当他进入军委以后，才知不是开会，而是遭到“审讯”，是由以李烈钧为首的军事法庭对他进行审讯的，并予以“逮捕”。
张登上汽车后，车子并未开回宋子文公馆，而是开到太平门外孔祥熙公馆。这幢华丽而又很雅静的孔公馆，所有房子都是空的，孔祥熙及其家属也没有住在这里，这是事先就腾空了的，张将军被安置在二层楼的一间陈设得很漂亮的房间中，从此完全失去了自由。
看守张将军的任务，由军统局和宪兵司令部共同执行。军统局方面是由该局书记周伟龙（又名周道三）负责，派有军统局特务队队员十五人，由王芳南任组长。宪兵司令部方面，是由警务处处长丁昌负责，实际上是由该部少校处员欧阳向负责。派有宪兵特高组组员七人，武装宪兵一排担任孔公馆大门和房屋周围的武装警卫。
我们对张学良将军的监视也公开了。由大门直到二楼张的住房门口，都站有武装宪兵和军统局的便衣特务，对张严密监视，楼下周围还设置游动哨。孔公馆的门外也站有武装警卫。在张房门口监视的警卫，发现张在睡觉时把身上穿的一件背心脱下来垫在床上，身体就睡在这背心上，便认为这背心里一定藏有什么秘密，或者藏有武器，但又不敢公开去检查，当向负责的特务反映后，他们便派宪兵特高组的一个组员；在张睡后翻身时去检查。当这个特务偷偷摸摸去检查时，什么东西也没查到，却被张将军发觉。张非常不高兴，大声对这个特高组组员说：“你们真缺德！真缺德！”这就是张将军被囚禁后所讲的第一句话，可见他的心情是何等忿恨!
张在孔祥熙公馆，只住了两天。在这两天中，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丁昌和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每天都来看一下，周伟龙也来过一次。但他们只在房屋周围转了一下，并未上楼。
据说，军委会对张将军审讯后，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年。老奸巨滑的蒋介石，为表示其“宽宏大量”，对外耍了一个花招，下令“特赦”张学良，但又加了一个“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的后语，所以“赦”是“赦”了，但张将军并没有得到半点自由。监视不惟没有取消，反而更加严密，不准张外出一步。
张将军被囚禁在孔祥熙公馆，对外是绝对秘密的，但仍然有人知道，只不过是怕蒋介石特务的监 视而不敢前来探望。在二十八日那天，正值我在公馆门口值班，突然有一个身穿国民党军校军 装的年轻人来到门口。他操着东北口音说：“我是张学良的弟弟，请求你们允许我去看看我的哥哥。”他用恳切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立即回答他说：这“里没有这个人！”他又再三恳求，我们仍然板着面孔生硬地回答他：“无此人！”“告诉你，没有这个人！”这个年轻人感到万分失望，他明白再恳求也是毫无希望的，便不再说什么话，只是呆呆地站在门口，满眶泪水，若有所失地一直站立了一个多钟头，直到我们喊他走，才怅然离开，边走还边回头看望这幢华丽的房子。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穿军装的年轻人，就是张将军的弟弟张学思。那时他正在南京中央军校受训。后来回到东北，他就 组织和领导了东北民主联军，积极抗日，成为一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军队。
十二月二十九日，我们奉到军统局的紧急指示，要立即把张学良迁到浙江奉化溪口去。奉化溪口是蒋介石的家乡，要把张迁到那里，目的是更便于对张严密监视。当天，军统局派了四个便衣警卫，陪同张将军乘一架专机飞到奉化，其余的人都是乘汽车去的。到了奉化，将张将军安置在溪口的武岭学校里。这时，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也在溪口，与张会了面。在武岭学校住了两天，又把张迁到距武岭学校有五、六华里的雪窦山去。军统局先是派赵世瑞负责对张的监视，没有几天改派特务队长刘乙光负责。当时军统局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监视的组织，美其名日“张学良先生招待所”。这个组织设有队长、队附、副官（负责经费开支）、事务员（负责给张办伙食及购买物品）。还有队员三十人，分为四个小组，担任便衣警卫。每天并派有值班人员，任务是将张的一言一行、生活情况，详细地作秘密记载，向队长汇报、军统局特务队的全称是：“军统局 派驻张学 良先生招 待所特务队”。
雪窦山是我国著名的名胜之一，风景幽美，游客众多。中国旅行社在山上建筑了宽敞的房子，各项设备在当时算是高级的，房间有十几个，有寝室、会客室、读书室、洗澡间，我们全部包了下来给张住。和张同住在旅行社里的只有特务队队长刘乙光、队附许建业。距旅行社约五百公尺，便是有名的雪窦寺，庙宇宏伟，古色古香。我们特务队便衣警卫二十三人和宪兵一个连全部人员都住在雪窦寺中。
在雪窦山，对张将军的监视是严密的。在他的住房、饭厅、前门后门都布置有监视的人。旅行社门口有武装宪兵，放有步哨。雪窦山山麓修有一座亭子，名曰“入山亭”，是登上雪窦山的唯一要道。在这里派有宪兵一班人，配合特务队四个便衣警卫，一方面放哨，一方面对前来登山的游客进行盘查。只要有人上山，马上用电话通知山上，好叫山上加强戒备。在这种情况下，原来游客众多的雪窦山，就逐渐冷落了。
就在张将军心情极端苦闷，精神万分颓丧的时候，张夫人于凤至来到了雪窦山，使沉寂的雪窦山气氛为之一变，活跃起来。这对孤寂苦闷的张将军来说，是一个意外的喜讯，也是精神上极大的安慰。随同张夫人来的有副官四人，其中一个叫李英杰，其余三人姓杜、于、李。张夫人还带来一个老妈子叫王奶奶。他们都是为了照顾张将军的生活而来的。不用说，张夫人他们是经过蒋介石、军统局允许才能登上雪窦山的。自从于凤至来到雪窦山后，张将军从沉默寡言变为谈笑风生，愁云密布的脸上，开始出现笑容。
于凤至在雪窦山住了不到一个月，就离开张将军回到上海自己的住处去了。以后又有张将军的另一夫人赵绮霞（即赵四小姐）前来陪伴他。她和张将军感情甚笃，性格也较为开朗。在这段期间，于凤至和赵绮霞是轮流来陪伴张的。每逢周末，那面的由上海乘轮船来宁波，这边的就由宁波乘江轮去上海。她俩也曾共同住在一起过，相处得很和睦，不过时间很短。赵绮霞称于凤至为“大姐”，于凤至叫赵绮霞为“小妹”。她们对张的生活起居都很关心，尽量设法使张心情愉快。他们三人还共同出外去游玩过一、二次，都是张走在中间，于、赵在两旁。
监视张将军的特务组织对于于凤至和赵绮霞从上海来是极不放心的，惟恐他们暗中带来枪枝子弹等。当时表面上假惺惺地派副官应汉民到宁波去接于、赵，而暗中却又勾结宁波警察局在轮船码头进行详细检查，但一直并未发现于、赵带有什么“违禁物品”。于凤至最后一次住了不到一个月就走了，后来听说到美国去，就没有再来。以后这么多年，就是赵绮霞伴随张将军渡过漫长的囚禁生活。我们称于为“夫人”，称赵为“四小姐”，称张 有时叫“司令”，有时称“张先生”。于凤至对 人很客气。大约是一九三七年五月间，一个星期六，她由上海来雪窦山时，拿了很多物品交给特务队长刘乙光，说是她赠送给我们大家的，全体警卫人员每人得到珍珠罗翻领汗衫一件，咔叽布短裤一条，队长和队附另得派克钢笔一支。
我们这批人大都是浙江人和湖南人。因我能讲北方话，于凤至就问我是否东北人。我告诉她，童年时我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由于我当时搞事务工作，她对我比较熟。记得在炎热的暑天，张将军每天外出时，我大都跟随。因为太阳暴晒，有两次我又没有戴草帽，真是汗流浃背，汗衫也脱了，结果后背晒起了水泡，疼痛难当，睡觉也极为不便。于凤至知道了，她亲自拿药膏给我擦背上有水泡的地方。这件事至今我印象还很深。
张将军身体很好，当时是一个胖子，头已经开始秃顶了。春秋天他很少穿上装，都是穿一件毛线背心或羊毛衣,下装穿灯笼裤，外出时有时加一件加克衫；夏天穿-件短袖衫衣、短裤。脚上喜穿长统翻口袜、外国进口的力士鞋。入冬后有时穿一件秋大衣，冬天喜穿长绸丝棉袍，戴鸭舌帽。在当时，有许多人来看他，我从未见他穿过整整齐齐的一套西服或中山装来接待客人。
张将军是爱好运动的，有时要在住所门口打网球，由队长刘乙光指定几个警卫陪他打。宪兵连的个别排 长也陪他打。他还喜欢游泳，而且技术很好。我们警卫中有一个年轻人叫王心德，不会游泳。张有次游泳时，要他也下水游，他执意不肯，张看见王的那个窘相，便在水中纵声大笑起来。
张将军在溪口时，书房里有三个书架，六尺高，分三层，都摆满了书；大多是哲学书籍，另有很多外国画报和外文杂志。这些书籍画刊，是从上海住所运送来的。我们也给张订了几种报纸，如《申报》、《新闻报》、《时报》和外文的《字林西报》等。每次报纸到来时，张都要浏览一遍。他喜欢看外国画报，我们订有一种；宋子文也经常给他寄来，每次都有二、三十本。张还经常开书单，趁我们去宁波购买物品时，叫我们替他买。前一一段时间，于凤至和赵绮霞轮流来时，也给他带些书刊来。凡是寄给他的书报杂志，都由军统局转来。
张将军有时喜爱开开玩笑，有一一次他问我们一个叫韩庆勋的警卫：“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韩答：“我是警官学校毕业的。”张笑着说：“青岛有个警犬学校，你是山东人，我当你是那个警犬学校毕业的哩！”韩说：“哪儿有警犬学校嘛！”张越加高兴地笑了。记得一九三七年夏季快到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打了防疫针，张也打了，只有我不肯打，我说：“打针反应我受不了，我愿意害霍乱病，宁死我都不打针。”张听了后，对我开玩笑说：“你害霍乱死了不要紧，传染给我们死了，怎么办？不行，不行，还是要打哟！”说完，他就到房间里拿了两片药给我，说：“我算怕你，这是德国拜耳药厂的防疫药片，与注射打针 有同样效力，又没有任何反应，快吃了吧！”他一直看着我吃了药才放心。
张将军在雪窦山的时候，国民党的一些首脑和高级官员、将领，经过蒋介石的允许，曾经到雪窦山来看望过他。与张将军的父亲是好朋友的东北耆宿、国民党参政员莫德惠老先生，也不远千里来看望他。莫老是长辈，张对他非常尊敬。会见时，双方的情绪 都很激动，张将军象 会见亲人一样，几乎掉下泪来。
还有一个特殊来宾，就是在西安事变中同宋美龄一道去西安的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他来雪窦山看望张将军时，张还特别用西餐招待了这个美国顾问。事后张说：“想不到他也跑来看我。”
凡是来看望张将军的人，大都由溪口武岭学校校长邓士萍先来电话通知，我们派轿子至入山亭迎接来宾上山。当时来看望过张的有宋子文、汪精卫、钱大钧、陈布雷、吴国桢、贺耀组、祝绍周、何柱国、宋子良、董显光……等。有的人只坐一二小时就下山了。先后在山上被张招待吃过饭的有汪精卫、端纳、董显光、贺耀组、莫德惠、宋子文等。
宋子文上山来看张时，张陪同宋游览山上名胜。他们谈话比较随便自然，没有什么拘束。宋在山上住了一晚，晚间与张抵足长谈，第二天清晨始离去。分别时，有依依不舍表情。于凤至带来的老妈子王奶奶后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司令同宋部长很好，宋部长的小姐在美国，我们司令的大少爷也在美国，宋部长曾有意将他的小姐嫁给我们大少爷，司令是同意的。”虽然张、宋之间的私谊是如此密切，但据我所知，宋子文来看他和带物品来，也要经过蒋介石的允许才行。
何柱国是东北将领之一，他来见张时，态度很恭敬。到饭厅就餐时，何向张立正致敬，是部下见长官的样子。张与他握手，两次请何坐，何才很谦恭的坐下。
邵力子先生和夫人傅学文，同张将军情谊很深，为了解除张的沉闷，还在雪窦山陪同张住了一个多月。邵力子先生夫妇在山上的时候正是夏天，雪窦山到处都是绿荫丛林，气候凉爽。他们与张经常到山上野餐，每次张将军与邵先生夫妇都是谈得津津有味。张的情绪很好，有两次乘竹轿到山下桃园去摘桃子，他边摘边吃，连说“这味道美极了！”有一次他对邵先生说：“我在书房简直坐不住，好象屁股上有刺一样。”邵先生说：“你喜欢在外面，就多在外面玩玩吧！”
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蒋介石同父异母的哥哥蒋锡侯死了，在溪口坟庄开吊。当时国民党的重要人物都前来溪口吊孝。开吊那天，张将军也去了，队长刘乙光率队员四人跟随前往。在这段时间，国民党要人来雪窦山看张的人比较多。有些是参加蒋锡侯葬礼，顺便来看张将军的。
张将军和赵绮霞生有一个儿子，当时六岁了。这年三月间，他从美国来看望父母。这个儿子一直是寄养在美国，所以连中国话都不会说，来到雪窦山，现学中国话，讲起来非常别扭，如果他要吃蛋炒饭，说成是“我要吃饭炒蛋。”张氏夫妇很喜欢他，留他住了一个时候，仍然把他送回美国去。记得临别时，张、赵眼看着自己亲生的儿子又要离开了，谁知道什么时候再团聚呢？他们夫妇对视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赵绮霞忍不住流了泪，当年驰骋疆场的“少帅”也不免动了儿女之情，眼眶都润湿了。
这年旧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张将军指名要到附近名胜妙高台去过节。特务组织准备了几桌菜饭，由队长、队附、便衣警卫陪同张氏夫妇到妙高台。张氏夫妇与队长、队附一桌，便衣警卫两桌。这时芦沟桥“七七事变”已经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我们祖国进行大规模的军事侵略，全国人民正在奋力抗战。这天，平常不喝酒的张将军却喝了一点酒，他看到祖国的锦绣河山，正在被日军铁蹄践踏，想到祖国同胞，在受着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时他慷慨激昂地挥着手对我们说：“现在日本鬼子来侵略我们祖国了，我带你们打日本去！”张将军的爱国热忱，丝毫没有因被囚而消失。后来军统特务刘乙光告诉我们，张将军曾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去抗日，蒋介石回信不同意，叫张先生“好好读书”。接着军统局局长戴还来雪窦山住了两天，暗中观察张的行动。
蒋介石既然回信要张将军“好好读书”，于是，过了不久，他就以“关怀”张读书为名，派了一个姓步的老头子，来雪窦山给张当老师。大家称这位老头为“步老先生”。据说这位步老先生是满清的进士，旧学很渊博，是蒋介石特别派来教张读古书的。这当然是蒋介石要消磨张将军爱国壮志的一种手法。于是，特务组织奉命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这些平常从不读书的特务们，也居然煞有介事地买了书，准备了纸笔，参加“读书会”。参加的有队长刘乙光、队附许颖以及几个便衣警卫。张将军是主角，每天由步先生讲授一个半钟头的《论语》和《中庸》。步先生每天摇头晃脑、哼哼叽明地在那儿大讲孔孟之道，可是张将军兴趣不浓，陪将军读书的特务们更是不知所云，“之乎也者”弄得昏昏欲睡，但还是勉强维持了六、七次。最后张实在不愿学，特务们也巴不得这个“读书会”早点垮台。在大家都不愿意的情况下，这位步老先生也感到自己这一套在这里不吃香，颇有自知之明，灰溜溜地夹着他的《论语》和《中庸》离开了雪窦山。
在雪窦山时，有一件事使张将军非常不愉快。那是三月的一天，张坐着滑杆游山归来，从坡上看见在雪窦寺庙门口有一个女人在那里指手大骂，方向是朝着我们的。当时还听不清楚她在骂谁，越走越近，骂的话已经听得清清楚楚了，原来这女子哭骂指着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将军。张当时很生气。后来我们了解，这女人便是在西安事变时被打死的蒋介石侍卫长蒋孝先的老婆。因她的丈夫被打死，便衔恨张。这时她是来雪窦寺给死去的丈夫做佛事的，探知张也住在这里，当见张游山归来，就破口大骂起来。张对此只是生气，什么话也没说就回房里去了。
蒋孝先的老婆在雪窦山住了一个时期，当时，军统特务组织发现监视张的宪兵团特务连连长陆文康，曾是蒋孝先的部下，对蒋的老婆特别奉承，经常去拉关系。我们见情况不对，便打电报给军统局。后来宪兵司令部就把陆文康全连调开，另调宪兵第八团第七连连长童鹤莲来配合执行监视勤务。
一九三七年十月，有一天上午九点钟左右，张住的雪窦山中国旅行社招待所烟囱失火，附近又无水源，无法抢救。一时火势熊熊，不到一个小时，招待所全部被烧毁，张的东西也损失了一部分。监视张的特务组织一面立即向军统局请示如何安排，一面叫张暂时搬到雪窦寺中去住。过了两天，军统局派了宁波警察局长、蒋介石的外甥俞济民来溪口处理。最后决定搬家，指定的地点是安徽黄山。俞济民派了八辆卡车装运人和物件，浙江省保安处派了两排人担任打前站开路，张将军坐他自己的小车。一共十辆车子离开溪口，向指定地点黄山前进。
我们从浙江奉化溪口出发，是在一九三七年初冬，到了安徽黄山，已觉寒气逼人。到黄山我们住在一幢新建筑的房子里。房屋很大，布置也很幽雅。这是北洋军阀段祺瑞修建的一所别墅，大门上挂着一块横匾，写着“居士林”三个大字。看来是段祺瑞打算退隐后学佛谈经的场所。这些房子原来未住人，每一间都是空空洞洞的。我们以为可以在此定居了。张将军对这“居士林”也很感兴趣，那块匾他曾看了几
遍。
不料，刚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就有安徽歙县县政府的一个职员来到“居士林”，神色紧张地声言要找“军委会秘书刘乙光到歙县去接重要电话”，说是军委会打来的。刘马上到歙县，才知道这个电话是蒋介石亲自打给他的。蒋介石命令我们马上离开黄山，到江西萍乡去待命。刘回答说：“现在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钱了。”蒋介石又硬性指示，没有交通工具，就在屯溪封车；至于钱，可以向歙县县长借用。刘乙光把电话筒递给歙县县长，蒋亲自命令这个县长赶快借钱给我们，不得有误。县长接听了蒋介石亲自打来的电话，吓得不敢停留，立即答应借三千元。刘乙光回到“居士林”马上与宪兵连长童鹤莲商量。这时，原来浙江保安处送我们来的车子都已回去，只剩下一部三六年造福特车。于是童就派排长韩仪带领一排 宪兵随我到 屯溪去封车。当我们到达屯溪时，由于日本军队已接近南京，屯溪市面秩序很乱。到哪里去封车呢？左转右转，看着再不下手，就无法封车了。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拿出“军事委员会”的大封条贴封了江西省公路局的客车四辆（其中一辆还是柴油车），但还不够，又封了安徽省公路局的福特卡车三辆（这三辆车正在修理厂装车身，尚未修好，也被封了）和客车一辆。在汤口镇还封了一辆私人出租的小包车，这是供游客去游览黄山用的车，因太老，途中就甩了。这次一共封了八辆车，司机、助手共十五人。本来封车人家就不愿意，还要“封人”，有的就更不愿意，但一看我们贴的是“军事委员会”的封条，又带有武装宪兵，不愿意也得跟着去。那个歙县县长这时也在屯溪，他看见我们封好了车，立即派了十个保警兵押车，他本人也随车同上黄山。那些司机、助手见此情况，也只好哭丧着脸把车子开到黄山。
歙县县长送来了法币三千元，车子也有了，我们在黄山仅住了三天，第四天就向江西出发了。
到黄山第二天下午，有一个穿长袍的，年纪约六十岁左右的老头来看张将军，对张很是恭敬，谈了一个多小时就下山了。此人是当时的安徽省主席刘尚清，是张将军父亲的老都下。
蒋介石为什么这样迫不及待地要我们离开黄山？据刘乙光说：蒋认为张不宜在黄山，就是在萍乡也不是目的地，所以叫待命。这三天中，张将军也因这突然的迁移面感到不安。
从黄山出发走了两天就到萍乡。这时由外地逃来的难民很多，街上秩序有点乱，我们一时没有住处，就在萍乡城内最热闹的一条大街上找了一家叫赣西饭店的大旅社，在二楼开了六个房间，暂时住下。封来的汽车也决定不让回去，并派人监视着“封”来的司机和助手，怕再迁移又找不到交通工具。气候已经很冷，便发给他们每人棉大衣一件，法币十元。叫他们安心下来，并且告诉他们：我们是“军委会”的，若敢逃跑，捉回来就不客气。那十五个司机、助手也无可奈何,只好和我们一起在萍乡“待命”。
在萍乡，我们没有可以去联系的单位，没有熟人，更无任何人协助我们办事，真是人地生疏。在这种情况下，对张的监视不得不更加严密。我们把张氏夫妇安排在中间房间,特务队全体队员分住他们两旁的隔壁房间，完全是便衣警卫。宪兵连全都住在附近的一所学校里。队长刘乙光动员大家上街去找房子，后来在城内专员公署附近一个巷内找到一所房子，房间很大，是私人的，在萍乡算是最好的了。房主姓肖,在外省任大学教授，只有眷属三、四人住在这里。我们将他家二楼的七个房间全部租下，楼下三间饭厅共用，每月租金一百六十元，就这样暂时住了下来。
张将军在萍乡感到非常苦闷，萍乡街道不多，也不热闹，附近也无名胜古迹，当然更无球场。由于居住拥挤，连象棋也少下了。我们所有的人都穿便衣，宪兵连的哨兵也改穿便衣游动。对肖家我们只说是“军委会”的，他家也只知道张是一位大官，但到底是谁，并不知道。张平时极少出门，仅去逛街两次，买了点日用品，当地人也无从认识他。
在萍乡“待命”不到一个月，军统又来电命令我们立即迁往湖南郴州。晚间，刘乙光和我到张的房里，告诉他又奉命要迁到湖南郴州，并叫我看看他的物品、家具如何装车。张的表情很沉闷，他叹了一口气对我们说：“唉！日本人打来比我们跑得还要快，我们还没有住定，又要奉命跑了，跑远一点多好呢！”张说后，就去看墙上挂着的地图，不住地摇头，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由于交通工具是留下的，只用一天时间就准备好了，张氏夫妇坐小汽车，卡车装载物品，人乘坐客车，向郴州方向出发。
车子走了两天就到了湖南郴州，军统局指定我们住在苏仙岭。苏仙岭离城有四华里左右，从山脚登山到山顶古庙,有七、八里路。山路崎岖，荒无人家，苍松古道，森林茂密，自然风景很是不错。清晨，浓雾弥漫，行人就好象是踩着白云登山。苏仙庙是四合头的古式建筑，大小有二十多间房屋，年久失修，破垣颓壁。附近亦无村寨，只有散落的几户人家。我们先雇人修好三间房子给张住，其余人员则集中住在庙内。又在当地雇了四顶轿子，八个轿夫，准备给张将军、队长、队附上下山和接客之用。张将军很少下山，他以为这就是目的地，以后都在山上度过，情绪比较安定，很多时间都是看书看报。张存书不多，每次搬家时，我装运物品，就知道有四大木箱子书籍。他很关心时事，看报纸都很仔细，有时还要查对地图。赵绮霞也爱看书，多是在房间里看。
一九三八年春节，我们是在苏仙岭度过的。春节后，张要下山理发。刘乙光陪着他进城，派了十二个警卫随行。张在街上逛了一会，找了一家女子理发店理发，给他理发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性，脸上有麻子。回山后，他连称这个女的修面用刀手轻，手艺好。不到一月，张叫我去要将这个女理发员找来给他理发。我到该店去，开始她不肯来，说我们住的地方离城太远，山高，路又不好走。我雇了轿子她才上山，给张理完发后，又用轿子送她。张知道这件事，以后就不再找她来理发了。
在郴州时，军统局派了一个叫黄静宜的，指定他常驻城里邮局，负责秘密检查我们这个监视张学良的特务组织的信件。同时又再三指示我们所有人员（包括宪兵连）与亲友、家属通信，决不允许谈到有关张学良的任何情况，若果发现，要受到严厉处分。军统局还对黄着重指示：如有外面的人在来往信件中，有涉及张学良的地方，一定要根据收信人、寄信人的具体情况：严加追究；对信件应将有关的话涂去，或将信扣留。张学良本人对外寄信必须交给刘乙光，由刘寄给军统局，再由军统局审查或送蒋介石批示后始能发出；外面寄给张学良的信，全部由军统局转给刘乙光，再给张。这说明张是没有通信自由的。
二月中旬，张要下山到城内去洗澡。照例是刘乙光陪同，十二个警卫随行。刘与他 在街上并肩而行，我们则尾随于前后左右。行至途中，突然有一个佩戴国民党炮兵中校领章的军官，迎面而来。发现张后，立即向张恭敬地立正敬军礼。但张非常镇静，若无其事地走自己的路，未予还礼，也不与那个军官谈话，可是当时却把我们吓得手足无措。这里怎么会有人认识他呢？而且还是个炮兵中校！到了浴室门口，先派人联系，然后向张、刘汇报说：“今天盆浴等候的人太多，不会有空。”事实上，我们是惟恐出事，有意扯谎，只希望张赶快回到山上去。张笑了一笑说：“那就改天再来，我们回去吧！”
他们回去了，我留在城中。刘乙光要我去找军统驻城的邮检员黄静宜联系，追问向张敬礼的那个军官的一切情况，并要汇报。我找到了黄，告知情况，他立即与我去找郴州专员公署中校联络参谋曹某。曹是军统特务派驻专署搞情报的。经过我们三人的调查了解，才知道国民党有一个炮兵独立旅下辖两个炮兵团，刚由外地调来郴州。在这个旅中，有两、三个中级军官，是由东北炮兵部队改编过来的。那个向张敬礼的军官，就是东北军改编过来的，现任这个旅的炮兵团中校副团长，毫无疑问是张学良东北军旧部。情况弄清以后，我与黄立马上山向刘汇报。刘听了以后非常着急，马上召集队附许颖、宪兵连长童鹤莲以及我和黄静宣参加的紧急会议。他说：惟恐这军官知道张住在苏仙岭，了解我们的力量，采取突然行动，他们的枪和人比我们多，此地又无救援，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得了。大家议论一下，最后决定将这情况报告军统局。但估计军统局也不会很快指示，所以一方面用电报请示，一方面加强警卫戒备。当晚由宪兵连增加岗哨，特务队也在庙门口附近增加游动哨。但大家惊恐的情绪并未消除，只愿晚上不要出事。
刘乙光是郴州县永兴高亭司镇人，他的家乡离郴州约四十公里。刘惟恐住在苏仙岭出问题，便想迁往他的家乡去。第二天清晨，刘找我与他乘小车去高亭司镇看有无空房子可以搬家。我们从郴州出发，过永兴栖凤渡镇，快到油榨圩镇时，在公路旁发现一所学校。停车去看，这所小学本学期没有办，有房子二十间左右，门窗尚好。刘喜出望外，决定搬到这里。我和刘找到当地乡公所，告诉他们，我们是军委会的，要借这学校暂住一下。乡公所哪里敢拒绝，刘要我留在这里，赶快到街上找泥、木工先修整三间房子出来给张住，他回苏仙岭去准备搬家。我找了人一天一夜就把房子修好了。第三天早晨全部就搬了过来。此地离郴州三十公里，我们特别注意马路上来往的军队。又分别派一个宪兵班和便衣警卫二人住栖凤渡汽车站；高亭司汽车 站也同样 派宪兵一班、警卫二人。高亭司和汽车站相隔约七公里，我们驻地便夹在中间。刘乙光认为这比住苏仙岭保险得多，有了情况也就便于应付。
这所小学房子虽不宽敞，但院坝很大，空气也好。这里离油榨圩镇有二华里多路，张氏夫妇常去镇上赶场。张表面上对这次突然搬家，好象不在乎。当然他也知道是与那位炮兵中校向他敬礼有关。在住了十天以后，刘乙光对我说：“昨天张先生突然问我：'那天去洗澡，在路上碰见的那位军官是谁？我不认识他呀！’，我说我们也不认识。可见我们搬家如此急促，张先生是晓得原因的。”
我们在油榨圩镇小学住了不到一个月，军统局又命令我们迁往湖南沅陵，先派队附许颖前往整修房子，然后再搬家。张听见这个消息，心情闷闷不乐。在搬家前一天，我去他房中看要搬动的物件，张将军正在看墙上贴着的地图。他问我到过东北没有，我说没有，他指着东北的地图说：“东北这块好地方，现在不知成什么样子了！”接着又指着湖南的地图说：“你看，我们就在这儿，但是又能住多久呢？”张将军怀念着他可爱家乡——东北，东北沦亡，自己又是这样的处境，一直东迁西移，不能安定下来，他内心的苦闷忿恨是可想而知了。
次日，我们从永兴出发，张氏夫妇与队长、队附同坐小车。司机叫张阿采，开了几公里，张要张阿采让他开车。他开了有九十公里在来阳过去的一个地方，见前面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挑着柴火，便将车减速，让这个老头，不知怎么搞的却把老头撞跌倒了。张即停车。这老头说：“我腿压坏了。”我们下车检查，只是右腿有微伤，张掏出三十元给他医治，就开车走了。晚间住在旅社中，张对 我们开玩笑说：“今天在路上碰倒那个老头，要是公路上有警察的话，他要抓我去，你们才没有办法呢！”
军统局命令我们迁住沅陵，指定住凤凰山。我们到达沅陵时，遍街都是逃难的人，秩序素乱。当时国民党刚成立湖南沅陵行署，主任是湘西有名的陈渠珍。他就驻在沅陵，负责军政事务。陈的旧部很多，各县来沅陵接受改编的部队也不少，所以说沅陵情况是很复杂的。
凤凰山距城只有二华里，风景幽美，上山的路也是修整过的。军统在沅陵设有办事处，邮电检查所也是军统的人负责。我们对外是用军委会的名义。当时军统局局长戴笠也来到沅陵。为了加强对张监视，就指派从上海退出来在沅陵待命的军统高级头目黄家持为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戴笠在沅陵住了两天，送了一些食品给张，就匆匆走了。
由于这里下山方便，距河很近，张每天到河边去钓鱼。谁知被内迁到沅陵的江苏医学院和国立杭州艺专的学生发现了，有的就写信给亲友，把张学良在沅陵作为新闻来传播。这些信被邮检所查获。后来张要去钓鱼都由刘乙光或许颖同坐在船上去钓，钓到以后，就在船上煮吃。在沅陵时，军统局对张的生活待遇已经逐步下降，远远不如从前，张的心情更加苦闷，只有借钓鱼来消磨岁月。
在沅陵凤凰山也是好景不长。刚刚安定住了几个月，由于日军节节进攻，蒋介石抱不抵抗主义，一退再退，连凤凰山也呆不住了。军委会、军统局又指令我们，将张学良迁移到贵州修文县的阳明洞，由队附许颖先行布置一切。
我们走了三天才到贵阳。当天已不能去修文，就住在贵阳南厂军事委员会特务团，团长楼秉国。这时贵州省会警察局长陈世贤也派了很多人来招呼。次日只花半天时间，就到了修文县阳明洞。阳明洞是明朝王守仁读书讲学之地，距修文城三华里，是贵州名胜古迹之一。阳明洞的洞顶原有房屋数间，张将军就住在那屋子里。当时修文有土匪十多股，经常出没抢劫，军统很注意这个地方的治安情况，加强了外围警戒。
张囚禁在修文以后，军统局特别拨有一部电台，由刘麟台负责，专门汇报张在阳明洞的情况。那时，杨虎城将军被囚禁在息烽的玄天洞，于是军统局又特别调军委会特务第二团前来，以加强对张、杨的监视。团长张止戈，住在息烽。驻在修文的是第二营，营长徐启龙。军统局还指示，监视张、杨的特务人员互相之间不得有任何联系，当然，张学良将军对于杨虎城近在邻县是完全不知道的。
贵州省立高中当时迁在修文，有少数学生知道张住在阳明洞，但警卫森严，谁也不敢超越警戒线。为了防止省高学生泄漏消息，特务组织派我去负责邮电检查，我每天都要亲自去检查学生的来往信件。又派了六个便衣警卫分别到各乡镇去调查当地土匪活动和严密监视学生。虽然如此严密，但学生放假回家，就无法监视，所以，张囚禁在阳明洞，知道的人还是很多的。
一九三九年元月，军委会派傅仲芳 兼任贵州保安处处长。他原是国民党九十九师师长。为了加强对张的监视，军统局认为除军委会特务第二团而外，还应掌握地方的全部武装，所以派傅仲芳兼任保安处长。傅到任后便亲自来到修文，详细询问了张在阳明洞的情况。他认为还要再加强监视，征得刘乙光的同意，委派我为修文县保安警察大队大队附，大队长是县长兼的。军统局发现修文县县长胡立五与中统特务有关，不是军统的人。军、中两统是有矛盾的，便另派军统特务王崇武为修文县长。至此，整个修文县的军政实权都为军统所控制，并使我们有了公开的身份来掩护对张的监视。修文当地人，只知道我们是县长、大队附，看见增加军队，还以为是为了防止土匪的活动。
张将军住在阳明洞，越感无聊、苦闷，只好常常以打麻将来消遣。由赵绮霞、王奶奶、杜副官陪他打，刘乙光的老婆和一、二个特务队员也陪他打过。张除了打麻将之外，每天都看报，看见报载某某地又被日本占领了，他总是感慨地说：“又失守了！怎么尽打败仗呢？”
一九三九年十月军统局调我为贵州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长，由熊仲青接任修文保安大队附。从表面上看，我已离开了监视张学良的特务组织，其实这也是军统为了加强对张监视的一个掩人耳目的手法。因当时据报，在贵阳已有很多人都知道张在阳明洞，有的还准备借名赶场去修文看张学良。
军统为防止意外，才调我到贵阳公开搞侦缉工作。我在贵阳的家，实际上就是修文特务组织的联络办事处，来人都住在我这里，交换情报。如象在邮检中，查获写信来贵阳告诉张在修文的信件，便由我来调查在贵阳的收信人情况，向修文特务组织汇报。有重要事，我也到修文去。
一九四〇年春天，我到修文向刘乙光汇报情况后，到阳明洞去看张将军。他一见了我，就开玩笑似的问我：“邱秀虎，你在警察局，敲了多少竹杠呀！”我这次看见张面容消瘦，头发脱落已成秃顶，显得很苍老，情绪也很坏。他常由警卫随行着去赶场，主要是买点食品。
一九四一年五月，一天，刘乙光非常着急地跑来贵阳找我，说张患了急性盲肠炎，问我怎么办？因为军统局曾有指示，如张学良患病，是外科病找名医师沈克非，是内科病找贵阳医学院院长李宗恩。现在张病情严重，来不及打电报到重庆军统局去请示。若等到回电来人都死了，这个责任谁来负？刘和我商量后，只好去找当时的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向他备案，先把张送到贵阳来。我们又去贵阳医学院找了李宗恩院长，告知病况，李院长推荐该院外科主任杨静波为张开刀。决定后，我们就把贵阳中央医院的后院全部包下来，把张从阳明洞送来，由贵州省会警察局长夏松指定侦缉队便衣在中央医院附近进行放哨监视。
杨静波大夫给张做了四十分钟的手术，切除了阑尾，情况良好。刘乙光和我才放了心，迅即打电报给重庆军统局汇报详情。张在医院住了三个礼拜，只有吴鼎昌来看过他，外边的人根本不知道张住在中央医院。
张在住院期间，曾向刘乙光提出，要求出院以后不回阳明洞，在贵阳住一段时间。刘不敢随便答应，向军统局请示后同意暂住贵阳。决定住贵阳黔灵山麟麒洞，占用了新建的九间房子。张开刀后，身体正在复原，住在麒麟洞闷得无聊，通过军统局同意，通知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贵阳分处处长龚少侠、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贵阳办事处少将主任吴仲谋、财政部贵州缉私处处长郭墨涛、贵州省会警察局长夏松等高级特务经常陪他打扑克或其他娱乐。实际上也是由于贵阳情况较修文复杂，通过这些高级特务和张的接近，以加强监视。
但是蒋介石和军统局并不愿意张将军久住贵阳，因为当时贵阳已有些人知道张住在麒麟洞。麒麟洞离市区太近，省会警察局要派便衣到黔灵山去放哨，遇有可疑的人还要严加盘查，军统局始终不放心。于是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军统局又指示我们，叫立即将张学良搬到贵州开阳县刘育乡去。刘育乡俗称刘衙，距开阳县城六、七华里。由于要把张迁到开阳，军统局便要控制开阳县，就派军统特务李桢镜当开阳县长，军统特务廖文钦为刘育乡乡长，加强对张监视。张在刘育乡住的房子都是新建的，有砖木结构的“洋房”十几间。一九四三年春，我特地到刘育乡去看张。他精神更加颓丧，身体更加瘦弱，他对我说：“在这里闷得发慌，无聊得很，只好养鸡，你看，我辛辛苦苦养了七、八十只鸡，都是白色的广东良种，可惜害鸡瘟，一夜就给我死光了。”他的表情悲伤，足见他的心情是很凄凉的。他在这里无聊时，还自己到厨房里去做菜。
一九四四年冬，军统局又把张将军迁往贵州桐梓县，住在南门外原四十一兵工厂的天门洞，距城约十华里。天门洞前面有个湖，张的住房便建筑在湖边。他每天无事便在湖边钓鱼。张这时的生活情况越来越不如以前。据我所知，他带在身边的私人存款这么多年也花光了，后期去赶场，购买食品也很简单了。身体已很衰弱，每天只是在湖边默默垂钓。
由于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蒋家王朝已面临崩溃，他们准备逃往台湾。可是对于这位已经囚禁了十多年的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在精神上、生活上给予很大的折磨之后，还是不肯放过。在一九四七年的春天，又把张弄到台湾去。离开大陆时，除赵绮霞外，军统局同去的有特务队队长刘乙光、队附熊伸青和六个老队员。据说张到台湾住在新竹县竹东区。
至此，张学良将军便在蒋介石的迫害下离开了祖国大陆。可以想象，张在台湾一定仍然遭受着蒋介石、军统局的严密监视，过着更加痛苦的生活。据我所知，蒋介石对于张将军的囚禁是非常残酷的，仅从不断的迁移来说，就已经使他在精神上受尽了折磨。这么多年来，除在溪口囚禁初期，蒋介石为了表示他对张将军“宽宏大量”，以蒙蔽一些人，还允许少数国民党要人，和张的故旧去看看他而外，从萍乡起，对外就绝对秘密了，很少有人再去看他。在修文时，就连九十无师师长、贵州保安处长傅仲芳和贵州财政厅长周治春要求去看张，军统局也不批准，因傅，周不是军统有关的人。
(原文注:转载《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廿辑）
资料来源:
《鞍山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