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已准备好一篇摘自“理想国译丛”《耳语者》的扯淡搬砖文,但在核实出版社时,搜到百度知道“理想国译丛为什么不再版”,有人如是作答:
“理想国译丛不再版是里面有不良内容所导致。根据查询相关资料信息显示,理想国译丛系类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苏联的最后一天、耳语者、古拉格之恋、布达佩斯往事被下架。”
至于《耳语者》则是“因为这本书有大量的历史常识性错误,以及材料杜撰的内容,所以被下架了。”
看到这些,让人不免心生顾虑,与其发出去被扣上“含有不适合发布的内容”大帽子,不如退而求其次。发个简介拉到,各位看官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搜罗旧书或者电子书。《耳语者》旧书网上超级贵,目视都在百元以上。
以下为《耳语者》“引言”的一部分: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8岁时,与母亲和两个弟弟 一起,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父亲 在俄罗斯北部的农庄集体化运动中,作为“富 农”被捕,被送去劳改营3年,家里的财产、农 具、牲畜都归了集体农庄。母亲仅得一小时时间 来准备长途旅行的行装,戈洛温一家世代居住的 房舍被拆,剩下的家人作鸟兽散。安东尼娜的哥 哥姐姐、祖父母、叔叔姨妈以及表亲们,四下逃 窜,试图躲过此劫。但到最后,多数仍然被抓, 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被遣送去古拉格劳改 营,其中多人从此销声匿迹。
安东尼娜先在“特殊定居地”待了3年。那是一个 伐木营地,沿河设置了5座木结构营房,安置了 1000名“富农”和他们的家人。第一个冬天,大雪 压垮其中的两座营房,流亡者不得不在冻土上挖 穴而居。大雪切断交通,没有粮食补给,人们只 得依靠随身从家乡带来的干粮。多人死于饥饿、 严寒、伤寒,尸体多得无法全部掩埋,只好冻成 一垛,等到春天冰化,再投入河中。
1934年12月,安东尼娜和家人自流放地返回, 与父亲重聚,迁入佩斯托沃镇的一个单间房,该 镇聚居了大批前“富农”和他们的家人。她承受的 创伤在心灵中留下深深的痕迹,其中最深的即是 她的“富农”出身。在一个处处讲阶级成分的社会里,安东尼娜属于“阶级敌人”,不配获得高等教 育及其他就业机会,在斯大林时代不时席卷全国 的恐怖浪潮中,很容易遭到迫害和逮捕。这种自 卑感积累形成了她所谓的“恐惧感”——“我们是富农,政府可以生杀予夺,没有任何权利,只能在 默默无言中忍受”。她在学校里受到其他孩子的欺 负,都不敢自卫。有一次,教师找安东尼娜的碴,在全班同学面前说她“那种人”就是“人民公敌,穷酸的富农!遭到驱逐也是罪有应得。我希望你们都在那里死绝”!安东尼娜深深感到不公和愤慨,真想呼喊出来,以示抗议,但更深沉的恐惧却逼迫她缄默不语。
这种恐惧渗透于安东尼娜的一生,克服它的唯 一方法是全身心地融入苏维埃社会。安东尼娜是 一名聪明的女子,性格坚强。她下定决心克服自 己出身的包袱,努力学习,冀望有一天能在社会 中获得平等认可。尽管遭遇歧视,但她学习成绩 优秀,信心益增,甚至加入了共青团。共青团领 导看重她的主动积极和能力,对她的“富农”出身 视而不见。到18岁时,安东尼娜作出一个关乎自 己命运的大胆举措:她决定向组织隐瞒自己的出 身——这带有极大的风险——甚至伪造有关文 件,以便就读医学院。她在列宁格勒的生理研究 所工作了40年,从没与朋友或同事谈及自己的家史。
没受斯大林恐怖影响的家庭甚少,按保守的估 计,从斯大林接掌党权的1928年到这名独裁者去世的1953年,约有2500万人受到苏维埃政权的迫害。1953年终告结束的,如果不是他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所开发的制度,至少也是其本身的恐怖统治。这2500万人——遭行刑队处决的人、古拉格政治犯、流放至“特殊定居地”的“富农”、遭到强制奴役和驱逐的少数民族——约占了总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苏维埃总人口估计是2亿,换言之,平均每1.5户家庭即有1人。这个数字并不包括死于饥荒或战争的。除了死去或遭受奴役的数百万人,还有数千万斯大林统治下的受害者亲属,他们的人生遭受了惊心动魄的摧 残,至今仍在吞食这苦涩的社会恶果。古拉格所 造成的多年分离,使家庭难以重聚,使亲情和友情一去不复返,人们再也无法返回“正常的生活”。
《耳语者》揭示了很多被刻意隐瞒的家史,像 戈洛温娜家一样,第一次将斯大林暴政下普通苏 维埃公民的内心世界公之于众。很多书籍描述了 恐怖的外表——逮捕、审判、古拉格的奴役和屠 杀——但《耳语者》首次详尽探讨了它对个人和 家庭刻骨铭心的影响。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苏维 埃人民如何过私人生活?他们真实的思想和感受 是什么?绝大多数城市人口寄居在共用公寓,一 家乃至多家合用狭小的住所,隔墙都能听到相互 的交谈,究竟能有怎样的私人生活?当国家通过 立法、监督、思想控制来横加干涉,几乎无远弗 届,私人生活到底还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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