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理想国译丛不再版了？

本来已准备好一篇摘自“理想国译丛”《耳语者》的扯淡搬砖文，但在核实出版社时，搜到百度知道“理想国译丛为什么不再版”，有人如是作答：

“理想国译丛不再版是里面有不良内容所导致。根据查询相关资料信息显示，理想国译丛系类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苏联的最后一天、耳语者、古拉格之恋、布达佩斯往事被下架。”

至于《耳语者》则是“因为这本书有大量的历史常识性错误,以及材料杜撰的内容,所以被下架了。”

看到这些，让人不免心生顾虑，与其发出去被扣上“含有不适合发布的内容”大帽子，不如退而求其次。发个简介拉到，各位看官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搜罗旧书或者电子书。《耳语者》旧书网上超级贵，目视都在百元以上。

以下为《耳语者》“引言”的一部分：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8岁时，与母亲和两个弟弟 一起，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父亲 在俄罗斯北部的农庄集体化运动中，作为“富 农”被捕，被送去劳改营3年，家里的财产、农 具、牲畜都归了集体农庄。母亲仅得一小时时间 来准备长途旅行的行装，戈洛温一家世代居住的 房舍被拆，剩下的家人作鸟兽散。安东尼娜的哥 哥姐姐、祖父母、叔叔姨妈以及表亲们，四下逃 窜，试图躲过此劫。但到最后，多数仍然被抓， 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被遣送去古拉格劳改 营，其中多人从此销声匿迹。

安东尼娜先在“特殊定居地”待了3年。那是一个 伐木营地，沿河设置了5座木结构营房，安置了 1000名“富农”和他们的家人。第一个冬天，大雪 压垮其中的两座营房，流亡者不得不在冻土上挖 穴而居。大雪切断交通，没有粮食补给，人们只 得依靠随身从家乡带来的干粮。多人死于饥饿、 严寒、伤寒，尸体多得无法全部掩埋，只好冻成 一垛，等到春天冰化，再投入河中。

1934年12月，安东尼娜和家人自流放地返回， 与父亲重聚，迁入佩斯托沃镇的一个单间房，该 镇聚居了大批前“富农”和他们的家人。她承受的 创伤在心灵中留下深深的痕迹，其中最深的即是 她的“富农”出身。在一个处处讲阶级成分的社会里，安东尼娜属于“阶级敌人”，不配获得高等教 育及其他就业机会，在斯大林时代不时席卷全国 的恐怖浪潮中，很容易遭到迫害和逮捕。这种自 卑感积累形成了她所谓的“恐惧感”——“我们是富农，政府可以生杀予夺，没有任何权利，只能在 默默无言中忍受”。她在学校里受到其他孩子的欺 负，都不敢自卫。有一次，教师找安东尼娜的碴，在全班同学面前说她“那种人”就是“人民公敌，穷酸的富农！遭到驱逐也是罪有应得。我希望你们都在那里死绝”！安东尼娜深深感到不公和愤慨，真想呼喊出来，以示抗议，但更深沉的恐惧却逼迫她缄默不语。

这种恐惧渗透于安东尼娜的一生，克服它的唯 一方法是全身心地融入苏维埃社会。安东尼娜是 一名聪明的女子，性格坚强。她下定决心克服自 己出身的包袱，努力学习，冀望有一天能在社会 中获得平等认可。尽管遭遇歧视，但她学习成绩 优秀，信心益增，甚至加入了共青团。共青团领 导看重她的主动积极和能力，对她的“富农”出身 视而不见。到18岁时，安东尼娜作出一个关乎自 己命运的大胆举措：她决定向组织隐瞒自己的出 身——这带有极大的风险——甚至伪造有关文 件，以便就读医学院。她在列宁格勒的生理研究 所工作了40年，从没与朋友或同事谈及自己的家史。

没受斯大林恐怖影响的家庭甚少，按保守的估 计，从斯大林接掌党权的1928年到这名独裁者去世的1953年，约有2500万人受到苏维埃政权的迫害。1953年终告结束的，如果不是他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所开发的制度，至少也是其本身的恐怖统治。这2500万人——遭行刑队处决的人、古拉格政治犯、流放至“特殊定居地”的“富农”、遭到强制奴役和驱逐的少数民族——约占了总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苏维埃总人口估计是2亿，换言之，平均每1.5户家庭即有1人。这个数字并不包括死于饥荒或战争的。除了死去或遭受奴役的数百万人，还有数千万斯大林统治下的受害者亲属，他们的人生遭受了惊心动魄的摧 残，至今仍在吞食这苦涩的社会恶果。古拉格所 造成的多年分离，使家庭难以重聚，使亲情和友情一去不复返，人们再也无法返回“正常的生活”。

《耳语者》揭示了很多被刻意隐瞒的家史，像 戈洛温娜家一样，第一次将斯大林暴政下普通苏 维埃公民的内心世界公之于众。很多书籍描述了 恐怖的外表——逮捕、审判、古拉格的奴役和屠 杀——但《耳语者》首次详尽探讨了它对个人和 家庭刻骨铭心的影响。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苏维 埃人民如何过私人生活？他们真实的思想和感受 是什么？绝大多数城市人口寄居在共用公寓，一 家乃至多家合用狭小的住所，隔墙都能听到相互 的交谈，究竟能有怎样的私人生活？当国家通过 立法、监督、思想控制来横加干涉，几乎无远弗 届，私人生活到底还有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