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有一种推想，中国书法的始源是和文字本身的产生同样古远的。文字一经产生，书法也开始萌芽，文字与书法两相结合，彼此伴随，实系共出一源，不妨比喻为孪生姊妹。
中国文字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肇始，迄今仍然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不论怎么说，总是比好多人想像的更早一些。常有论作称殷商甲骨文为最早的文字，这是不合适的，因为甲骨文所代表的是相当复杂和成熟的文字系统，远非原始的文字。事实上，在近年考古工作中，业已提供出不少时代早于甲骨文的材料，其中一部分肯定是文字。探讨文字及书法的始源，就要从这类材料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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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中的“聿”（左）
甲骨文“聿”（右）
要说明的是，用笔书写并不是古时表现文字的唯一方式。《易·系辞下》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讲的是文字的发明而称之为“书契”。“书”字从“聿”，像握笔书写，“契”字从“刀”，像执刀契刻，所以古人表现文字的方式，既有用笔书写，也有用刀（或类似的锋刃器）刻划。
先谈书写。上面提到的“聿”字，其中笔形是一支毫端可以散开的毛笔。很早便有考古学者指出，毛笔的发明或许早于文字，仰韶等文化彩陶器的纹饰，不少便是用毛笔之类刷形器具绘制的，锋毫宛然[1]。同时，彩陶大都是以朱、黑两色矿物质颜料描画的，所以书写文字必需的笔、墨两者，那时已有雏形具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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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彩陶双连壶
出土于大河村遗址1号房基内
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我们还可以想像，彩陶上颇为精细的纹饰的绘画，训练了人们不断改进毛笔的制作。比如花纹里的粗笔，要求用长大柔软的笔毫，细笔，则需要笔毫尖细刚硬。更重要的是，由纹饰的绘画，古人学会了灵活自如的运笔方法，能够直接移用于文字符号的书写。
确实是使用毛笔写成的文字，应以山西襄汾陶寺出土的朱书陶扁壶为佳例[2]（图1）。根据报道，扁壶出于陶寺文化晚期灰坑H3403，残存口沿及腹部一部分，泥质灰陶，饰细篮纹。扁壶鼓凸的一面有朱书“文”字，“有笔锋，似为毛笔类工具所书。另在扁平的一面尚有二个朱书符号”。扁壶的年代约为公元前两千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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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书陶扁壶（图一）
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
©中国历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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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坑H1235
©山东大学博物馆
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各先生惠示，我曾有机会观察扁壶原件。壶上文字颜色鲜明，笔画清晰，不难看出是用毫端粗大而柔软的毛笔书写的。由于陶面较糙，有吸水性，笔毫肯定要蘸饱浓浓的朱色。
陶壶凸面和平面的文字，色调完全相同，可断定为一时一手所写。另外，壶的折断茬口边缘也涂染了朱色，表明朱书是在已经破碎后的残片上写出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两面的文字都位在现存部分的中间。
凸面的字是“文”，显而易见。字由四笔构成，中央不从“心”，同样的“文”字写法见于殷墟甲骨文[3]。模拟壶上“文”字的书写，即能看出，其四笔的笔顺应与今天大家的习惯一样，而且是用右手去写的。上面的左笔短劲刚直，右笔用了一点捺力，从而中段粗于末端。下面左笔偏长而提起，以致下截弯细，右笔使力更匀，收笔显出了毫锋。这样的表现，难道还不能称做书法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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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扁壶朱书文字示意
©中国历史研究院
平面的字，有学者认为是一个字[4]，我想还是释作两个字为好。中间的一细横，乃是界线。界线的上面，形如圆圈，系用笔从左下起始，顺时针旋转而成，可看到着力及转折停顿之处，字当释“日”。界线的下面，一字共用三笔，袅娜有致，只是左上一笔和下面一笔本宜连接，字当释“月”。假如我们把居中的界线看作地平线，这就显示出日升月落的天象，结合“文”字，似与古人思想以“经天纬地曰文”有关，这里不再详述。
古时的书写文字，主要应该在竹木质的简策上，因其易朽，现在难于发现。刻划文字，则以甲骨或陶器为载体，出土的实物很多。
最早的刻在龟甲上的符号，见于河南舞阳贾湖的裴李岗文化墓葬，年代据碳-14测定，竟早到公元前六千五百年左右。这些符号比较有象形性，如眼睛形，似甲骨文的“目”字；门户形，似甲骨文的“户”字，是世界上可能与文字有关的符号中出现最早的[5]（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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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甲契刻符号（图二）
出土于河南舞阳贾湖
用刀契刻的文字的佳例，是山东邹平丁公出土的陶文（图3）。这是一件泥质灰陶平底盆底部残片，出自灰坑H1235，时代为龙山文化晚期，约当公元前两千年多一些。我曾仔细观察原件，试作讨论[6]。
陶片上共有十一个字，排成五行。文字系用右手执锋刃器刻成，由笔画的走向，笔道的深浅，足以证明。所用锋刃工具可能是扁尖的，造成了笔道有宽有窄。文字是在陶器烧成后加刻，所以笔道有毛边，有的曲线因陶面已硬，刻成了折线，有的笔画碰到了陶质中的砂粒，而且是在已碎的陶片上刻的，文字在片上有明显布局，没有一个字因碎折而致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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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刀契刻的陶文残片（图三）
出土于山东邹平丁公
©山东大学博物馆
我曾经在日本松丸道雄教授释读的基础上[7]，尝试用甲骨金文的知识，将丁公陶文释为：
“何父”是人名，“扰犬”即驯犬。“厷”见《说文》，意思是交付。“抑”，意思是治、贬。“厷”猜想是签署的人名。全文大意是：何父以驯养的狗上献，有邪佞之心，将他交付惩治，由厷签名。这种释读，自然只是一次试验。
上面说到丁公陶文的布局，是值得注意的。从陶文的行款看，是由右向左竖行排列，与后世汉字相同。这是人们以之同后世文字联系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可以看出当时人考虑到在刻画成文时应有艺术的要求。陶片的面积不过几方寸，十一个字的分布非常匀称，特别是第五行末的“厷”字，鉴于空间较大，向右偏移一些，也表示出字义与上不连，这些地方极见匠心，与后来的篆刻是相通的。
丁公陶文的特点是字的连笔，即把一些笔画连刻，绵延回转，不妨说是行草的先声。我提到过，这种字体在江西清江吴城的商代陶文里也有，殷墟陶文中亦曾出现个别例子，可认为是当时的一种俗体。启功先生说：“每一时代中，字体至少有三大部分：即当时通行的正体字，以前各时代的各种古体字，新兴的新体字或说俗体字。”[8]这种区别看来当时已经有了。
有人对丁公陶文质疑，可是丁公陶文在一九九二年初发现后，一九九三年在江苏高邮龙虬庄又发现了另一件有刻画的陶片[9]（图4）。这是泥质黑陶盆的口沿部分残片，上面有八个刻画符号，排成两纵行。右边一行均为连笔，“类似动物图形”，左边一行不连笔，近于甲骨文，但比较草率。饶宗颐先生以为左行第三、四字下一横为“衍画”，即饰笔，从而释之为“朱尤”二字。[10]这件陶片属于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年代和丁公那件差不多，在公元前两千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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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高邮龙虬庄陶片摹本（图四）
龙虬庄陶文引人注目的是，和丁公陶文一样，也有很好的布局。刻画显然是在陶片已碎成现状后做成的，所以右边的“动物图形”，在陶片宽处长一点，窄处短一点，于斜长方形的框图中形成优美的分布。看来那时的人们，对于刻写一定形状的陶片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能在径寸间随兴发挥。
陶片右侧的四个“动物图形”，或似龙蛇，或类禽鸟，不很容易辨识。这里要说的是，我们在甲骨金文中可见的动物都构形狭长，有的转了九十度，这乃是适应用简书写的结果[11]，丁公陶文的“犬”字已有此种迹象[12]。不过，即使在甲骨金文里，也还有着动物形象横伸的情形。因此，这四个连笔的图形是否也是文字，值得进一步探究。
本文所举出的几个实例，陶寺、丁公、龙虬庄的陶文，年代均处于公元前两千年左右或更早一些，大致相当文献中尧、舜、禹的时代。书法的若干因素，于此已经看得比较明显，这是我敢揣测中国文字与书法并时孪生的原因。至于商周以下，文字的演进与书法的发展密不可分，众所周知，就不必在此饶舌了。
注释：
[1] 钱存训：《书于竹帛》，第一三七页，上海书店出版社，二〇〇二年。
[2] 李健民：《论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及相关问题》，《中国书法》二〇〇〇年第十期。
[3] 沈建华、曹锦炎：《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第一六〇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4] 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二期，二〇〇一年七月。
[5] 李学勤：《公元前第七千纪的龟甲刻画符号》，《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
[6] 李学勤：《邹平丁公陶文试探》，《国际汉学》第二辑，大象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7] 清水胜彦、羽后荣：《引起学术界争论的中国最古文字》（日本），AERA第六卷第二十一期。
[8]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第三十五页，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9] 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第二〇四—二〇五页，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10] 饶宗颐：《谈高邮龙虬庄陶片的刻画图文》，《东南文化》一九九六年第四期。
[11] 游顺钊：《古汉字书写纵向成因》，《中国语文》一九九二年第五期。
[12] 李学勤：《古汉字书写纵向与丁公陶文》，《亚文》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本文原载于《中国书法》200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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