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有一种推想,中国书法的始源是和文字本身的产生同样古远的。文字一经产生,书法也开始萌芽,文字与书法两相结合,彼此伴随,实系共出一源,不妨比喻为孪生姊妹。
中国文字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肇始,迄今仍然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不论怎么说,总是比好多人想像的更早一些。常有论作称殷商甲骨文为最早的文字,这是不合适的,因为甲骨文所代表的是相当复杂和成熟的文字系统,远非原始的文字。事实上,在近年考古工作中,业已提供出不少时代早于甲骨文的材料,其中一部分肯定是文字。探讨文字及书法的始源,就要从这类材料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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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中的“聿”(左)
甲骨文“聿”(右)
要说明的是,用笔书写并不是古时表现文字的唯一方式。《易·系辞下》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讲的是文字的发明而称之为“书契”。“书”字从“聿”,像握笔书写,“契”字从“刀”,像执刀契刻,所以古人表现文字的方式,既有用笔书写,也有用刀(或类似的锋刃器)刻划。
先谈书写。上面提到的“聿”字,其中笔形是一支毫端可以散开的毛笔。很早便有考古学者指出,毛笔的发明或许早于文字,仰韶等文化彩陶器的纹饰,不少便是用毛笔之类刷形器具绘制的,锋毫宛然[1]。同时,彩陶大都是以朱、黑两色矿物质颜料描画的,所以书写文字必需的笔、墨两者,那时已有雏形具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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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彩陶双连壶
出土于大河村遗址1号房基内
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我们还可以想像,彩陶上颇为精细的纹饰的绘画,训练了人们不断改进毛笔的制作。比如花纹里的粗笔,要求用长大柔软的笔毫,细笔,则需要笔毫尖细刚硬。更重要的是,由纹饰的绘画,古人学会了灵活自如的运笔方法,能够直接移用于文字符号的书写。
确实是使用毛笔写成的文字,应以山西襄汾陶寺出土的朱书陶扁壶为佳例[2](图1)。根据报道,扁壶出于陶寺文化晚期灰坑H3403,残存口沿及腹部一部分,泥质灰陶,饰细篮纹。扁壶鼓凸的一面有朱书“文”字,“有笔锋,似为毛笔类工具所书。另在扁平的一面尚有二个朱书符号”。扁壶的年代约为公元前两千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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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书陶扁壶(图一)
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
©中国历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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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坑H1235
©山东大学博物馆
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各先生惠示,我曾有机会观察扁壶原件。壶上文字颜色鲜明,笔画清晰,不难看出是用毫端粗大而柔软的毛笔书写的。由于陶面较糙,有吸水性,笔毫肯定要蘸饱浓浓的朱色。
陶壶凸面和平面的文字,色调完全相同,可断定为一时一手所写。另外,壶的折断茬口边缘也涂染了朱色,表明朱书是在已经破碎后的残片上写出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两面的文字都位在现存部分的中间。
凸面的字是“文”,显而易见。字由四笔构成,中央不从“心”,同样的“文”字写法见于殷墟甲骨文[3]。模拟壶上“文”字的书写,即能看出,其四笔的笔顺应与今天大家的习惯一样,而且是用右手去写的。上面的左笔短劲刚直,右笔用了一点捺力,从而中段粗于末端。下面左笔偏长而提起,以致下截弯细,右笔使力更匀,收笔显出了毫锋。这样的表现,难道还不能称做书法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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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扁壶朱书文字示意
©中国历史研究院
平面的字,有学者认为是一个字[4],我想还是释作两个字为好。中间的一细横,乃是界线。界线的上面,形如圆圈,系用笔从左下起始,顺时针旋转而成,可看到着力及转折停顿之处,字当释“日”。界线的下面,一字共用三笔,袅娜有致,只是左上一笔和下面一笔本宜连接,字当释“月”。假如我们把居中的界线看作地平线,这就显示出日升月落的天象,结合“文”字,似与古人思想以“经天纬地曰文”有关,这里不再详述。
古时的书写文字,主要应该在竹木质的简策上,因其易朽,现在难于发现。刻划文字,则以甲骨或陶器为载体,出土的实物很多。
最早的刻在龟甲上的符号,见于河南舞阳贾湖的裴李岗文化墓葬,年代据碳-14测定,竟早到公元前六千五百年左右。这些符号比较有象形性,如眼睛形,似甲骨文的“目”字;门户形,似甲骨文的“户”字,是世界上可能与文字有关的符号中出现最早的[5](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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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甲契刻符号(图二)
出土于河南舞阳贾湖
用刀契刻的文字的佳例,是山东邹平丁公出土的陶文(图3)。这是一件泥质灰陶平底盆底部残片,出自灰坑H1235,时代为龙山文化晚期,约当公元前两千年多一些。我曾仔细观察原件,试作讨论[6]。
陶片上共有十一个字,排成五行。文字系用右手执锋刃器刻成,由笔画的走向,笔道的深浅,足以证明。所用锋刃工具可能是扁尖的,造成了笔道有宽有窄。文字是在陶器烧成后加刻,所以笔道有毛边,有的曲线因陶面已硬,刻成了折线,有的笔画碰到了陶质中的砂粒,而且是在已碎的陶片上刻的,文字在片上有明显布局,没有一个字因碎折而致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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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刀契刻的陶文残片(图三)
出土于山东邹平丁公
©山东大学博物馆
我曾经在日本松丸道雄教授释读的基础上[7],尝试用甲骨金文的知识,将丁公陶文释为:
“何父”是人名,“扰犬”即驯犬。“厷”见《说文》,意思是交付。“抑”,意思是治、贬。“厷”猜想是签署的人名。全文大意是:何父以驯养的狗上献,有邪佞之心,将他交付惩治,由厷签名。这种释读,自然只是一次试验。
上面说到丁公陶文的布局,是值得注意的。从陶文的行款看,是由右向左竖行排列,与后世汉字相同。这是人们以之同后世文字联系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可以看出当时人考虑到在刻画成文时应有艺术的要求。陶片的面积不过几方寸,十一个字的分布非常匀称,特别是第五行末的“厷”字,鉴于空间较大,向右偏移一些,也表示出字义与上不连,这些地方极见匠心,与后来的篆刻是相通的。
丁公陶文的特点是字的连笔,即把一些笔画连刻,绵延回转,不妨说是行草的先声。我提到过,这种字体在江西清江吴城的商代陶文里也有,殷墟陶文中亦曾出现个别例子,可认为是当时的一种俗体。启功先生说:“每一时代中,字体至少有三大部分:即当时通行的正体字,以前各时代的各种古体字,新兴的新体字或说俗体字。”[8]这种区别看来当时已经有了。
有人对丁公陶文质疑,可是丁公陶文在一九九二年初发现后,一九九三年在江苏高邮龙虬庄又发现了另一件有刻画的陶片[9](图4)。这是泥质黑陶盆的口沿部分残片,上面有八个刻画符号,排成两纵行。右边一行均为连笔,“类似动物图形”,左边一行不连笔,近于甲骨文,但比较草率。饶宗颐先生以为左行第三、四字下一横为“衍画”,即饰笔,从而释之为“朱尤”二字。[10]这件陶片属于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年代和丁公那件差不多,在公元前两千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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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高邮龙虬庄陶片摹本(图四)
龙虬庄陶文引人注目的是,和丁公陶文一样,也有很好的布局。刻画显然是在陶片已碎成现状后做成的,所以右边的“动物图形”,在陶片宽处长一点,窄处短一点,于斜长方形的框图中形成优美的分布。看来那时的人们,对于刻写一定形状的陶片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能在径寸间随兴发挥。
陶片右侧的四个“动物图形”,或似龙蛇,或类禽鸟,不很容易辨识。这里要说的是,我们在甲骨金文中可见的动物都构形狭长,有的转了九十度,这乃是适应用简书写的结果[11],丁公陶文的“犬”字已有此种迹象[12]。不过,即使在甲骨金文里,也还有着动物形象横伸的情形。因此,这四个连笔的图形是否也是文字,值得进一步探究。
本文所举出的几个实例,陶寺、丁公、龙虬庄的陶文,年代均处于公元前两千年左右或更早一些,大致相当文献中尧、舜、禹的时代。书法的若干因素,于此已经看得比较明显,这是我敢揣测中国文字与书法并时孪生的原因。至于商周以下,文字的演进与书法的发展密不可分,众所周知,就不必在此饶舌了。
注释:
[1] 钱存训:《书于竹帛》,第一三七页,上海书店出版社,二〇〇二年。
[2] 李健民:《论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及相关问题》,《中国书法》二〇〇〇年第十期。
[3] 沈建华、曹锦炎:《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第一六〇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4] 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二期,二〇〇一年七月。
[5] 李学勤:《公元前第七千纪的龟甲刻画符号》,《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
[6] 李学勤:《邹平丁公陶文试探》,《国际汉学》第二辑,大象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7] 清水胜彦、羽后荣:《引起学术界争论的中国最古文字》(日本),AERA第六卷第二十一期。
[8]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第三十五页,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9] 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第二〇四—二〇五页,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10] 饶宗颐:《谈高邮龙虬庄陶片的刻画图文》,《东南文化》一九九六年第四期。
[11] 游顺钊:《古汉字书写纵向成因》,《中国语文》一九九二年第五期。
[12] 李学勤:《古汉字书写纵向与丁公陶文》,《亚文》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本文原载于《中国书法》200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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