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位参议员在延安被宴请：
左一傅斯年，左二毛泽东
傅斯年之前去过北大去过伦敦，去过中研院去过柏林，去过中山去过聊城去过南京，唯独没去过延安。
抗战胜利，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党中国民主同盟想通过自己在国共之间的斡旋，推动中国民主进程。
民主同盟领导成员当时被称为散落在各界的儒生，如章伯钧、罗隆基、左舜生等。抗战结束后，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机会再次降临，中国这时候需要的，是象苏秦、张仪一样的纵横家和辩士，在国共之间往来斡旋，谋得和平和民主。
1945年6月，他们联合了一些无党派人士，最后委派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冷遹、王云五致电毛泽东，提出访问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回电，欢迎他们到延安一叙。同时，他们也向蒋介石当面陈述了访问延安的想法。蒋介石不动声色地说：“余无成见。国家的事，只须于国有益，都可以商谈的。”
1945年7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冷遹一行六人，乘专机到达延安，王云五因为并不看好这次北上，以患病发高烧为由，临行前推掉了访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中国学术和文化界大咖傅斯年，与未来中国领袖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完成了低调的、也是他们一生唯一一次的彻夜长谈。
文 II 岳南
采编 II 三木
图片提供 II EA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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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延安纵横，傅斯年
这次相信理想了
7月2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延安杨家岭会见六位参政员，共商国共合作事宜。晚上，毛泽东专门设宴款待。餐桌上，面对毛泽东的谈笑风生，几位参政员在应承的同时，各自又有一番不同的心境。此次重组访问团的六人中，黄、章、左、冷皆属于民主同盟或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成员；褚辅成是老国民党员，傅斯年属于无党派人士。
很明显，褚与傅加入这个班子，是受到黄炎培等人极力鼓动与拉拢的，主要目的是给外界制造一种多党派、多团体的民主气氛和色彩。对此，罗家伦暗地里曾略带讽刺地劝说过傅斯年，让其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动翅膀。意思是不要跟着黄炎培、章伯钧等一班人闹腾，天下事不是靠黄、章等几名策士就可以捭阖的。但毕生相信实用、实证、强权的傅斯年，这次却相信了纵横理想，竟跟着黄炎培匆匆上了飞机，有所期待。
六位参政员飞抵延安时，中共领导人前往迎接。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就当时的情形论，在六位参政员中，左舜生与傅斯年心境最为复杂。左舜生也是湖南长沙人，与毛泽东同庚。早年与毛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 20年代赴法国留学。后来提倡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 3日上午，左与毛泽东单独交谈时说，“我们青年党就主张走议会道路，不办武装，成为国家真正的参政党，对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威胁。”毛泽东忍不住问道：“你的意思是要我们也向你们青年党学习？”左回答：“谈不上学习，我觉得我们青年党的这种做法是对的。”
“怎么对呢？” 毛很不以为然地问道。
“和平议政，对政府没有威胁，也有利于各党派的团结嘛！”
毛泽东听出左的弦外之音，很冷静地回道：
“我也主张一个国家只有一支军队，但要看军队掌握在谁的手里，为谁服务。要知道，一个没有武装的政党是没有力量的，被蒋介石视为土匪乱党的人，若没有一点儿自己的武力，根本无法生存，更不用说有发言权和改造社会了。老庚呀（湖南人对同年出生者的俗称），你这个青年党的 '军事爷’，怎么连这个道理也不懂呀！”
五十二岁的左舜生碰了个软钉子，仍不知趣，又提出一个令毛泽东十分尴尬的问题。左要见上海著名影星蓝苹。毛泽东当即沉下脸来说我不认识蓝苹，觉得不妥，又说 “她生病了”。自此再也没理睬这位无聊、蹩脚加浅薄的老乡。
左的言行，不但毛泽东反感，也被同来的傅斯年轻视。早在1937年10月，傅斯年给刚到美国不久的胡适写信，在提及国内情形时，就毫不保留的表达过对参议会成员尤其是左舜生的反感。傅斯年不愧是胡适所说的 “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和学界大鳄，同为毛泽东的北大旧识，他没有像左那样稀里糊涂地让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枪杆子，或不礼貌的要见蓝苹。傅斯年深知相互之间的关系与各自的地位，已经时过境迁了。
毛泽东对北大经历
的不愉快回忆
毛泽东是1918年夏天从湖南乡村走进北大校园的，期间，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适以及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开始同为北大人。许多年后，毛在延安黄土凝成的窑洞里，在寂静的夜晚，伴着青灯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了这段使他刻骨铭心的经历：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7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8块钱。”
“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从这段不愉快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当年在北大一呼百应、叱咤风云的傅斯年，的确是“目空天下士”的。在新文化运动的天空里，他真的没有办法留意到那个拿着八块钱月薪、说着别人听不懂的湖南方言、没能力融入到新文化推动者群体的图书馆读报登记员。当然更不会端量，他日后会不会成为比傅斯年自己还要不可一世和充满霸气与豪气的时代人物，当然更不会想到许多年后有延安相会这一段插曲。
傅斯年与周恩来在此次访问延安时交谈
当时，一直处于人微言轻尴尬境地的毛泽东，对傅斯年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扬风扎猛的做派，也由最早的崇拜渐渐转为失望。据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说：“毛在北大写信给朋友，说他被孟真先生和罗家伦等人欺骗了。因为他们不像他在长沙耳闻的那么优秀。”但是，毛泽东在穷困潦倒中，却在这座帝王之都的公园和故宫的旧址中看到了新的希望，如同毛自己所说：在灰蒙蒙的天空中，我 “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这个时候，没有人意识到，一个辉煌的大梦已在毛泽东心中萌生，并等待着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春破茧而出，一飞冲天，于古老的天安门城楼上投下巨影。
而傅斯年这边，对后来跑到偏远山林河谷与黄土高原拉杆子闹革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人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同样未放在眼里。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发表的《“九一八”一年了！》的政论文章中，谈到中国政治的出路问题，他认为国民党自身已腐化堕落，弄得天怒人怨，国势濒危。尽管如此，中国还没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力量可取而代之。傅打比方说，这就好比明朝亡国的时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般。对有人提出共产党是否可取而代之的疑问，傅的回答是：“共产党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之前同共产党共事的经验论，不能不觉得他们也是感情的发泄，而并无建国之能力，所做的工作很多还是洋八股。”
傅斯年与毛泽东彻夜长谈
说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因为北大的这段因缘，毛泽东单独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进行交谈。
时过境迁，他们的境遇与当年在北大时已经完全不同了。一个选择了江山，一个选择了精神世界，高低伯仲，终究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比较。二人以礼相敬，在窑洞里，完成了一场有温度、有高度和适当敞开心胸的单独约见。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细节是，毛泽东没有忘记北大时代令他百感交集的经历。当谈到傅斯年曾在“五四”中大出风头，并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做出巨大贡献，进而谈到当时在政学两界流传的傅氏本人常自负为 '喑呜叱咤，千人皆废’ 之西楚霸王”时，傅斯年狡猾而又风趣得体地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听罢如此得体又使双方皆不失面子的话，心中大为舒畅。
毛傅二人的延安谈话，已经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上这两位重要人物交往的关键内容之一。傅斯年在返回重庆之前，没有像其他成员那样喋喋不休地大谈民主，而是以士大夫传统、儒雅的交际方式，请毛泽东题字留念。毛泽东慨然允之。有关这方面的真实资料，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95年为纪念傅斯年百岁诞辰而出版的一部《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有所收录。其中第115页收录了毛泽东给傅斯年的一封短笺和所写条幅，另有给王世英的一个便条。短笺曰：
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
敬颂旅安！
毛泽东上
七月五日
毛泽东在条幅中写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
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毛泽东手书给傅斯年的条幅和便笺
这首诗是晚唐诗人章碣的《焚书坑》。章碣生卒年月不详，一生落拓，后流落毗陵等地。该诗以当年秦始皇帝焚书坑儒的典故引出，这位中国第一位皇帝想出的治国之术是杀那些不听话的儒生，希望能一劳永逸，江山万世相传。没想到十几年后揭竿而起、敛财称兵、颠覆社稷的首要人物并不是儒生，而是一群在百姓看来不识几个字的陈胜、吴广、流氓之祖兼小混混儿刘邦，外加一个文盲兼莽汉项羽等。这一历史镜头实在是对号称“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的嘲弄。
毛泽东以此诗赠傅斯年，自然是经过一番思考的，诗中“刘项原来不读书”一句，当是毛泽东自况，或含有自谦没有傅斯年读的书多，或者还有更深刻的内涵和用意，或者有点儿什么意思只是留给后人猜测消遣。但这短笺和条幅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对外界盛传的傅斯年对毛泽东所说的“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之语，是一个佐证。
4“门外有一块绊脚石
就是国民大会问题”
在延安期间，傅斯年顺便看望了久别的弟子刘燿（尹达）。刘是抗战前史语所发掘殷墟时从河南大学招收的毕业生，与石璋如、尹焕章等一同进入史语所参加殷墟发掘，算是傅斯年学生辈人物。抗战军兴，刘燿随史语所抵达长沙不久，离所径自奔赴延安，化名尹达加入共产党。傅斯年看到尹达一时感情冲动，动员尹达随自己一道回四川李庄史语所，接着续写尹达此前已完成大半的《山东日照两城镇史前遗址发掘报告》。这一提议，使尹达颇感惊慌。
由于尹达的关系，傅斯年参观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等学术机关，见到了马列学院的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老范是傅斯年的学长，此次二人延安相逢，老范正在编写一部中国政治史，并打算本着马列主义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重新改写《中国通史简编》。傅对这种治学态度表示赞赏，二人握手言欢，彼此仍然信任欣赏。
在双方会见中，当参政员们提到对大局的看法，并说到“双方商谈之门，并没有关闭”时，毛泽东表示同意，接着说：“只为了门外有一块绊脚石，就是国民大会问题。” 对于这个敏感问题，重庆来客们不知如何回答。双方经过多次会谈，最后总算形成一个《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文件，可视为几天来会谈的总成果。
7月5日早餐后，访问团成员匆匆赶往机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机场送行。最后握别时，毛泽东特地叮嘱六位参政员到重庆后务必向蒋委员长致谢，并称：“有诸位到延安，使我们听到许多平时不易听到的话，增加了不少了解。并祝蒋委员长健康。”同时，毛还托傅斯年转达自己对胡适老师的问候——尽管胡适与傅斯年一样，当年与毛泽东在北大从未正面交往过。
据罗家伦回忆，傅斯年被推举为访问延安的代表团成员，他回来以后，和我谈过几次。他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单独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谈开了，甚至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通过这些材料熟谙民众心理，功夫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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