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谏言
专权的吕壹被处死,吴王让中书郎袁礼向诸位大将道歉,并询问他们对时事改革的意见。
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都以不主管和了解政务为由,不肯发表意见,让袁礼去问陆逊、潘浚。
而陆逊、潘浚见到袁礼,流泪不止,言辞谨慎,可见他们内心的恐惧与不安。
吴王听了袁礼的汇报,不禁怅然,内心深感困惑。
天下只有圣人才能无过,只有聪明人才能自察,普通人的行为总会有错误。因为自己曾经一时疏忽,伤害和抵制了众大臣,使得各位心存疑虑,不肯进言了。
吴王坦言,他和各位共事多年,于公于私都应该可以坦诚相见,荣辱共担,休戚与共。
忠臣不应该隐瞒实情,智士不应该保留谋略。不论事情的是非如何,各位大臣现在怎么可以袖手旁观,自得悠闲呢?
吴王引用了古时齐桓公和管仲的故事,来说明君主与大臣之间的关系。
管仲不仅赞叹齐桓公的善举,对于他的过失也直言规劝。如不被采纳,管仲还会持续规劝。
吴王自知没有齐桓公那么好的德行,可是各位大臣却不肯进谏。
他认为,相比齐桓公,自己可能还多一些自省,而大臣们却不如管仲那样执着与负责了。
不大赦
费祎主持蜀汉时,实行大赦。
大司农孟光当众表示反对,认为大赦是一种偏颇的政策,不是圣明之世所应实行的。只有到了社会极端衰败,实在不得已的时候,才能暂时地变通实行一次。如今主上仁德圣明,百官们也都尽职尽责,根本没有到需要对奸邪之徒施加恩惠的危急时刻。
面对指责,费祎只是一直道歉。
在诸葛亮做蜀汉丞相的时候,也有人谈论到他不肯实行大赦。
诸葛亮对此回应道,治理国家要靠大的德政,而不靠小恩小惠,因此汉代的贤臣匡衡、吴汉不愿实行大赦。
陈元方、郑康成常常给先帝讲述治国之道,没有一次提及赦免。而象刘表、刘琮父子那样,每年都实行赦免。由于恩惠过于泛滥,反而对治国没有益处。
所以,蜀人都极力称赞诸葛亮的贤明,认为费祎的能力并不如他。
陈寿也评论诸葛亮治国有方,虽然多次发兵征战,但不轻易下赦免令,足见他的远见卓识。
不重名声
明帝对华而不实的士人深恶痛绝,要求吏部尚书卢毓在选拔举荐人才时,不要唯名是取。
卢毓也认为,现在考评依靠的舆论真假难辨。
明帝颁布诏书,让散骑常侍刘邵制定考课法。刘邵制定《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百官对考课法意见不一。
司隶校尉崔林认为,《周官》中的考课之法已十分完备了,但疏于执行而废弛。所以,应该强调大臣们尽职尽责,而不是依赖考课这种工具。”
黄门侍郎杜恕认为,没有万能的法制细则,考课的原则更加重要。
他建议确立可信的必赏制度、可行的必罚制度。同时,依靠大臣们整体的努力和支持,才可以处理好天下的大事。
司空掾傅嘏认为,考察官员的能力应以国家大政方针为重,而不是制定考课之法这样的细节。
卢毓在选拔人才时,优先考虑道德,其次才是才能。他认为,才能是要用来行善的,有才而不行善的人并不适合作官。
大臣们久议不决,这个考察法竟没有实行。
司马光也承认在舆论毁誉、个人好恶、真假档案等因素的影响下,识别人才非常困难。
他更推崇上司的公正和智慧。唯有如此,才会对下属的能力就非常清楚,也不会出现徇私的情况。
设计考察方式时,要避免被人才的出身所干扰,可以逐级考察和任免,以方便管理。
不应拘泥于古代的典章制度,要注意根据不同时代的特点,施行适合当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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