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谏言
专权的吕壹被处死，吴王让中书郎袁礼向诸位大将道歉，并询问他们对时事改革的意见。
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都以不主管和了解政务为由，不肯发表意见，让袁礼去问陆逊、潘浚。
而陆逊、潘浚见到袁礼，流泪不止，言辞谨慎，可见他们内心的恐惧与不安。
吴王听了袁礼的汇报，不禁怅然，内心深感困惑。
天下只有圣人才能无过，只有聪明人才能自察，普通人的行为总会有错误。因为自己曾经一时疏忽，伤害和抵制了众大臣，使得各位心存疑虑，不肯进言了。
吴王坦言，他和各位共事多年，于公于私都应该可以坦诚相见，荣辱共担，休戚与共。
忠臣不应该隐瞒实情，智士不应该保留谋略。不论事情的是非如何，各位大臣现在怎么可以袖手旁观，自得悠闲呢？
吴王引用了古时齐桓公和管仲的故事，来说明君主与大臣之间的关系。
管仲不仅赞叹齐桓公的善举，对于他的过失也直言规劝。如不被采纳，管仲还会持续规劝。
吴王自知没有齐桓公那么好的德行，可是各位大臣却不肯进谏。
他认为，相比齐桓公，自己可能还多一些自省，而大臣们却不如管仲那样执着与负责了。
不大赦
费祎主持蜀汉时，实行大赦。
大司农孟光当众表示反对，认为大赦是一种偏颇的政策，不是圣明之世所应实行的。只有到了社会极端衰败，实在不得已的时候，才能暂时地变通实行一次。如今主上仁德圣明，百官们也都尽职尽责，根本没有到需要对奸邪之徒施加恩惠的危急时刻。
面对指责，费祎只是一直道歉。
在诸葛亮做蜀汉丞相的时候，也有人谈论到他不肯实行大赦。
诸葛亮对此回应道，治理国家要靠大的德政，而不靠小恩小惠，因此汉代的贤臣匡衡、吴汉不愿实行大赦。
陈元方、郑康成常常给先帝讲述治国之道，没有一次提及赦免。而象刘表、刘琮父子那样，每年都实行赦免。由于恩惠过于泛滥，反而对治国没有益处。
所以，蜀人都极力称赞诸葛亮的贤明，认为费祎的能力并不如他。
陈寿也评论诸葛亮治国有方，虽然多次发兵征战，但不轻易下赦免令，足见他的远见卓识。
不重名声
明帝对华而不实的士人深恶痛绝，要求吏部尚书卢毓在选拔举荐人才时，不要唯名是取。
卢毓也认为，现在考评依靠的舆论真假难辨。
明帝颁布诏书，让散骑常侍刘邵制定考课法。刘邵制定《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百官对考课法意见不一。
司隶校尉崔林认为，《周官》中的考课之法已十分完备了，但疏于执行而废弛。所以，应该强调大臣们尽职尽责，而不是依赖考课这种工具。”
黄门侍郎杜恕认为，没有万能的法制细则，考课的原则更加重要。
他建议确立可信的必赏制度、可行的必罚制度。同时，依靠大臣们整体的努力和支持，才可以处理好天下的大事。
司空掾傅嘏认为，考察官员的能力应以国家大政方针为重，而不是制定考课之法这样的细节。
卢毓在选拔人才时，优先考虑道德，其次才是才能。他认为，才能是要用来行善的，有才而不行善的人并不适合作官。
大臣们久议不决，这个考察法竟没有实行。
司马光也承认在舆论毁誉、个人好恶、真假档案等因素的影响下，识别人才非常困难。
他更推崇上司的公正和智慧。唯有如此，才会对下属的能力就非常清楚，也不会出现徇私的情况。
设计考察方式时，要避免被人才的出身所干扰，可以逐级考察和任免，以方便管理。
不应拘泥于古代的典章制度，要注意根据不同时代的特点，施行适合当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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