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延安
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了一本有名的书——《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其实，他到的是保安，而非延安。真正到达并记录了延安的人，是埃德加的妻子海伦。
海伦在帮助丈夫整理采访红军的照片和笔记时，也下定决心，要亲眼去看看那些照片和笔记上记载的事实。并且，她还希望从一个女性作家的角度，去搜集更多被丈夫遗漏掉的素材，多采访一些红色政权下的妇女和儿童。
在西安事变后不久的1937年初，年轻的海伦孤身西行到达延安。在延安待的4个月中，海伦采访了34个人，记录下了大量笔记，不仅为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提供了急需的资料和照片，并为之后她写成的一些共产党人长篇传记搜集了丰富的素材。
但卡斯时期对进步书籍的压制，她的这些珍贵著作也因此与普利策奖无缘，甚至长期无法出版。学者们在胡佛研究所参考了海伦的文集，却连资料的出处也从来不提。这令她非常不满，她希望这些有益的书稿能在中国翻译出版。
这本书就是作者根据1937年的采访笔记写成，并由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会长安危于1983年翻译为中文。
突破重围
1937年初，海伦得知中国共产党将于5月初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很多中共的首脑人物届时会聚集延安。虽然在爆发珍珠港事件的1941年前，苏区被严密封锁，到达延安的外国人更是寥寥无几，她仍决定乘此机会，突破重围，前往延安。
1937年4月23日，海伦搭乘北平出发的火车，到达西安车站。此时的西安已被南京政府完全接管，当局不再发放来西安的签证，禁止任何新闻记者进入西安周围的军事区域。8名外国记者成为重点监管对象，埃德加·斯诺的名字位列第一。他的妻子海伦当然也被严格监视，无论她走到哪里，都有两名警察紧紧跟随。
凭借她并不喜欢的“涉外法权”，可免于被警察拘捕，但海伦无法出城，只得待在西京招待所。她与丈夫的通信也被监视，不得不在信中使用很多代号和化名，甚至连落款都不写，钱也越花越少。
当时，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已被调防。在西安的外国传教士们担心受到牵连，也对海伦十分冷淡。多亏了西京招待所的周经理，找到了一个名叫肯普顿·菲奇的美国青年愿意帮助她。菲奇并不赞成海伦冒险，但他认为按照西方的文化标准，自己必须帮助一位身处困境、孤立无援的妇女。二人商好了逃跑计划。海伦故意放出风声，声称准备启程回北平，以麻痹监视她的警察。
不料，到了约定行动的那一天，当局担心杨虎城驻守在城里的余部可能发生骚乱，忽然宣布了全城戒严令。海伦不甘心放弃计划，在没有得到菲奇讯号的情况下，冒险跳窗逃出招待所，又机智地应付和摆脱了巡逻的警察。在深夜冷清的大街上，运气不错的她竟然撞见了菲奇！在他的引领下，海伦终于见到了愿意送她去三原的汽车司机。
第二天一早，这辆带军事通行证的汽车威风凛凛地驶过一道道城门，一路颠簸地开到红军驻三原的办事处。海伦终于如愿踏上了进入红区之路。
延安见闻
海伦在延安患上了痢疾，体质很差，但还是坚持不断地采访和记录，最后还因此落下了手部痉挛的毛病。
书中除了红军高级指挥员和领导人对西安事变、抗战前景、托派等的看法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令人印象深刻。
1，风气清正
延安的物质生活条件虽然简陋，但人们的士气高昂，干劲十足。文化人士云集，演出活动丰富。
红军的绝大部分指挥员是20岁至25岁，级别越低，年龄越小。师长的年龄是25岁至30岁，高级军官大致上也是这个年龄。
红军的官兵之间讲民主，不分阶级，所以总打胜仗。士兵也以革命工作为首要，纪律严明，红军中几乎没有国民党军中常见的梅毒和淋病。
在苏区，彻底禁止鸦片，停止种植罂粟和从外面运进鸦片，并帮助上瘾的人戒烟。凡有鸦片的一律登记，物主只可以带到外边去卖。不服从者 ，先予以忠告，接着是警告，直至没收。
红军改善了当地煤矿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待遇，还对他们进行扫盲教育。苏区允许资本家经营，也发生过要求资本家增加工资的罢工。
红军重视发动群众，建立统一战线，队伍中也有少数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革命者。
由此可见，延安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新世界，难怪会成为当时众多进步青年所向往的革命圣地。
2，妇女的地位高
在苏区的妇女地位明显得到了提高。比较典型的如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她喜欢打仗，生活和工作都比较独立。康克清总是和男子一起工作，很少和妇女在一起，称朱德同志，从来不称丈夫。
所有苏区的妇女都有自己的土地，她们在经济上是独立的，不像以前那样依赖家庭、依赖男子。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上有发言权，选举权，可以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看戏等，也参加学习和锻炼。
结婚必须去地方政府登记，婚姻要双方同意，不允许第三者干涉。为了保护妇女，影响婚后生活的病残者禁止结婚。提出离婚的，大部分是妇女。离婚后，妇女的财产归本人所有，且男方需要帮助女方把孩子养到16岁。
妇女在工厂或者合作社劳动，绝大多数是裁缝、鞋匠或者纺线织袜的。她们干与男子一样的工作，并得到更好的待遇。
国营工厂的女工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每月休假4天，工资照发。只有工会批准，才加夜班，半天给3小时的工资。新工人由工会介绍，解雇工人也必须得到工会的允许，工人的工资也由工资委员会决定，食宿和被服则一般由工厂负担。
产假中工资照拿，另发津贴，婴儿也领有津贴。妇女有病时，享受免费医疗和生活费用，住院有津贴，工资也照发。
红军中有很多“红小鬼”负责看火、烧饭、搞宣传、搞护理、演活报剧等。红军不想让这些小孩子来，但他们全都跟着部队后面，不肯离开。打仗时，他们从来不逃跑，以后将成为高级指挥员。
海伦以一个女性记者的眼光，特别关注了在延安的妇女和孩子，正是他们的福祉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走向。
3，经济与民主
通过访问国民经济部，海伦了解到苏区的经济发展已经比较良好。
苏区有相当完整的发展规划：恢复农业，兴修水利，发展进出口贸易，提高农产品价格，发展国防工业。他们甚至打算吸引苏区外面的私人资本来开发延安和永坪的石油。除了食盐，苏区政府不征税，出口税也很低。而且准备废除苏区纸币，改用中央政府的货币。每个村庄都有供销合作社。不再没收土地，因为这种做法违背统战政策。
民主选举也在大力推进中。
之前，人民选举地方候选人，地方候选人再选高一级的官员，直至中央机关。现在实行直接普选。苏区原来只限农民与工人有选举权，后扩大到商人和资本家、白军团长等。现在是除了精神病患者、汉奸以及被依法剥夺选举权的人以外，凡年龄在16周岁以上，符合以上条件，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当时的国民党还在限制20周岁以上的人参加选举，并要宣誓效忠三民主义。一个人即使有选举权，也不可能当选。
海伦记录的这些细节令人大开眼界。苏区的经济独立，享有民主，政权的基础自然牢固。
经历了在延安的采访，海伦的中国话进步很大。在去前线当战地记者途中，甚至还给听不懂江西话的陕北人当翻译。
而埃德加就有点掉链子，不仅延安翘首以盼的书稿迟迟没有完成，还发表了红军已破译南京的全部密码等保密情况，令周恩来恼火不已。埃德加以为延安物资丰富，只需寄来钞票，即可买到一切。好在海伦自己很注意节约，也不在意食物的好坏。她还劝埃德加注意省钱，把房子退掉，每月只需付15元的家具保管费，根本不要花钱雇佣人，也无须付水电费。埃德加收到信后，改寄了不少食物给海伦。
这本采访录包含了极为丰富的时代细节，包括多封两人自海伦从北平出发至离开延安期间的往来书信，相信每一位读者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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