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预算思想
在当前财政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保增长，坚持功能财政理念，通过适度提高赤字率来支持减税降费，搞新基建。
减税降费，加码新基建，稳定总需求，提振企业和居民信心，经济发展了，税基扩大了，财政赤字自然就会缩小。
1，赤字的来源及必要
1998—2004年连续七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赤字率从1997年的0.7%上升到2002年的2.6%。基建持续发力并带动了制造业的高速增长，进而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整体上升。尽管当时争议很大、批评很多，但现在看来意义重大，既改善了民生，又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释放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
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政府更多地投资社会基础设施，如道路、法律秩序及人力资本，是经济起飞的必要；在经济发展的中期，政府投资还需继续，但应逐步转换为对私人投资的补充；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公共支出从基建转向教育、保健和福利等。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建设财政特征明显，大量的支出投向基础设施建设，既拉动经济增长，又具有生产属性，也便利生活。一定阶段的超前基建支出，从长远看有利于经济发展。中国同时是转轨经济体，肩负艰巨的改革任务，如20世纪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和2015年底以来的供给侧改革均需要财政支持；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率不断上升，对养老、医疗等民生福利的需求提高。
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减税浪潮兴起，以增税为特征的法国和日本均遭到社会强烈反对，中国为应对外部减税压力及内部经济下行期企业负担较重的现实情况，财政增收困难，赤字必然增加。
2，控制赤字的综合考虑
在赤字债务化的背景下，政府赤字应该理解为政府收支不足的所有债务融资。我国存在大量的准政府活动，IMF构建包含专项债、专项建设债、铁道债、城投债、政策性金融债、PSL（抵押补充贷款）和政府引导基金等的广义赤字率。
考虑到地方融资平台、政府引导基金等准政府活动，以IMF构建的广义赤字率来看，中国广义赤字率在全球处于偏高水平。
弥补赤字有债务融资和货币化融资两种方式，前者只是需求从私人部门转移到政府部门，后者增加了基础货币，可能产生通胀。赤字的债务融资即财政部门发行中央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
从国际经验和当前国内情况看，公共财政赤字率不应受3%的限制。
当前经济下行，有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趋势性因素，也有外部性、周期性和政策性因素叠加。疫情同时冲击供给和需求，虽然由于部分地方政府“一刀切”的做法影响复工，直接从供给端影响国民经济，但总体上我国仍主要是总需求不足。
经过连续几年的减税降费，我国宏观税负有所下降，企业承担的总税率下行，但在全球仍处于偏高水平。
在美国掀起全球减税大潮的背景下，有必要继续减税降费。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中国企业总税率（占利润比重）为64.9%，较2017年下降2.4个百分点，但与主要国家和地区相比仍偏高，较世界平均水平高24.5个百分点，较美国、越南分别高21.1和27.1个百分点，制造业面临转移的压力。
提高赤字率，有利于打开基建投资补短板、减税降费、“放水养鱼”的空间，有助于扩内需、降成本、稳预期。
赤字确实可能产生通胀和挤出效应，但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通缩而非通胀，是经济下行而非总需求过热。当赤字和政府支出规模上升，匹配以适当的降息，不会产生总量的挤出效应。
经济下行时期，控制赤字率，实施逆周期调节的力度有限，虽控制了财政风险，但却会引发更大的风险：企业负担加重、经济快速下行、失业率上升和社会不稳定等。财政风险不只是财政的部门风险，还要考虑国家治理风险。
3，从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
平衡财政预算思想包括年度平衡预算和周期平衡预算。
年度平衡预算要求每个财政年度实现收支平衡，这是大萧条以前普遍采用的财政政策原则，也是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坚持的“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理念。但是，平衡预算会加剧经济波动，当经济处于衰退期，财政收入下降，为保持收支平衡，支出也同步下降，这将导致衰退期延长；当经济处于繁荣期，财政收入上升，支出也同步上升，将加剧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周期平衡预算是指，政府收支在一个经济周期中保持平衡，在衰退期实行扩张性政策，在繁荣期实行紧缩政策，以繁荣期的盈余弥补衰退期的赤字，在一个周期内实现平衡。但是，这在实践操作中难以实施，因为很难事先估计繁荣期和衰退期的时间和程度。
功能财政思想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思想，认为不能机械地用财政预算收支平衡来对待赤字与盈余，而应根据逆经济周期调节的需要，以实现无通胀的充分就业为目标。当国民收入低于充分就业的收入水平时，政府应该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不惜出现更大的财政赤字。
作者建议财政政策更积极，由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上调赤字率和专项债发行规模，赤字和专项债达到两个“三万亿”，支持减税和新基建是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增加有效供给的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具体建议如下：
（1）适度扩大赤字尤其是中央财政赤字，赤字率可突破3%，增加专项债额度，上调至3万亿~3.5万亿元，为减税降费和增加支出稳基建腾出空间，尤其是新基建。
（2）优化减税降费方式，从当前主要针对增值税的减税格局转为降低社保费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提升企业获得感。
（3）增加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避免财政收入增速下行背景下地方政府出现“乱收费”等恶化营商环境的行为。
（4）削减民生社保之外的开支，精简机构人员，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5）改革财政体制，给地方放权，稳定增值税中央和地方五五分成，落实消费税逐步下划给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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