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摘录了原书中的一些建筑范例，展示了中西文化的和谐统一，国人设计的优秀以及修复古建筑的原则。
中国国家图书馆
位于北京的文津街和北海大桥的国家图书馆（分馆）气宇恢弘。这座 70 多年前建成的中国气派与风格的现代图书馆，却出自洋建筑师之手。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是建于清代的京师图书馆。20 世纪初，在变法图强和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有识之士力奏清政府兴办图书馆和学堂，以承扬民族文化，吸收先进科学。
1909 年（清宣统元年）9 月 9 日宣统皇帝御批兴建京师图书馆。辛亥革命后，京师图书馆由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1928 年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舍迁至中南海居仁堂。1929 年 8 月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仍名国立北平图书馆。1931 年文津街馆舍落成（现为国家图书馆分馆），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
这幢被列为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文津阁，出自德国建筑师之手。其实外国建筑师也并非只能搞西式建筑，他们的作品也可以“很中国”，图书馆内部的设施非常先进，完全达到了当时世界的一流水平。
而且，这座仿宫殿的现代化建筑竟是 20 世纪 20 年代通过招标评选的结果！
任何建筑的风格导向，任何招投标和中标的结果，都取决于评审的标准和评审者的眼光和水平。只要我们看一看先后参与筹划开馆和主持馆务的大师级学者就知道了：徐坊、江翰、夏曾佑、鲁迅、陈垣、袁同礼和李四光等。梁启超、马叙伦、蔡元培等曾先后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这些专家和领导干部学贯中西，通晓古今，极具自信。他们在招标以前，已经定好了入选的标准，即既是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又要与周边的建筑相协调。他们不是建筑工程师和规划设计师，但又比他们站得更高。
今天，一些人把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文化断裂和抛弃，这是毫无道理的。须知，京师图书馆在开馆之初，为充实馆藏，鲁迅做了大量工作，征取各省区新修的志书，征求各种著名碑碣石刻拓本。《永乐大典》（残本）和文津阁《四库全书》，也是鲁迅据理力争，移藏京师图书馆的。连接北海大桥的街道本无名，因馆内藏有《四库全书》的文津阁而得名文津街。
作者每天上下班，进出中南海北门，望见文津街国家图书馆，想起那些学者和大师，总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
前门火车站
前门火车站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 1906 年），京奉铁路从马家堡经永定门修到了北京的东侧，同年建成了“京奉铁路正阳门东火车站”。
前门火车站与古城箭楼相望，是典型的欧式风格，由英国铁路工程师设计。我们可以从这些建筑上读出“历史年轮”和演变的规律，倾听砖石讲述的故事。令人惊异的是，这座与中国传统城楼近在咫尺的欧式建筑，竟与周边的环境十分和谐，共存在一座城市、一个街区中。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从前门火车站高度处理与钟楼的设计等，都可以看出英国建筑师的匠心独运，和对中国经典建筑的敬畏之心——前门火车站的整体高度比前门和正阳门城楼要低得多。这几幢建筑，组成了历史延续和时代演绎的生动范例。此后半个多世纪，这座北京最大的火车站，成了留驻时光、延续感情的地方，是许多重大事件和动人故事不变的背景。
中山陵
中山陵是我国首次向海内外“悬赏”——即招标征集设计方案。方案不是由国民党领导人拍板决定。但事先已经过各界广泛的讨论，发表文章，确定了中山陵“开放式纪念”，和“至大、至德、至善”的指导思想。要求其风格为中国“古式”或“中西合璧”。那时没有业主和业内人士的概念，特聘的四位顾问，即南洋大学校长、土木工程专家凌鸿勋，德国建筑师朴士，中国画家王一亭和雕塑家李金发开会评审。
当时年仅 31 岁的建筑师吕彦直也没有什么名气，他在上海报名应征，在四十多个设计方案中被评为第一。凌鸿勋评价说：“此案全体结构简朴浑厚，最适合于陵墓之性质及地势之情形，且全部平面做钟形，尤具木铎警世之想。祭堂与停柩处布置极佳，光线尚足，祭堂外观甚美……此案建筑费较廉。”李金发评价说：“造成一大钟形，尤为有趣之结构。”王一亭说：“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大家一致认为吕彦直方案“简朴坚雅，且完全根据中国古代建筑精神”，决定采用，并聘吕彦直为陵墓建筑师。这位年轻的天才，在中山陵建设未竣工时，即因辛劳而早逝。
重建鹳雀楼
几十年过去了，事实表明“黄委会”当年圈出的许多“淹没区”始终无水，是不能舍弃的良田。于是，部分移民开始回流，近年来为了发展经济，又有了不少新的举措。
重建古代名楼，盛行各地。湖北的黄鹤楼、南昌的滕王阁等，规模宏大，都是钢筋混凝土架构。历代兵燹之患，古建筑多毁于战火，现代建筑倒不怕火灾。
蒲津古渡遗址、蒲州古城、普救寺、中条山中的永固寺，组成了黄河中游极好的旅游景观组合——当然，重建鹳雀楼是不可缺少的环节。但未想到，建成后鹳雀楼又留下了新的遗憾。
问题是鹳雀楼的选址。
唐代蒲津渡遗址，距蒲州西城墙不过百米。可以想见，当年鹳雀楼就近在蒲州城边，楼下便是滚滚黄河。元初鹳雀楼毁后，明代以蒲州西门城楼“寄名曰鹳雀”。
现在黄河已经西移至十多里外的山脚下。黄河经过“治理”后，来水也已经大大减少。原先河滩上的沼泽沙洲，全变成了庄稼地。
其实文化需要皈依，需要“植根”。鹳雀楼是一个悠久文化的结点，只有两种合理的选择：要么把重修的鹳雀楼移至现在的黄河边；要么尽量尊重历史，选在古城与蒲津渡之间，接近原址，修复鹳雀楼的同时再修建一段古城墙。
新鹳雀楼由领导人题额，移位到了蒲津渡西边几千米处的庄稼地上，高高大大，绝无依傍地屹立在青青麦田之中。新楼圈了很大一片地方，建筑十分现代，周围是几何图案的西式草坪，这就是当代人对鹳雀楼的理解和诠释？完全不符合文物重建和古迹保护的原真性原则。由于占地大，可买票乘电瓶车进出。没有古城、没有黄河的鹳雀楼，缺乏表现形式与历史价值的内在统一，构不成任何与黄河、古渡、沙洲有关的景观意境，即使作为新建的旅游景点，也很难说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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