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人眼中，本朝的法律制度较前代更为优越。张之洞就曾标榜：“我朝深仁厚泽固属美不胜书，然大要则有两事，一曰赋敛轻，一曰刑狱平。”但是由于缺乏终审机制，各级衙门对重大案件作出的判决往往反复拉锯，最终演变成民与官、上级官与下级官、中央官与地方官，乃至皇帝与官僚群体之间的矛盾，成为政治问题。这本书编选了几个典型的案例，以小见大，深入表现了清代社会治理中的刑讯、讳盗、冒赈、捏控，地方监督系统的失灵，晚清中央与地方的对立等问题。
一、清代司法的乱象
清代的一桩刑事案件往往越来越走样，最终演变成为政治事件，表现为官场的争斗、官民之争、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一）官场的争斗
1. 麻城民妇走失案
在麻城民妇走失案中，针对验尸的结论，涉及此案的官员分为两派。一派以广济县知县高人杰为代表，主张原告杀妻。另外一派则以前任知县汤应求为代表，主张民妇系逃亡而非被害。为了限期破案，避免自己作为审官所要承担的处分，高人杰造伪证，用重刑，并攻击汤应求伪造文书。如此一来，打官司的主体就从民间的涂、杨两家变成高、汤两知县，民与民争升级为官与官斗。
五年后，麻城案终于真相大白。然而，正值乾隆刚刚登基，需恤民命，施仁义，对乃父“尚严”政风进行拨乱反正，故应妥善处理先帝的重臣。最后，高人杰一派的官员虽被定罪，但蒙恩赦。这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做法，实在太过轻纵。
2. 海昇杀妻案
海昇杀妻案也是官场争斗的另一典型案例。这本来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却被转化为宠臣和珅与重臣阿桂之间的政治争斗。乾隆皇帝疏远阿桂，宠信和珅，左右了最终的案件走向。此案过后，阿桂及其僚属受到很大打击。阿桂去世后，和珅取而代之成为内阁、军机处的双料首辅，全面掌握朝政。
嘉庆登基后，和珅以二十条大罪被赐自尽。这一场重臣与宠臣之间的斗争，至此才告终结。
（二）官民之争
除了官场的斗争，官民之争也是清代刑案的乱象之一。
原本发生在民与民个体之间的官司，一旦打到省里的布政、按察两司，之前的府州县承审官，实际上已经成了被告。这时候，案件本身的曲直可能已经退居次要的位置，而官民之争变成了问题的核心。
纪昀曾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描述当时的官场断案有“四救四不救”之说，即：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其中的”救官不救民“，说的是平民百姓告官，如果告赢了，那么此前审理官员的下场就难料了，甚至会牵连上上下下一大批人；如果百姓输了，不过一人充军流放而已，与此前诸审官无涉。至于案情真伪、官吏贪廉，那就不必多问了。
（三）地方与中央的斗争
到了清末，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远远不如前。在王树文顶凶案中，傲慢不可一世的河南巡抚李鹤年三次表现出了对刑部的藐视对抗，与咸丰以前地方官对“大部”战战兢兢、唯恐得罪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当时的清廷为了镇压各地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一改清代死刑犯经由县、府、按察司、督抚层层审转，交刑部覆核，再由皇帝批准处决的程序，将生杀大权赋予地方官执掌，即所谓的”就地正法“。地方如此嚣张，与此不无关系，也造就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到光绪初年，就地正法的做法已经施行了二十多年，地方官由此滥用权力，草菅人命，甚至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责集体与中央对抗，渐成尾大不掉之势。中央政权深恐社会秩序被严重破坏，从而丧失民心，甚至威胁到政权的稳固，试图将死刑核准权收回中央。不过， 地方督抚极不配合，以种种理由拖延抵制，所谓就地正法停办之令几成空文。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清王朝覆灭。
二、制度的缺陷
从书中的各大案例看，伪造证据和证词的情况非常普遍，这些弊端也与体制的缺陷关系紧密。
（一）讳盗诬良
1. 避免立案
清代的地方司法系统，一直存在着一个影响恶劣但无法解决的现象：讳盗。即境内出现了恶性的强盗案，地方官吏往往不愿意据实立案、上报盗情。他们通常采取两种做法避免立案。第一是建议、诱导，甚至压服事主，使其收回报案请求。第二是讳盗为窃，即如果事主丢失的财物不多，且没有人员伤亡，就在案卷上将入室抢劫改为入室盗窃。如果事主拒绝或者被上司发现，少数丧尽天良的官吏就会将财物被盗、事主伤亡的罪名蓄意栽赃给良民，以掩盖案情。
书中列举了一个遂宁蒋家遇害案，可谓讳盗诬良的典型。该县知县徐钧报称，一个蒋姓青年男子，被十八岁的妻子胡氏与十七岁的妹妹合谋捏伤睾丸致死。而实际上，蒋只是受到入室强盗的惊吓而死，知县执意讳盗，命捕役诬陷胡氏姑嫂谋夫杀兄，又屈打成招获得证词，并伪造了伤情。
2. 发生的原因
按照《大清律例》和《吏部处分则例》，地方官讳盗诬良要受到严厉的处分，初审官将被革职永不叙用，上司官员也有不小的连带责任。即便如此，地方官仍不惜讳盗诬良，其问题根源来自清代本身的制度。
首先是清代官员的考绩制度迫使官员作假。根据清代律例和处分条例，如果发生强盗案，当地官员没能限期抓获盗贼，就会因“疏防”之罪而受到处分。如果这名官员本身已经带有降级留任之类的处分，再遭降调，很可能就会丢掉乌纱帽。而且在当时的刑侦技术有限，捕盗非常困难。抓住的强盗如果被捕役虐待致死，或者中途逃跑、越狱、死亡，地方官也都要受相应处分。
在这种情况下，讳盗不报，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对地方官保全官位无疑是最有利的。一些保位心切、人品又极其败坏的官员，更会冒险诬良。
其次是清代的地方财政有限，无法应对日益增长的人口带来的社会矛盾。强盗案作为涉案人数最多的死刑案件，十几名甚至数十名当事人、犯人、证人及其亲属在省内各级衙门之间辗转解送，成本非常之高，已超出了地方能承受的办案费用。吏役就趁机肆无忌惮，任意舞弊。另有一些恶吏与大盗串通，甚至本来就是在养盗，更会接受盗贼贿赂， 诬陷良民。
清廷深知讳盗诬良之弊，却又无法彻底打破考绩制度和财政制度，予以彻底根治，只能加强对官员的训导而已。当然，劫案并不会因为掩耳盗铃而消失，只会越来越多，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全面爆发。
（二）不容小觑的仵作
仵作是类似于现在法医的角色，而书中的仵作多有伪造证据、受贿、渎职的问题。
1. 地位和待遇低下
和书吏一样，仵作也是地位低微、薪俸微薄而责任重大、作用极其关键的官府工作人员。仵作填写的尸格单，对司官审案、定罪，甚至案犯秋审是实是缓，都是基础性依据。
仵作到现场勘验时，往往能获得数量不等的车马费。因此，大案的涉事双方常常贿赂仵作，以便证据更有利于己方。在海昇杀妻案中，海昇做贼心虚，就曾给仵作十两白银、十五千铜钱的酬劳，其实就是在贿赂。
2. 不推翻初验
由于缺少人手和经验不足，仵作也会出现勘验失误。一旦案情出现反复，这些出错的仵作就要受到严厉追究。然而，他们往往坚持己见，甚至故意破坏尸体，也不愿承认初验错误。
即使有刑部、五城兵马司和顺天府各县的仵作互相监督，作二验、三验，看似在流程上有复核的机制。但因为最终的审理还是在刑部，在实际的验尸工作中，其他衙门的仵作轻易不敢推翻刑部仵作的验尸结果，恐遭打击报复。在海昇杀妻案中，刑部仵作已初验，复检的都察院和顺天府仵作均完全按照刑部初验上奏，没有起到任何纠错作用。
3. 疏于处罚
其实，就算仵作犯错，也难以受到处罚。这是因为都察院五城仵作本来人员不足，又革斥了不少出现重大验尸错误的仵作，只能向顺天府各县借用仵作。于是，刑部也只能提高都察院五城仵作待遇，容忍其所谓的无心之失，不马上革役。连已革者都可以仍充副役，等正役出缺了再递补。如果真的受贿舞弊， 再照例严惩。
（三）刑讯及其“世轻世重”
在麻城一案中，清代司法中的刑讯问题和“世轻世重”也很明显。
清代官员审案时，理想的方式是运用“听辨五辞”，即“求之于辞气耳目，以察其情，设诚以待之，据理以鞫之，未有不得其实者。”然而，受刑侦技术的局限， 清代刑官问案，以口供为重，刑讯逼供几乎不能避免。
官员刑讯犯人一般以掌嘴、杖刑为主，对拒不招认的重犯用夹棍、拶指。若要对三品以上大员动刑，需事先请旨。这些还算是制度范围内的用刑，官方禁止的酷刑而实际上执行的还有很多。在麻城案中，涂如松饱受重刑，以致其母求其速死、帮助伪造证据的地步，足见高人杰之残酷。
“世轻世重”指的是刑法的轻重程度随朝代的变化而不同，制度来回翻烧饼。以康雍乾三朝为例，康熙宽仁，雍正严厉，乾隆则是先宽后严。
三、发现真相之难
（一）来自皇帝的焦虑
在淮安赈灾中，新科进士李毓昌因为不肯与其他官员同流合污而惨遭毒害，令嘉庆皇帝焦虑万分，更担心天下草菅人命的事不知道还有多少。于是，他下令严厉惩办，甚至一改传统法律运作中一命抵一命的惯常做法，以六命抵一命。
皇帝介入刑案虽然可以起到监督的作用，却也是有利有弊的。传达到皇帝的消息往往并不及时和完整，一旦皇帝过早发表了意见，督办的官员就会迅速跟进，按旨执行，案情的真相反而不那么重要了，冤假错案自然不可避免。
（二）治理能力不足
乾隆中期以后，政府难以控制社会，其基本的两个因素是人口的大规模激增和疆域的急速扩张。
从康熙中期三藩之乱后，清代人口呈直线高速增长，在乾隆后期突破三亿，鸦片战争前夕猛增到四亿，大大超越了此前历代王朝承受的人口极限。人口的激增使得社会矛盾大量增加，作奸犯科的重案也随之增多。虽然社会矛盾迅速加剧，但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没有明显变化，国家为治安问题投入的人、财、物资源也没有明显增加。乾隆中期以后，各省的管理资源有限，造成了积案累累，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和公信力也因此严重动摇。
（三）京控案猛增
地方刑案如果不能在省内得到处理，百姓就会控至京师，成为所谓的京控案。百姓通过京控这样成本极高的方式把事情搞大， 案子才能够引起政府重视，以便获得尽快解决的可能性。京控在清代的法制体系中，确实承担了相当重要的“校正功能”，许多震惊朝野的冤假错案，都是通过京控的方式被揭发出来，并最终大白于天下。
然而，嘉庆皇帝对京控的高度重视，反而鼓励近京各省的无赖动辄京控诬告，且多以妇女、老人充当原告，规避处罚。地方官如同提线木偶一般，在办案过程中畏首畏尾。为了办理大量的本省京控案件，各地擅长审断的府县官员也不断被抽调到省城审案，严重破坏了地方正常的司法秩序，官方和民众的司法成本都大幅提升。
此外，朝廷派出钦差大臣到地方查案，随行人员的一切公、私开支都要由地方承担。这还不算迎来送往、馈赠的金银等花费，又进一步恶化了本来就非常拮据的地方财政，更加缺少费用去解决本地的案件。
以上可见，清代刑名的复杂，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矛盾，官吏的管理，法制体系的建设和监督等等均有密切关系，要实现法制的清明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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