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文武官员的关系是一个经久不衰，影响深远的话题。作者在自己博士论文的这本书中，特别梳理了唐宋这时期文武关系的变化，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文官政治最终形成的历史渊源。
一、唐宋文武关系的特点
唐宋文武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典型的时期：文武合一、武强文弱、尊文抑武。
（一）文武合一
1. 唐代前期的“文武合一”
在太宗及高宗（626～683年在位）时代，出现了很多“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的杰出政治家，如太宗朝的名臣李靖就是“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的表率。
此时期的文武关系表现为“文武合一”，有以下四项特征：首先，文武官员没有形成截然分离的两个团体，彼此之间的交流转换相当普遍。其次，朝廷也以相同的标准优待研读文学或兵学知识的人。再次，文武精英的声音都有可能在决策过程中被采纳。最后，政治精英者都在同时追求精熟经典知识与军事技能。
2. “文武合一” 的原因分析
根据陈寅恪的分析，唐代前期的“文武合一” 与混合的文化传统有关系。由于当时的统治阶级主要是北周、隋代“关陇集团”的后裔，属于汉人与草原民族的混血，所以他们同等重视文学知识和军事才能，并没有将文武官员截然分开。史念海研究了山东士族，指出唐代前期的社会精英同样重视文武的结合和互补，不会限制官员在单一的领域发展。
（二）武强文弱
1. 文武分化
在武后掌权期间，为了在朝廷中培养自己的党羽，她重新调整选举制度，延揽主要拥有文学才能的新官僚。同时，朝廷也负担不了对外作战所带来的职缺与赏赐。“文治”逐渐显得更加重要，一些文官已不愿接受转任武职的任命，反映文武官员开始出现剧烈的分化。当兵得不到合理的回报，多数汉人就拒绝从军，转而学文。最终迫使朝廷废止了强制征兵的府兵制，开始仰赖职业军队。
玄宗热衷于领土扩张，试图恢复武官的地位，不仅指派高阶文官至军中服务，又建立武庙，给予军事知识与儒学经典相同的地位。不过，由于缺乏汉人支持，在李林甫的劝说下，他开始任命蕃将为边境地区的节度使，也为后期的分裂埋下了祸根。
在唐代后期，文武分化日益明显。朝廷的决策主要掌控在宦官及充任翰林学士的文臣手中。文臣对于自己手下的军人，更直接地表达出他们的鄙夷。出身世族家庭的人继续从文，而少数民族或家世较低微的武人只能通过军功获得官位的晋升，无法享有与上层的文官、士人相同的社会声望。
此时，“书生”或“儒生”等身份已等同于“不知兵者”，朝廷有时也会对“儒者”官员是否有军事指挥能力产生犹豫。“儒将”的概念开始出现，指具有儒学素养的军事指挥官。出任节度使的文臣有时会称自己为“儒将”，以示有别于多数行伍出身的武将，这反映了出任武职的士大夫的优越感。
此时，立有军功的武将虽然获得了朝廷给予的高官与荣誉，但他们大多都在地方任职，而非真正进入朝廷。即使有少数武将在朝充任名义上的宰相，也从来不曾真正掌握政务。相较于唐朝前期，他们在中央政府的影响力明显衰退。
“出将入相”的传统被放弃，也带来了相应的负面影响。绝大多数的军事将领只能在朝廷之外统辖军队，自然会加强与士兵们的关系，建立私人的权力基础。最终，引发了蕃将领安禄山的叛乱。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武强文弱的乱世。
2. 武人的统治
黄巢之乱以后，中央的权威衰微，武将担任的节度使掌控了地方政治，创建了一连串短命的中原朝代。但是，武人习惯以严厉的军事手段管理下属，在行政管理中也带来了滥用酷刑、司法不公等诸多问题。在战乱时代， 缺乏粮食的军人经常吃人肉维生。一些武将染上了食人之癖，甚至在承平时代还保持这样的骇人习惯。
这些军事精英大体上由三类人组成：盗匪首领、沙陀人、地方武官。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深谙军务与武艺，缺乏文学素养，不再容忍文官的傲慢与标榜。
但是，文人对自身文化的优越感是武将无法企及的，因为武将欠缺一个支持其武力合法化的价值体系，更难以挑战历史悠久的儒学传统。基于文治的政治考量，军事强人有必要与文人合作。除了作为合法化的工具，官员也需要具备文学素养，以便于有效处理行政工作。不识字的武官很容易被他们的文职下属所欺瞒，所以他们也必须学会阅读和书写。通过与文人的交流，武将不仅开始遵循文人的礼节，了解经典，连他们的子孙以及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也开始敬重文人与知识。
武人对儒学与文艺的接受，缓和了文武之间的差异，也帮助文人维持在政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3. 乱世中的文官
在中央缺乏权威的时代，军力与财力对政权的延续至关重要。文人显然无法掌控这两个领域，他们的政治影响力自然严重减弱。尽管处于乱世，文人仍然拒绝放弃固有身份和地位。他们没有改任武职，而是作为节度使的文职幕僚，间接地参与政治。
这时的知名文臣享有地位，却缺乏实权。相较于武将的生命总是面临敌对政治势力的威胁，文官却可以保持中立，不会祸及自身，享受着游山玩水、饮酒作诗这样惬意的生活。
（三）尊文抑武
为避免数十年来武官对于政权的控制，后周皇帝开始扶植文官的权势。他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措施：以严格的纪律管束军队，任用文官担任重要职位，重新整理法典，尊崇儒家礼乐及统治原则，派遣文官到各地改善地方行政。
宋代皇帝继承以上政策，推动了文人的权力与地位迅速提升。到了仁宗时期，从中央朝廷到地方政府，文官几乎全面取代武官，出任各个重要的职位。
二、变化的原因分析
文武关系的变化，大致可从两者的本身差异、政权更迭的影响因素、战争与和平的需要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文武的差异
1. 价值观
文官重视道德治国，质疑军事行动的必要性；而武官则强调军事对于国家更加重要，不认可礼乐仪式的实用性。基于不同的价值观，文武官员形成了相互排斥的文化认同。文官认为将领们残忍粗鲁，贪图财宝。武官则批评文官胆小无能，只会夸夸其谈。
2. 仕途发展
在时代需求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下，文武在仕途上的发展也大不相同。
唐末以后，文人在军事指挥上的无能，已很难与职业武官争夺军队的控制权。不过，武将常常驻守边境，更容易得到士兵的支持，对君主形成威胁。文官则更多地在朝廷工作，与皇帝更加亲近，也支持中央集权，压制跋扈的藩镇。因此，越来越多的文臣参与朝廷的决策，武将则越来越被朝廷猜忌和排挤。
随之而来的是，文武官员的头衔和执掌的权责也产生了区分。文武官员开始从事专门的工作，而且地位也不再均衡。北宋的文臣开始担任边境的军事统帅，武官反而位居其下，奉令行事。两者之间的转化也逐渐减少，为了较高的收入而放弃文职被视为贪婪的行为，而且身份还可能会转为地位较低的地方官员。
3. 歧视与偏好
北宋时期，君主对文武官员的主观好恶，也加剧了文武的差异。宋朝的皇帝都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于是更加偏好文官。
宋太宗很尊重文官，但对武官就轻视很多。那些脸上带有刺青的武官不仅无法担任文官，武职也成为一些不合格文官的出路。一些低阶武职甚至被视为“贱职”，用于笼络夷狄或豪强。真宗也认为有犯罪记录的人并不适合文职，但可以任武职。
自唐朝以募兵取代府兵后，从军就成为一种职业，其中不乏无业游民。在之后的战乱中，军纪的败坏已使军人与盗匪毫无分别。到了后周，世宗认为很多罪犯都勇猛强健，可以赦免其罪，并招募从军。在宋代，盗匪也是士兵的重要来源。宋代对罪犯者的一项处罚就是在他们脸上刺青，再将其充军。由于军人与罪犯在身份上经常互换，文官就视军队为违法乱纪者的收容所，连战功也被贬低为武将的贪婪和跋扈。
（二）政权变动
唐宋时期的政权变动也对文武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 防备武官
自后唐以降，皇位的变化大抵依循着一个相似的模式：如果一位才能、声望出众的武将去争夺皇位，而士兵对皇帝的领导能力又失去信心，就会选择变节、拥戴武将。这种模式在五代之中一再上演：李嗣源推翻李存勖，李从珂取代李从厚，郭威杀害刘承祐，赵匡胤取代年幼的柴宗训。
禁军是皇权的基础，又在皇位更替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因此，赵匡胤即位后的首要工作是强化对禁军的控制。他采取各种方式，解除了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
鉴于节度使造成了动乱的五代，赵匡胤对武官极为防备。他以渐进的方式，取消了节度使的军权及财权，减少了节度使的数量。又将最勇敢强健的地方军转调为禁军，削弱了地方的军力。各州刺史的行政权被分割给了知州这样的文官，再由通判进行监督，防止其独断专行。中央朝廷的制度也随之调整，进一步分割了中书与枢密院的职权：前者主掌民政，后者负责军政。中书的最高职位宰相，逐渐成为文官的专利。武将的最高职位是专门处理军事议题的枢密使，他们已难以再介入行政事务了。
在战场上，宋朝武将本应该发挥自己职业专长，却因为得不到皇帝的信任，始终被束缚手脚。宋军在战场上屡尝败绩，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皇帝过度干扰前线统帅的指挥权。这在太宗朝尤其明显，即使他不亲自统率军队，也会通过阵图与监军严密地掌控着军队的行动。
2. 推崇文官
赵匡胤认为，文人善于治国理政，没有太多政治野心，也更加忠诚可靠。宋代的皇帝都非常推崇文官，也喜欢文艺。通过科举取材，既有利于文人获得较好的升迁机会及社会地位，中举者成为天子门生”，也强化了皇帝的权威。其中，太宗为了缓解对其即位合法性的猜疑和争议，也担忧太祖留下的武官可能产生的影响，更是希望通过科举选拔文官，并安插在重要的职位上。
如果能永久解决北宋的外患威胁，就可以进一步扩张文人权力，完全压制武人了。
（三）战争与和平
然而，战争并不是文人所擅长的。宋真宗测试了一百多名宣称“素习武艺”，要求从军参战的考生，发现“能挽弓者才三人”。武将高琼也曾讽刺文官何不咏诗退敌兵：“君以文章为二府大臣，今虏骑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一诗咏退虏骑邪？”由于缺乏统御军队的能力与兴趣，文人无法取代武人来应付战争，只能寄希望于阻止战争的发生以抑制武官权力的扩张，故文官往往是主和反战派。
在承平时期，武人缺乏展示其才能的舞台，文职则吸引了绝大多数社会精英的注意力。相对地，在战乱动荡的时代，武职就会变得更有吸引力。
当唐朝中央权威被地方军阀摧毁后，武官逐步掌控绝大部分的政治权力，造成文官的失势。在中国北方，武人政治一直延续到后周王朝建立。但是，宋辽澶渊之盟的订立，以金钱换取了和平，终止了宋廷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事，也使宋朝放弃恢复汉、唐疆域的努力，转而专心发展学术与经济。治理地方非武官所长，权力自然也转移到了文官手中。
一些有识之士，如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王安石等人，曾经倡导兵学，希望提高文人的军事才能，但始终无法改变现状。
三、书籍简评
这本书梳理了唐宋时期文武的关系，引用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却疏于总结和分析，可惜了这么一个既有趣又有意义的研究主题。
整篇大作洋洋洒洒，看似完整，仔细翻看，不难看出有较多的篇幅其实与主题根本无关。题目貌似点出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是文武关系的要点，但是作者并没有深入整理出二者在文武关系中的内在脉络以及与各个关键历史事件、人物之间的联系。作者的这种治学之风有偏颇疏漏的嫌疑，是不足取的。若从积极的一面看，作者没有功劳，亦有苦劳，这些引用的资料也可以作为阅读和研究文武关系的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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