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记》中的“野”
这本书名为《司马迁的记忆之野》，显然是讲司马迁的《史记》。“野”字具有多个意思，结合书中的内容，作者应该指的是其中的这个释义：界限。词组示例：视～。分～。
到底司马迁在《史记》中有那些局限，恐怕要从他的个人好恶说起。
（一）司马迁的个人好恶
1. 喜欢游侠
司马迁显然非常喜欢游侠。他不仅熟悉关中各地的侠客，在《史记》里为游侠说了不少好话，还为布衣大侠郭解写了一篇非常精彩的传记。司马迁如此喜欢游侠的原因，大概与早年在家乡的游侠行径有关，也可能是遭遇了李陵之祸，希望有人能仗义相救吧。
那时的游侠并不是今人所认为的锄强扶弱、仗义疏财的江湖人士。实际上，游指的是交游，即侠客一定要广交朋友。“侠”字拆开的“夹”是“介”的意思，也就是辅助。所以，侠就是帮人干事的人，或者指使人帮自己干事的人。
大贵族的门客，主要工作是替主人打人、杀人，就会被称为“侠“。而这种“侠“的主人，则会被尊称为“大侠”，或者“侠之大者”。司马迁把喜欢养士的大贵族，统统算作游侠，尤为喜欢信陵君魏无忌。此外，也有一些士人与平民集合形成了独立于贵族的侠，如墨家。不过，由于贵族的强势，墨家最终还是选择服务贵族，如墨家巨子孟胜为阳城君守城。汉高祖刘邦最初也是跟着大侠张耳做门客。后来投奔他的人，许多也和“侠”有关，如张良和韩信，他们的身份也往往是“客”或者“舍人”这种门客角色。
归根结底来说，侠是用暴力手段为权贵服务的人。游侠出现，是中央缺乏权威的表现，必然被皇权所不容。班固对游侠的认识，就比司马迁清晰深刻得多。班固认为：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国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
所以，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大力打击六国的贵族及游侠。汉武帝也对游侠全面出手，不论是淮南王刘安、权臣田蚣、窦婴这样的贵戚之侠，还是郭解这样的布衣之侠，都不能继续存在。
2. 质疑盛世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当时大汉疆域之辽阔，远远超过了之前的秦帝国。不但匈奴仓皇逃到大漠以北，东南的东瓯与闽越，南方的南越，西南的诸蛮夷等偏远地区都相继成为国家的郡县，海南岛也设了珠崖、修耳两个郡。东北的朝鲜虽然尚未纳入版图，也指日可待。
开疆扩土是历史上盛世的标志之一，但司马迁怀疑自己是否生活在一个真正的盛世里。
他看见的是另一番景象：残酷的官场倾轧，正直的官员死了，贪酷的官员也死了；国家财政极其紧张，不断推出各种几乎疯狂的经济政策；为平息沉重盘剥引发的动乱，很多官员治理地方的唯一手段就是杀人；自然灾害不断，关东地区先是洪水，紧接着发生饥荒，十多个郡国都出现了“人相食”……
如果这是盛世的话，那盛世对天下民众的意义何在呢？所以，司马迁不喜欢汉武帝的封禅，求长生，也才有了李陵之祸。
3. 同情李广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一定有敬爱、同情李广的因素，而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对卫青、霍去病的看法。
《史记》里有一篇《佞幸列传》就指出，卫青、霍去病是因为外戚的身份才受宠：自是之后，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在后人尤其是今天的人看来，司马迁的这种偏见太过分。作者倒是认为，司马迁在这里不是刻意要黑卫青、霍去病，而是向读者解释，他们“颇用材能自进”，和那些单纯的佞幸是不一样的。
事实上，人们对李广和卫青、霍去病在历史上的评价也并非始终如一。在唐朝，皇帝自称陇西李氏，李广就成了唐朝皇帝的祖先。文人更容易代入李广的命运多舛，而攻击卫青、霍去病的卑微出身。汉朝之后，批判外戚在大多数时候是政治正确。在军事羸弱、文化繁荣的宋代，卫霍两位有时也难免同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一起被批。到了现代，开始歌颂秦皇汉武，一代名将卫青、霍去病也受到追捧。
但新问题也随之而来，李广因卫青而死，就有碰瓷之嫌了。那么，赞美李广的司马迁，他写历史的态度也必须有问题。
作者以为，司马迁当然是有偏见的，只不过是把他喜欢的事实写得更动人。但这不妨碍他尊重历史，把一个人物的善与恶都记录下来，正如班固所称道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二）司马迁笔下的偏见
以下列举几个司马迁笔下的偏见例子。
1. “人见人爱”的酷吏
在《史记》的《酷吏列传》中，讲到十三位酷吏。其中以张汤最为著名，他曾创造了历史闻名的“腹诽”之罪。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酷吏的典型代表最初竟然是“人见人爱”的模范。
张汤的工作经历大多和司法、监察有关，这些工作都很容易得罪人，但他却赢得一致的好评。对前辈高官，张汤非常恭谨，“造请诸公，不避寒暑”。在工作中，张汤常常勇于为下属背锅，不掩盖下属的功绩。即使身居高位，张汤仍态度谦和，交游很广，无论是达官显贵或者名士清流鄙视的商人，都与之相交甚厚。他严惩豪强，为弱势群体求情，也博得了普通民众的喜欢。
司马迁非常诚实地记录下这一切，以至于后来经常有人认为，这样的张汤怎么会是酷吏呢？
要解释也很简单，张汤是一个足够聪明，不做不必要的恶的人。只要皇帝有需求，多大的恶也是必要的。诸侯王、大臣，以及庶人，就都成了他打击的对象。然而，再好用的刀，杀人太多也会钝，皇帝也永远不缺愿意给他当刀子的人。酷吏从来不是一个利益集团，互相伤害的事多得是。也正因如此，皇帝才会信任酷吏。最终，张汤因为泄露皇帝的秘密和陷害他的副手、御史中丞李文而被迫自杀。
作者认为，张汤之所以是酷吏，是因为汉武帝需要酷吏。如果换一个需求完全不同的皇帝，张汤也可以是一个作风完全不同的官员。
2. 历史的张骞与时代的张骞
张骞通西域，是中国历史上最具英雄气概的冒险，开辟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陆上丝绸之路。
人类历史上的诸多伟业，都是需要多代人的努力，才会收获成果。司马迁的眼光并没有超越时代。他只是把张骞的发现记录下来，承认其“为人强力，宽大信人”，此外就看不到什么优点了。而且，张骞由于“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大大改善了汉军的后勤保障，被封为“博望侯”。讽刺的是，后来张骞迷了路，导致李广的军队陷入匈奴的重围，差点全军覆没，也失去了封侯的机会。作为李广的粉丝，司马迁自然非常不满张骞的失误。在记述汉武帝款待西域客人的盛况时，他使用“酒池肉林”一词，也暗含着对张骞的指责。
历史评价随时代的变化而不同，这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了。就在司马迁所在的汉武帝时代，开国功臣已经被贬低。实际上，这也是政治正确，正好突出了开国帝王的伟大。
3. 征伐西域的原因
汉武帝为什么要征伐西域，大致有这样一些所谓的理性解释：
一是为征服匈奴，汉武帝需要得到西域的优良马种，即大宛的“汗血马”。
二是因为控制西域可“断匈奴之右臂”，令其失去农业补给。
三是为消化汉朝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为“郡国恶少年”和“囚徒材官”提供杀敌建功的机会。
司马迁不认为汉武帝的这次远征有这么复杂的政治考量，而只是“欲侯宠姬李氏”，为了让宠爱的李夫人的兄长李广利封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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