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以研究明清史而著名，曾任北大历史系主任。他概括明清历史的特点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统一时期、中国封建经济最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阶级矛盾尖锐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与发展时期、抗拒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时期等。
《郑天挺明史讲义》是根据郑天挺教授20世纪30—70年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史下·元明清部分”、“明史专题”、“明清史讲座”等课程时的卡片、讲稿等资料整理而成的。
一、卡片式的历史讲义
（一）分类卡片
《郑天挺明史讲义》是一本卡片式的历史讲义，涵盖明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具有分类简明，史料详实，点评扼要等特点。既可方便查阅，抓住重点，理清脉络，也可作为考题参考和论文大纲。除了改正原卡上的错字讹字，本书尽量保持原貌，包括旧式标点、数字的用法，以及抄录时的民国纪元等等。
原卡片是按照类似图书馆藏书卡的方式进行分类，以“书”、“事”、“人”等大专题为第一级，“元”、“明”、“清”等朝代为第二级，“政”、“军”、“经”等具体内容为第三级。如“事·明·政·教·制 明国子监一”，即指“史事·明代·政治·教育·制度”类目下关于明代国子监的第一张卡片。
对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仿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之史料长编法，按照时间顺序，列表说明，梳理出相关史事的发展脉络，如“太祖事迹略表”。
（三）讲义的时代变化
1. 时代背景
抗战期间，北大与清华、南开，先迁长沙，再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条件极为艰苦，郑天挺一面承担繁杂的行政事务，一面始终坚持研究和教学。对这些明史卡片上的抄录时间和地点稍作梳理，即可洞察郑天挺研究明史的时代背景及艰辛过程。
由于平时事务繁忙，他往往是见缝插针地阅读明史材料，见卡片“明中叶人民赋税之繁”，录于“二十九年四月一日上午联大总务长室”。新年元旦之际，他仍倾心于读书、做卡片中，哪怕有日机的随时轰炸，见卡片“明太祖不诋诮元代”，注有“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一月一日上午十二时，读于昆明北部宝台山弥陀古刹观音殿，时警钟鸣，飞机翔空，试枪有声”。
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有许多他读书治史的生活记录。
2. 学术观点
从《明史讲义》卡片，可以看出郑天挺的学术观点随时代而变化的痕迹。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转折点，卡片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主要表现为研究方法和历史评论的不同。
1949年以前，主要以客观史实为基本依据，加以考证、说明、论述。1950年以后，更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的理论去解释历史问题。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论，前后也有明显的变化。比如，在明代农民起义的用词及评价上。1949年之前，基本上沿袭史书的评价观点，多加贬斥，用“贼”、“流寇”之类的词指代农民起义军；而1949年以后，则大体上予以褒扬。
这部历经几十年积累的《明史讲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变化。
二、郑天挺的治史态度
纵观郑天挺研究明史的过程，大致有博览群书、严谨考证、紧跟最新动态的特点。
（一）博览群书
在郑天挺的书目中，不仅有纪传体和编年体的明史、明代实录、明代政治书籍、明人传记，还包括明代的诗文集、奏议、私家记载和笔记小说、国外记载，总共约七十余部。以下是原书所列书名的节略。
1. 纪传体明史：庄廷鑨版《明史》《明史钞略》《罪惟录》《明书》张廷玉版《明史》等。
2. 编年体明史：《国榷》《宪章录》《资治通鉴后编》《明鉴》《纲目三编》《明纪》《明通鉴》等。
3. 纪事本末体明史：《明史纪事本末》《鸿猷录》等。
4. 明代实录：《明太祖实录》《明太祖实录》《明实录》、《明季实录》等。
5. 明代政书、典章、宫史、典故：《明会典》、《明会要》《明集礼》《明宫史》《诸司职掌》《礼部志稿》《弇山堂别集》《太常续考》《春明梦余录》《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等。
6. 诗文集及奏议：《明文在》《明诗综》《明诗纪事》《名臣经济录》《明臣奏议》等。
7. 私家记载：《嘉隆两朝书目》《汗青余语》《广阳杂记》《山中闻见录》等。
8. 国外著述：《朝鲜实录》。
以上可见，郑天挺阅览明清史籍相当广泛，光这些书目都可以单独列为一个研究的题目了。
（二）考证严谨
收集的史料虽多，也需要严谨考证。卡片上诸多考订、说明、评论方面的案语，就是证明。在以上的史料中，郑天挺读《明史》的时间最长，相关的考证勘误也最多。
1. 明太祖本纪年代之错误
《明史·太祖本纪》中涉及年龄的记录有以下三条：
（1）“至正四年（1344），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一，1页）
（2）“（至正）十二年（1352）春二月，定远人郭子兴与其党孙德崖起兵濠州……太祖时年二十四……遂以闰三月甲戌朔入濠见子兴。”（一、1—2页）
（3）“（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癸末，帝疾大渐，乙酉，崩于西宫，年七十有一。”（三，15页）
按照第一条记录，明太祖应生于1328年；而由第二条记录计算出的出生年份却是1329年。注意：中国记岁法以出生年为一岁。
第三条记录与第一条的出生年份相合，推测第二条错误的可能性较大。错误可能发生在两处：
（1）至正十二年（1352）的年代错误；（2）年二十四的岁数错误。用常识判断，在印刷、书写上，十一错为十二年很容易，而二十五错为二十四较难，因为字形不同。
再从历法上看，十一年不是连闰，十二年有闰三月。原书有：
《元史》卷四十二《顺帝纪》，至正十二年“三月乙巳朔”。（12页）又“闰三月”。（14页）
由此确认这里的年份确实为十二年，记录无误。再看生年的记录：
太祖卷一：“上生，红光满室，时天历元年（1328）戊辰九月二十八日丁丑也。”
以上可知，第二条中的“二十四”为“二十五”之误。但也不能贸然修改，还需探究错误的原因。再考证《明史稿》之《太祖本纪》，情况就很清楚了：
“居久之，太祖年二十四矣。是时元政昏浊，民思乱……天下大乱。十二年壬辰春二月定远人郭子兴与其党孙德崖等起兵聚濠州……太祖大喜，遂入濠。”
郑天挺判断，应该是《明史》抄录《明史稿》时，太过于删减文字，把前一句里的二十四岁时天下大乱，延续到了下一句的至正十二年，此时实际已是二十五岁了。
从这样一个简单的年龄考证，就可见郑天挺对史料的严谨态度，不轻易下判断，经过多种方式考证无误，才得出结论。
（原书编者注：所示例在今通行本中已改正。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校勘记：“太祖时年二十五，原作'二十四’。”）
2. 所谓的客观史书
郑天挺发现，在官修的《明史》中，依据纪传主体的不同，对于同样一件事情就有不同的态度和写法。例如，对明成祖夺位的记录，在《恭闵纪》和《成祖纪》中就明显不一样：
《明史》四《恭闵纪》：“（建文元年）秋七月，癸酉，燕王棣举兵反。”
《明史》四：“（七月）长兴侯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帅师讨燕。”
《明史》四：“八月己酉，耿炳文兵次真定，……壬子燕兵陷雄县。”
《明史》五《成祖纪》：“（建文元年）秋七月，癸酉……上书天子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并援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书既发，遂举兵。”
《明史》五：“（建文元年七月）称其师曰靖难，拔居庸关，破怀来，执宋忠，取密云，克遵化，降永平，二旬众至数万。”
《明史》五：“（八月）己酉，师至真定，前锋抵雄县，壬子王夜渡白沟河，围雄，拔其城，屠之。”
以上可见，《明史》的纂修用语大都基于本纪主人。在建文帝的传记里，自然写燕王之“反”与“陷”。而在成祖纪中，永乐帝就是举兵，尽是“克”与“拔”了。作者评论道，针对同一历史事件而立场不同，这就是官修史书的所谓客观吧。
3.《明史》校点问题
除了前面提到的《明史》与《明史稿》的差异之外，《明史》还存在一些明言有传而实无传的情况，如《明史·王洽传》说“详见《（王）象乾（张）宗衡传》（8页下），而《明史》并无《王象乾传》，亦无《张宗衡传》。
鉴于古文的特殊性，郑天挺提到断句须慎重，一旦把逗号放在了不同的位置，含义就大有不同。例如：
《明史》一九六《方献夫传》：“家居十年卒。”（20页下）
《周书》十五《于谨传附子寔传》：“太祖刻石于陇山之上，录功臣位，以次镌勒，预以寔为开府仪同三司。至十五年，方授之”。
4. 勘误的做法
当时的中学教科书称，李自成围北京，想与明崇祯帝见面洽降。郑天挺分析，这在情理上实在说不通，岂有乘胜围城而打算投降的道理？哪怕真要见面，不妨在俘虏对方之后，何必急于一时。而且见面的目的很迷茫，是劝对方降还是自己想降。要对方降使人传语就可以了，何必亲自见面？归根到底，这是不肯割舍明朝遗老所留下的史料，像这样根本不靠谱的说法就应该从教科书中删除。
关于李自成之死，也有三种不同的记载：一说被农民所害，一说出家，一说病死。同样从情理推导，其他的可以做演义小说，唯有病死说是最可信的。
当然，如果只是存疑，那也不急于给出论断。只需记录下来，留待未来进一步考证即可。在郑天挺的卡片中，多有类似的例子：
三、关于李自成的“均田”主张（《罪惟录》），是否是平均土地，还待研究。（还是均田赋？）
四、张献忠与李自成有无隶属关系，尚待研究。李自成失败以后，张献忠才称帝是事实，但张是否臣属于李无记载，不能乱说（如王守义）。相反的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有记载的。
与研究生谈，待正。1958.5.12
（三）最新动态
郑天挺认为，只是大量阅读和考证是不够的，还应该同时关注历史的最新研究动态。在他的历史卡片中，也有海外学者的学术动态，以下就是一例：
37．十九世纪中国绅士
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 By Chung-li Chang，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5 $5.75
Shen-Shih
张氏曾分析5473人小传。这样研究我们欢迎。这一定是一位青年学者，我们欢迎他回国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在最后一章《明代皇陵》，大多数卡片都录于五十年代。当时学术界的大事正是开挖明神宗皇陵定陵，这说明郑天挺对时局热点也保持着一定的敏感性。
三、如何进行国史教学
郑天挺一生以教学为己任，并没有由于行政负担太重而有所减免。
（一）爱国
郑天挺的明史教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特别说明“国史教学之目的”乃是：
一、说明中国历代文化、政治、经济、社会之变迁及现状造成之由来，以激发爱国爱民族之意识；
二、说明前贤往哲之丰功伟烈、嘉言懿行，以培养青年之品格与志趣——人格之修养；
三、说明中华民族之演进与拓展，对世界文化之贡献，以养成民族振兴之信念；
四、说明历史上中国所遭遇之困厄（经济的、文化的、异族侵略），及所以冲破消弥之经过，以养成其自信、自强、自负、自爱之精神。
对于一些混淆历史的说法，他专门予以驳斥，比如所谓的异族说：
近日史家或以为“从汉到唐，中国是征服异族的；从宋到清，中国是给异族征服的。”（吕思勉《白话本国史》，427页）其意或在激扬民气；然对我国有野心者——如日本，遂谓中国是久被外族征服之国家，不能自立之民族。此点不能不正。尤其在坚民族信念一方面不能不纠正，所谓同一民族必有其共同点（另见），满洲人虽似异族，但在七种共同点上不能谓为外族，今日与中国无共同点之野心国家欲以侵略中国，分化中国民族，尤不能不纠正。
（二）教学与研究结合
郑天挺发表明史方面的论文极少，他把明史研究寓于明史教学之中，是《明史讲义》的最大特点。
总之，这样一本卡片式的讲义，提纲挈领，涵盖广泛，见解独到，必将对中国的明史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