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译文】
天下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丑的观念也就产生了；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恶的观念也就产生了。“有”和“无”互相生成，难和易互相促就，长和短互为显示，高和下互为呈现，音和声彼此应和，前和后连接相随。所以，有道的人以“无为”的态度来处理世事，实行“不言”的教导；万物兴起而不加干涉，生养万物而不据为已有；作育万物而不自恃己能，功业成就而不自我夸耀。正因为他不自我夸耀，所以他的功绩不会泯灭。
【导读】
老子通过美与恶、有与无、难与易、高与下、长与短等事物表象的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关系，说明世间万物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规律，确立了对立统一的永恒普遍法则。然后，在这种辩证观点的基础之上，又提出了圣人处世、治世的无为之道。
王弼《道德经注》
美者，人心之所进乐也；恶者，人心之所恶疾也。美恶犹喜怒也，善不善犹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门，故不可得而偏举也。此六者，皆陈自然，不可偏举之名数也。自然已足，为则败也。智慧自备，为则伪也。因物而用，功自彼成，故不居也。使功在己，则功不可久也。
美的事物，是人心所趋向、喜欢的；恶的事物，是人心所远离、讨厌的。美好和邪恶就像喜怒一样，善和不善就像是非一样，都是同一事物的两面。喜怒有着相同的根源，是非来自同门，所以不能偏向哪一个。“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等六者，都是自然如此的，不能偏爱、执着其中任何一个侧面。事物自然地生发就已足够，人妄加干预就会失败。智慧自然地存在于我们心中，虚妄的动机和作为不是真正的智慧。根据事物的本身特点去利用它，自然能获得成功，并非自我的作为产生的结果，所以也不以功臣自居。如果硬把功劳放在自己头上，那么成功就不能维持太久。
王弼《道德经注》的时代背景
东汉建立之后，存在三种世家，即官僚世家（若干家族世代居官，逐渐建立了族望，形成“家世两千石”之类的官族）、豪强世家（拥有大田庄、大家族和大量依附民的豪强世家，在东汉不断发展，其子弟往往在本地任官）、文化世家（如经学世家、名仕家族，战国西汉经学以师传，东汉多见家传。荀淑有子八人，“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到东汉后期，出现并流，就是“三位一体”。浮华就成为这些世家大族的一种风气。
曹操诗词朴实无华、不尚藻饰。它们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就是对当时浮华时风的一种反动。
王弼《道德经注》则是对浮华时风及其背后主流儒家思想的哲学反思。
儒家对对立双方之间关系的理解
北宋张载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张载在《正蒙 太和篇》中曰:“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意思是一切现象都有对立两方面,对立两方面的运动方向必然相反,相反就相仇,相仇就是斗争,斗争的结果,必然归于调和。这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
所谓“象”就是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只要有象，必定有一个东西和它相对，而相对的事物，其行为方式必然是相反的；相反的行为方式免不了有矛盾、有挫折、有斗争，但最后一定要“和”，不但不能让矛盾冲突扩大，而且还要协调一致，共同做好工作。
苏辙《老子解》
天下以形名言美恶，其所谓美且善者，岂真美且善哉？彼不知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声音、前后之相生、相夺，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为长，而有长于我者临之，斯则短矣；方且自以为前，而有前于我者先之，斯则后矣。苟从其所美而信之，则失之远矣。当事而为，无为之之心；当教而言，无言之之意。夫是以出于长短之度，离于先后之数，非美非恶、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
天下以事物的形态和名称来区分善恶，所谓的美而善的东西，真的是美而善的吗？人们不知道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是依靠对方的存在而存在的，是在相互比较中显现的，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说是正确的、无所偏倚的。比如自以为自己长，而与比我长的相比，我就是短的了；如果自以为自己在前面，而与比我靠前的相比，我就是靠后的了。只看到事物美的方面就说它美，那差得远呢。处理事情，不要有以自己的意愿改变它的心思；教导别人，不要有以言语妄加指导的想法。如果有人能超脱于长短、先后的计较，做到不善不恶的中庸，天下还有什么值得他挂虑的呢？
万物为我作而我无所辞，我生之为之，而未尝有、未尝恃，至于成功亦未尝以自居也。此即无为、不言之报。圣人且不知其美且善也，岂复有恶与不善继之哉？圣人居于贫贱，而无贫贱之忧；居于富贵，而无富贵之累。此所谓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从去哉？此则居之至也。
万物以自身的发展变化为我服务，而我不妄加辞令，我创造、作为，但不据为己有，不以此凌驾于他人之上。取得了成功也不以功臣的地位自居，这就是无为、不言的回报。圣人不知道美和善，哪里还有恶和不善与之相对呢？圣人处于贫贱的地位而不为贫贱忧虑，处于富贵的地位而不为富贵牵累。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不以自己所处的环境将自己定位。我尚且没有处所，别人能把我往哪里驱赶呢？这是居处的完美状态。
谈谈儒家的“无为而治”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第二）
孔子说：“用道德的力量去治理国家，自己就会像北极星那样，安然处在自己的位置上，别的星辰都环绕着它。”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孔子说：“能够不做什么就使天下得到治理的人，大概只有舜吧？他做了什么呢？他只是庄重端正地面向南地坐在王位上罢了。”
法家的“无为而治：
“明君无为于上，群巨竦惧乎下”管理者有势，又善用术，依法行使刑赏，便可以无为而治。
主要流派的历史观儒家、道家：复古论
阴阳五行家：循环论
法家： 进化论
儒家的“复古论”
儒家将人类的“黄金时代”推到尧舜时期。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矜 同：鳏)（《礼记·礼运》）
译文
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品德高尚的人、能干的人选拔出来，讲求诚信，培养和睦气氛。所以人不只是敬爱自己的父母，不只是疼爱自己的子女，要使老年人能终其天年，中年人能为社会效力，幼童能顺利地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年丧父的孩子、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有职务，女子有归宿。反对把财物弃置于地的浪费行为，不是为了占为己有；人们都愿意为公众之事竭尽全力，而不一定为自己谋私利。因此奸邪之谋不会发生，盗窃、造反和害人的事情不发生。所以大门都不用关上了，这叫做理想社会。
道家的“复古论”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道德经》第十七章）
在本章中，老子把这种理想的政治情境，与儒家主张实行的“德治”、法家主张实行的“法治”相对比，将其等而下之。实行“德治”，老百姓觉得统治者可以亲信，而且称赞他，这当不错，但还是次于“无为而治”者。实行“法治”的统治者，用严刑峻法来镇压人民，实行残暴扰民政策，这就是统治者诚信不足的表现，人民只是逃避他，畏惧他。老子强烈反对这种“法治”政策，而对于“德治”，老子认为这已经是多事的征兆了。最美好的政治，莫过于统治者“贵言”，从不轻易发号施令，人民和政治相安无事，以至于人民根本不知道统治者是谁。
而这样的时代，显然比尧舜还要早，应该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初，即人类进入母系氏族社会之时。
阴阳五行家：循环论
邹衍：创立了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金、木、水、火、土五德相生相克的理论，后来被作为王朝更迭的理论依据。
为什么法家在战国后期从百家争鸣中胜出？
主要内容：
1、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战,统一度量衡.
2、政治上：奖励军功,实行军功爵制,编制什伍组织,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推行县制,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
作用：使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为以后兼并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确立了封建社会地主以占有土地的方式剥削农民的生产方式,确立了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
“无为”种种1、无（为己）而为。
2、无（妄）为，即超越自己的能力而为。
3、无（高调、张扬）而为。
4、无（逆势）而为。
5、无（为结果）而为。
6、无（处）而为，即见微知著，上工治未病。
7、阿城讲的一个故事。
老子说明事物相互依存及变化发展的规律，并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行为准则，即“无为”、“不言”、“弗始”、“弗有”、“弗恃”、“弗居”等。这些准则在老子道论中是深得于“玄德”的体现，也是老子道论的基本行为主张。
老子“无为而治”政治哲学的历史实践
张荫麟在《中国史纲》中说：“道家学说的开始广布是在战国末年。接着从秦始皇到汉高祖的一个时期的历史恰好是道家学说最好的注脚，好像是特为马上证实道家的教训而设的。”汉朝建立后，面对着社会动荡，经济凋敝，人心不稳，皇帝（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等）、太后（吕太后、薄太后、窦太后、王太后等）、宰相（萧何、曹参、陈平等）一道，在七八十年间，黄老学说成为政治、思想、经济的支配势力。这一时期，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并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为后来的史学家津津乐道，汉文帝几乎成为和唐太宗齐名的名君。随着汉武帝真正掌握了皇帝大权之后，黄老学说就成为了明日黄花。
西晋灭亡后，琅琊王司马睿在王导的大力支持下，登上皇帝之位，“衣冠南渡”初步得到安顿。王导在各种利益错综复杂的情况下，采取“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策略，使皇室与世家大族、南方与北方、世家大族之间的矛盾得以缓解，各方的利益得到兼顾，社会秩序由此稳定，人们焦躁的情绪由此舒解。王导的这种策略，并不是刻意谋划出来的，而是根据各方的利益需求，自然而然地顺应趋势推出来的。虽然，其间出现了皇室与豪族、大族之间、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激化的现象，甚至出现短期的叛乱和武装冲突，但大都在较短的时间和范围内得到平息和解决，而没有像北方那样长时间和大范围的动乱。因而南方的经济发展的步伐没有打断，社会秩序总体上的稳定得以持续。基本上可以说这种策略贯穿于整个东晋的前期和中期。由于各种条件的因缘际会，道家的政治哲学在东晋的这一特殊时期、江南的这一特殊区域，得到较为充分地展现和实践。庶族出身的刘裕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以禅让的方式代替了东晋，建立了刘宋。老子的政治哲学在历史上再一次的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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