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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岁的桐乡花鼓戏艺人屈娟如,描眉画眼,以小生的扮相登上了乌镇的古戏台,咿呀凄婉地唱一段男女相会的故事。
台下游人如织,可本地人若不是仔细留神也一时听不懂,何况外乡游人。于是大多数人不过驻足片刻,可就这一瞥一听,也都品出些若有若无的传统味道。这“味道”便是乌镇的某种成功了——来乌镇看的不仅是水乡传统建筑物,更有历史文化的生命力。
但屈娟如偶尔也落寞,多年来没徒弟。她记得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电视机进入农村,听戏的人越来越少了,更何况当今的年轻人。她挺羡慕同在桐乡的三跳艺人邱立红,三跳与花鼓戏都是当地曲艺,可邱立红去年收了徒弟,还是桐乡本地90后小伙子,科班学表演的。这年轻人主动上门拜师,说是要融合三跳和话剧,参加乌镇戏剧节。
屈娟如知道乌镇戏剧节,就在她眼皮底下已举办过四届,再过几天的10月19日即将举办第五届,可她从没去看过。她自认“看不懂”,她听说——街上会有人穿着紧身服,拄着拐杖站在路中央一动不动;还有人用绳子在地上拖着衣服往前跑……如此这般,对屈娟如而言太过“先锋”了,她依旧要当好自己“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桐乡花鼓戏的传承人”的角色,每天要雷打不动地登上乌镇东栅的古戏台唱戏。
2016年乌镇戏剧节,几位年轻演员在街头表演。 乌镇旅游公司 供图
她的戏,和年轻人的戏之间,看似属于不同的“年代”、处于不同的“时空”,可传统与现代之间,总有切不断的丝丝缕缕,在江南古镇的白墙乌瓦小桥流水中,牵着新一代乡镇青年拾起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本土
51岁的邱立红也想不到,会突然冒出一位90后徒弟。
他每年农闲时都会去桐乡的农村演出,虽然也能搞个百来场,可观众几乎全是老头老太。三跳这项桐乡传统的民间曲艺,传说是京杭大运河上的纤夫们,劈了纤板做道具,边敲边唱的“纤板书”,讲的多是劝人为善或是忠孝礼义的古事。不少年轻人不爱听了。他们爱听的是什么?乌镇的戏剧节众星云集,每年十月光景,总有来自世界各地、穿着时髦的演员和戏剧爱好者涌来,他们追星、追剧,可所追的“气场”却与邱立红不同。
或许终究是受了乌镇戏剧节的些许触动,去年当吕安迪经人介绍、上门拜师,说是想融合三跳和话剧时,邱立红很快就答应,叮嘱了句“好好学”。
23岁的桐乡小伙吕安迪高兴坏了:他终于有了回家打拼的机会。多少年来,科班学表演的青年绝大多数要留在大城市,才能继续自己的演艺梦。若要回桐乡,出路寥寥无几,要么去桐乡市越剧团,要么去文化馆或文化服务中心,排练一些文化下乡的节目。桐乡人的“演艺圈”里,大多数年轻人漂泊在外。比如,重庆某高校毕业的吕安迪,原本计划在重庆当主持人、电台DJ,或者在当地小剧场里混点名气,为此还学了一口重庆话;还比如吕安迪的女朋友吴晓,同样是学表演的,土生土长的乌镇人也只能在横店“漂”了好些年。
于是,“乌青剧社”水到渠成地成立了,取名“乌青”,意为“乌镇青年”在故乡排演话剧。巧合的是,在明清时期,乌镇常与河对面的青镇合称“乌青镇”。吕安迪查了《桐乡县志》后,以三跳的传统戏文改编剧本,创作了一出掺入桐乡方言和地名的喜剧,讲述一家乌镇当铺在历史上的浮沉,取名为《当》。
这个饱含本地元素的话剧,很快通过筛选,得以在去年乌镇戏剧节的“嘉年华”演出。街头表演,地点就在乌镇西栅景区枕水酒店的西码头附近,那是个热闹的拐角。吕安迪记得,他去勘察场地,偶遇黄磊、赖声川等戏剧节的“大佬”。他朝着他们喊:“我们是本地剧社,请多关注。”想不到“大佬”们纷纷响应,竖起大拇指鼓励了一番。毕竟,那是“高大上”的乌镇戏剧节上,第一次出现本地“土”剧社的身影。
2016年乌镇戏剧节,吕安迪和同事们在乌镇街头表演融合了桐乡传统曲艺“三跳”的话剧《当》。 采访对象提供
隔阂
不少人想当然地认为,乌镇戏剧节期间的游客,多是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文艺青年,但吕安迪却察觉了另一种更有趣的景象——去年此时,几位桐乡青年在乌镇街头上演话剧《当》,用桐乡话与观众互动:“桐乡人请举手。”6场演出下来,每场举手者都在半数以上。吕安迪尝试着恢复传统曲艺街头表演的特色,插科打诨,喊着“不好听就跳河”,还现场摆摊请观众们典当东西。因为“接地气”,连河道里划船的船工也靠近来听。
在乌镇戏剧节,这已经是最能让本地人“看得懂”的剧目之一了——船工费建萍,乌镇本地渔民,来乌镇景区划船11年,本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属于文艺青年的羡慕对象,可他在乌镇唯一看过的戏是“至少还知道故事情节”的“白蛇传”。村里人问过他:戏剧节的戏好看吗?他说还可以。于是村民们慕名而来,然后个个说“看不懂”,描述颇具“印象派”:有“高科技的机器人”,还有“踩高跷的人”,以及“脸上涂满颜色的人”……住在景区内的72岁本地居民周金龙也对前些年走过家门口的演员们摸不着头脑,他问记者,为何有人演着演着突然要趴在地上?初中学历的他戴着眼镜,回忆类似看戏经历,是上世纪60年代观看话剧《雷雨》。民宿老板谢月华也是本地人,他认为不少演员的表现更像是“行为艺术”,比如他曾看到有演员戴着氧气面罩,脑门上倒扣着装满水的鱼缸,鱼缸里还有鱼儿在游……“原来戏可以这样演、生活可以这样过!”他感慨。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戏剧节可以像乌镇戏剧节一样,结合自身独一无二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不遗余力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一位美国戏剧教育家如此评价。
石板路和传统民居旁引入国际化的现代戏剧,本就带着奇妙的隔阂。最出名的段子之一是某年戏剧节期间,一位大爷坐在街头演出区域附近慢悠悠地转着老式爆米花机,一群人看了许久,等“砰”一声爆米花出来,人群中等着上场的演员们才忍不住上前问老先生:“您什么时候表演完,能轮到我们?”大爷感叹:怪不得看了半天,也没人买一袋爆米花。另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某届戏剧节期间,一对男女在景区里吵架,人们围观并感慨“演技专业,说哭就哭”,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人家是真吵架。
无论如何,乌镇戏剧节这个平台给当地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吕安迪和伙伴们演完《当》之后不久,便有宁夏、江苏等地的活动邀请,还有桐乡当地楼盘、商场的开业,会邀请“曾参与乌镇戏剧节”的乌青剧社,可隔阂依旧在。有桐乡人如此给吕安迪安排:“第三个节目你们演《当》,给15分钟。”吕安迪暗自嘀咕,话剧哪有演15分钟的?
但无论是船工、民宿老板还是导游,都坚信“大方向没有错”,“总有看得懂的人”,而且“看的人多就是好事”,至少“生意越来越好了”。因此,他们个个关注、转发并乐于宣传这场戏剧节。
碰撞
即将于19日开幕的戏剧节,吕安迪也幸运通过了筛选,计划在街头演出“三跳相声”,依旧是本土传统曲艺与现代话剧的融合。这一年来,他们曾受邀到乌镇西栅书场表演“张双喜捉妖”等,听名字便知道,这是老段子。
相比同在乌镇唱花鼓戏的屈娟如,年轻人或许更喜欢吕安迪——今年4月,在桐乡市区某办公楼里,乌青剧社摆了60把椅子,演了3场话剧《当》,自己通过微信售票,票价80多元,卖出了大半座位,观众大多是桐乡的年轻人。一场戏90分钟,细细记录,共有笑声60次。
其中一场,三跳艺人邱立红也来了。这是他第一次看话剧,虽然“没太看懂”,但他觉得这应该是年轻人喜欢的形式。若能让三跳这种传统曲艺得以传承,他不反对。不过邱立红也对徒弟提过建议,大段故事不能浓缩成十几、二十分钟。69岁的乌镇旅游公司顾问邵云忆起看越剧《三看御妹》,要连演三晚,才缓缓交代了人物,一颦一笑和如发的心思才能演得淋漓尽致。
不过,中国传统文化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能激活其生命力。有时,邵云也自觉有些落伍。数年前他曾向乌镇旅游公司建议,是否该搞“印象乌镇”,模仿丽江和西湖,做一场大型实景演出。而作为乌镇戏剧节主席和发起人的陈向宏倾向于“文化传承”,毕竟这是茅盾和木心等大家的故乡,若自己的文化都面目模糊,乌镇将与其他风光小镇无异。偶然一次机会,演员黄磊邀请陈向宏去上海看话剧《暗恋桃花源》,或许是满场的年轻观众感染了陈向宏,当黄磊提出乌镇戏剧节构想时,两人一拍即合。
从那时起,乌镇耗资4亿元开建大剧院,一些破旧的老宅被修成了小剧场,几位知名导演筹划起这有“国际范”的戏剧节。而另一头,屈娟如被珍重地挽留在古戏台上。她依旧记得2001年,她正在一家工厂食堂里做帮工,听说要登台唱戏,心头一紧,二话没说辞了工。她说“多光荣啊”,乌镇这么多游客都能听到桐乡花鼓戏。就这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碰撞中,吕安迪正排练一部《蚕花娘娘》,想以此尝试加入明年乌镇戏剧节的“青年竞演”。相比“嘉年华”的街头表演,青年竞演堪称“登堂入室”,更容易在专业领域崭露头角——剧本改编自太湖周边老蚕农们熟知的“蚕花娘娘和白马”的故事,加入三跳等传统曲艺表演形式和桐乡方言,最终呈现的却是一部“拷问灵魂”的话剧。
记者采访的多位乌镇老居民,竟都知道桐乡出了本土剧团,他们看好这帮年轻人——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
反哺
吕安迪已在桐乡安顿。在乌镇戏剧节的演出给乌青剧社挣来了名气,也给吕安迪挣来一份工作。每周末他会在一家民营培训机构教孩子们表演;他还接到不少桐乡乃至杭州的演出邀请,请他当主持人、表演相声,或者拍广告。面对孩子们,他会刻意讲一些自己从县志以及三跳戏文里看来的故事和习俗;他回高中母校讲座,谈的也是“桐乡神鬼怪”。
欣赏戏剧的确需要一些审美门槛。对大多数乡村而言,影视或许是更为现实且触手可及的文化传播渠道。但不可否认的是,直接或间接地,戏剧节盛名之下,乌镇乃至桐乡的文化气息在变——
2015年回到乌镇开民宿的周华锋,正筹划着在第二间民宿中设计一处公共艺术空间,至少要有书店和“有意境的”现场舞台。他学习的对象,是乌镇景区内的水剧场。他还记得民宿刚开业不久,就迎来了一批“有范”的游客:来自各地戏剧学院的学生、演员和戏剧爱好者。他们在民宿大堂聊着时髦的词汇和遥远的梦想,氛围让周华锋着迷。于是他去年为了应景,特意在民宿里布置了一场京剧人物的油画展,并尝试第一次去乌镇看戏,那是新编的《哈姆雷特》。他觉得没完全看懂,也没有坚持看完,不过他计划今年还要去看,带着孩子去戏剧节熏陶。近两年,他发现“我是乌镇人”竟然成了金字招牌:每次他和各路艺术家谈合作,对方一听“乌镇”就来兴趣;他曾与一位美国的戏剧从业者同游乌镇戏剧节,想不到美国人成了导游,他这位本地人反而跟在后头成了游客。
“我们得跟着文化走。”周华锋说,近年来不少在外经商、打工的伙伴们都回来了,在乌镇从事的都是文化产业。
在文化乌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邱建卫看来,乌镇的文化使命,在于让老艺人有更大的平台,也让年轻人有传承创新的机会。这些年的乌镇戏剧节,常有为乌镇景区员工以及桐乡本地百姓而办的“加演场”。陈向宏曾表达过自己的希望,让乌镇的孩子像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的孩子一样,从小就有戏看,从小在这里就能接触到国际级的戏剧、美术,将来也会有自己的戏剧社团。
2016年乌镇戏剧节,一位演员扮演长颈鹿在街头表演。 乌镇旅游公司 供图
文化的种子,就此埋下;未来发芽的,将是文化自信。邱建卫介绍,近年来他去参加过法国阿维尼翁和英国爱丁堡等地的戏剧节,发现每次都有中国年轻人的作品。而据他所知,来参加乌镇戏剧节的年轻人中,至少已有十来位回到中西部的故乡,在当地创办社团、排练剧目。
若放大来看,不少中国小镇正打造“特色小镇”,比如黄酒小镇、珍珠小镇、袜子小镇,要是也能如乌镇戏剧节一般,埋一颗种子,就可让更多乡镇的孩子们了解本地特色和传统,并能为之骄傲。
可以肯定的是,将有更多人来影响更多人——来自日喀则的一批农牧民兼职演员,将在上海援藏干部牵线下参加本届乌镇戏剧节的嘉年华活动。或许在某日的石板路上,这头是吕安迪的桐乡土话,另一头便是被称为“藏族文化活化石”的藏戏,而这批来自西藏的年轻人回去后,总会给正在攻坚脱贫的偏远西藏带去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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