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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结束。让人揪心的消息是,前不久浙江杭州接连发生3起儿童坠楼事故。若检索旧闻,去年7月中旬,杭州4天发生3起坠落事故。
不忍看,不敢想。数年来,全国各地,每逢暑假,总有关于孩子的安全事故,坠楼、溺水或是车祸,总在人们一阵叹息后,似乎归于无可奈何。总有人呼吁,要重视事故原因,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可又有杭州某社区的工作人员私下告诉记者,幸亏这孩子在自家出的事,“要怪也只能怪自家人疏忽,否则……”他也觉得这话不妥,便沉默了。
记者梳理了近几年新闻报道过的儿童坠楼事故,其中不少意外发生在监护人短暂离家时,也有相当比例的意外发生在出租房和城中村。一个暑假,让孩子时刻在家长的视线范围内,并不容易。一位家住杭州城郊的打工者向记者倾诉,不上班没钱养孩子,上班没人带孩子,于是,她把孩子锁在家里。
无奈且无解吗?记者不信,总觉得该做些什么。
出事该怪谁
近期杭州发生的3起孩子坠落意外,记者都去现场看了。几户出了事的人家,敲门均无应答,有人还在处理后事,还有人已经搬走。街坊邻居们感慨万千,一声声“作孽”。可孩子坠楼究竟该怪谁?悲剧之后,有何反思?
难道应该怪那没关紧的窗户?8月19日上午,杭州青云街23号,一位小女孩从4楼坠落。记者在街边抬眼望去,女孩坠落的那间房窗户早已紧闭。而街坊们说,意外发生时,几扇推窗大开,窗外有伸缩式的晒衣杆,杆上有红色的棉被。记者看过隔壁类似户型的窗台,窗户低矮,孩子探身定有危险。
可若是安装了安全护栏,孩子就安全吗?8月10日,杭州信义坊小区14幢,有孩子坠楼。记者去现场看,发现出事的11楼每个窗户都装上了防盗网,孩子是从没装护栏的楼顶阳光房掉下来的。防不胜防。
或者,应该怪物业管理不善?8月16日下午,杭州景溪北苑一名12岁男孩从34楼天台坠落身亡,孩子掉下来没多久,便落下一场大雨。路过的老人看不下去,连忙拿塑料布给孩子盖着,好心人撑起了两把雨伞:“孩子身子长,塑料布也盖不全,两条腿大半都露在外面。”小区有300多人业主群,出事前曾有人看到孩子在楼顶玩,拍了照片和视频发到群里提醒,没人回应。数位知情人感慨完孩子的悲剧,便把话题引到小区的物业管理上,无人不皱眉头。而事发的顶楼天台,直到记者前不久采访时,门也未上锁,依然可以轻易上去。
更多人倾向于把责任归结为家长的疏忽。
青云街小区的街坊们,常聚在事发地聊天,孩子坠地时也有不少人在场。记者问及女孩家的情况,人人都说不清楚,只知道是母亲去上厕所,女儿不小心从窗户边掉下。“谁能想到呢?刚离开视线,孩子就没了!”一位街坊说,那母亲每日都牵着一儿一女在楼下散步,意外发生后,再没见过这家人的身影。而发生在景溪北苑的悲剧,因为邻居联系不上父母,直到他们下班回家,才知孩子离去的噩耗。“辛辛苦苦外出打工,钱挣到了,孩子却没了。”同栋楼的老太太一遍遍念叨着。
“这些白天没人看管的孩子应该有个地方去,怎么也比现在这样安全!”一位邻居慨叹,放了暑假的景溪北苑小区里,白天到处都是骑车、追打、玩闹的孩子。通向楼下停车场的玻璃顶棚上,也常见不少调皮的孩子蹦蹦跳跳。
“万一哪天出了事,该去怪谁?”一位街坊说,他有些生气,却不知该向谁生气。
懂事的孩子
“懂事”的孩子们不少。
记者另选了杭州江干区九堡街道的几户人家探访。与发生悲剧的人家类似,暑假里的大部分时间,小珊一个人被留在家里。
虽然年仅8岁,小珊很谨慎——前一天记者与她的母亲聂红约好上门,敲门时发现门内的小珊要“对暗号”,听了记者的名字才开门。记者好奇,如果是爸妈敲门,也要核实吗?“当然,有时候不能仅仅报名字,还要回答些具体的问题才行。”这是小珊长久以来与父母的约定。
这是杭州城郊的一处农民安置小区,房租便宜,巷道里多是小饭馆和小商店,小面包车来来往往,附近还有河流,人多且杂。
小珊家住3楼,窗户有护栏,她一个人在家“宅”一天,做作业、看电视、看书,自己给自己洗菜、做饭。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都是个懂事的孩子,一提到安全问题,倒像个成年人,说得头头是道。“如果遇到电梯紧急下降,要注意抱住头……如果发生火灾了,要拿毛巾沾水捂住口鼻……”她一口气说了不少。
如此“懂事”或许并非她的本性。日子久了,一个人困守家中,“无聊透顶!”她告诉记者,满脸失落。
前几年也出过小意外。一次小珊独自在家睡觉,空调突然没了电,将近40摄氏度高温的天气里,她裹在被子里,中暑昏睡过去。聂红中午回家,敲门不应,最后从邻居家翻阳台,跑到房间掀开被子,女儿满身都是豆大汗珠。聂红自责,至今提起这件事依然胆战心惊。
可聂红没办法。附近的家长们都听说过一次事故:有孩子被家长带去服装厂上班,打闹中被厂里堆成小山一般的衣料掩埋,动弹不得,很久才被发现。记者探访中发现,在九堡街道密集的服装企业附近,几乎每个打工家庭的孩子,都有过暑假泡在服装厂的经历。8岁的冯唐喆,从记事起便常就被母亲带去打工的服装厂,他至今还能随口说出一溜服装机械的名称,对面料和颜色如数家珍。
记者还发现,有的孩子虽说是来杭州和父母团聚,一周里能和父母相处的机会却少之又少。有孩子说:早上5点多还没睡醒,爸爸就出门工作了。待到父母深夜归家时,孩子早就睡去。
平时和父母交流多吗?有孩子满脸天真地回答:“还是跟手机、平板交流比较多。”
聂红能做的,只是在租房时要求必须有防盗窗,并仔细检查家中的安全隐患。在她的工友中,即便前几年不在意窗户的父母,近些年因各类孩子坠楼报道,也将防盗窗视作“必需品”。
暑托班之困
聂红和不少家长认为,解决的办法之一,在于能安全地带着孩子上班,工作带娃两不误。她们偶尔会羡慕那些在菜场卖菜、开店做小买卖的人,虽然一到暑假,孩子们成了“菜场娃娃”或是“商品城娃娃”,但好歹在父母视线之内。
不过,带娃上班对大多数家长,尤其是对外地打工者而言,是奢望。
经家长们介绍,记者在九堡街道找到一家电子加工厂,这家工厂为职工子女办暑托班已是第5年。记者去看,厂区一间活动室内,请来一两位老师照看孩子。孩子们聚在一起唱歌、画画、做手工。活动室陈设简单,没那么五彩斑斓,也少童趣,布置上显然没法跟商业机构的暑托班相比。但在这里,活动是否丰富倒是次要,摆在首位的还是孩子的安全。
“最初我们也没想太多,觉得有必要就做了。”厂长张续端告诉记者,他记得早些年,一到暑假不少家长每天都把孩子带来厂里,孩子多了,免不了打闹,在车间奔跑玩耍,万一出事怎么办?
张续端不忍心把孩子们赶回去。于是,他在厂里找来一间会议室,让员工们帮忙看孩子。到近些年,工厂在暑假申请了工业园区的党员活动室,场地大了,聘请的老师也相对专业了。工人们都觉得,这“福利”不错。这家电子厂能带娃上班,成就了好口碑,不少附近的电子厂、服装厂工人都知道,也暗自羡慕。
介绍记者去电子厂采访的工人,反复念叨该厂老板有计划经济年代的“情怀”。实际上,张续端从生产管理的角度告诉记者,一来能最大程度保证生产时的安全,二来也能让员工在工作时免于分心。厂里也有担忧,不太愿意让记者写出电子厂的名字,毕竟这一类暑托班是工人自愿、工厂自发的,也生怕在师资、管理等方面出问题。
数年前,记者在附近还采访过一家服装厂老板娘,同样出于工人们暑假带孩子难的问题,干脆把工厂的会议室铺上软垫,请流水线上当了母亲的女工来看管。老板娘自己有余力时,就带孩子们上课,背背《三字经》。老板娘是个性格善良柔和的人,坚信“善有善报”。记者依旧记得她当时发来的短信——“只是干了件小事。”
前不久记者去找她,本想谈谈这几年办暑托班的心得,可一打听才得知:暑托班不办了,职工子女们又只能被锁在家里。记者赶紧去打听,原来是老板娘身体不好,顾不上了。老板本想坚持,可大男人对管孩子本就不擅长,且服装厂业务繁忙,于是他联系了工厂附近一家民办幼儿园,希望能把职工的孩子们集中送到那里,费用由企业补贴大部分,家长再出几百元。想不到,工人们似乎并不领情——本来放孩子到工厂会议室是免费的,如今却要出钱。为这几百元,暑托班不了了之。
暑期安全事故背后,钱的因素不得不被正视。记者通过家访得知,不少留孩子在家的父母都有苦衷:吃穿用度与房租之外,还要寄钱回老家,自然能省则省。雇保姆和送暑托班,都是不敢想的事。
改变正发生
心疼钱的不止家长,还有孩子。在九堡街道租房的程丽在今年暑假前,给孩子报名了夏令营活动,打电话告诉还在老家的女儿,却遭来一顿“骂”。“女儿懂事,知道我在外打工不容易,在电话里抱怨,为什么要多花钱。她以为我报的是商业机构的夏令营。”程丽说着,直掉眼泪。
但程丽给孩子报的夏令营,几乎算得上是免费。十年前,在杭州打工的徐文财和一群大学生志愿者共同办起了针对外来务工子女的“蒲公英夏令营”。考虑到这些家庭的经济条件,夏令营除了向孩子收取每天10元的餐费和100多元的保险费用,再无其他。
招收的孩子也有标准,父母得是居住在九堡街道格畈社区里的外来务工人员,孩子的年龄也限制在小学阶段。从最开始的20多人到现在的50人,夏令营的招收人数年年增长,却依然满足不了社区家长的需求。去年,不少家长早上5点多便在社区里的新杭州人志愿者服务站门口排队等着报名,几个小时,夏令营就全部报满。“如今的人数,已经到了我们能够承受的极限。”夏令营的负责人徐文财说,他有时只能狠下心拒绝,并不得不设置门槛。今年夏令营的报名需要交一篇作文,不限字数,不求文采,要孩子们在作文里写出为什么想参加,希望有什么收获。
为期25天的夏令营得到当地工会与社区的支持,来帮忙的大多是浙江工商大学和杭州师范大学的学生。社区场地条件成熟,服务站前就是一片空地和篮球场,方便孩子们军训和课外活动。服务站一楼的教室里,配有投影仪,方便孩子们上课、看电影;二楼是小型阅览室,只要是附近居民都能进来看书、借书。
夏令营办了十年,徐文财直言,每一年的暑假,他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每天8点半前,家长们要将孩子送来服务站签到,下班后再签到接走孩子,若无特殊情况,谁也不能私自迈出服务站的院子大门。所有孩子的动态,他都在微信群里及时反馈更新。
安全教育和规矩,成了夏令营的重中之重。在徐文财看来,他们应努力在孩子们心里播下一颗安全的种子——今年夏令营孩子们排练的演出是一场“安全剧”,讲述一群结伴出游的孩子如何避免溺水险情的故事。
然而,另一个尴尬的事实是,25天的夏令营结束,这些孩子还是免不了被锁在家里,或是继续跟着父母去厂里,直到假期结束,被送回老家。
徐文财告诉记者,大约在七八年前,杭州乃至全国各地有不少类似的为外来务工子女开办的夏令营,也曾引起过诸多媒体报道,但在关注度渐渐消减之后,能坚持下来的极少。“做得好未必能得到肯定,但出了事要担责任。”徐文财说,从这个角度看,如今不少企业或机构能在暑假里举办为期数日的夏令营活动,已属不易。
记者还知道,杭州有西溪医院、红十字会医院、第七人民医院等单位,近些年相继给“医二代”们开办了职工子女暑托班,请来专职阿姨,委托专业老师开课,挑选了僻静之处供孩子们写作业、玩耍,反响很好。不过数家医院对宣传都有顾虑,不愿接受采访。
鼓励有条件的单位与企业,结合社会力量为暑期无人看管的孩子们提供暑托班,是解决孩子暑期安全事故频发的对策之一。但如何监管,又如何让组织者没有后顾之忧,是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这几天,住在格畈社区的这些“小候鸟”都陆陆续续飞回老家。“我想在爸妈旁边。”懂事的小珊注视着母亲,一连重复了好几遍。
有孩子的假期日记里写到一张电影票——爸爸帮自己求来一张单位发的电影票,虽然激动,但“如果爸爸妈妈也能一起看就好了,那我就更快乐了”。
说到底,这些孩子更需要的还是父母的陪伴。杭网义工分会“小候鸟”夏令营曾组织孩子给父母写信,活动之后有位家长找来,说准备回老家工作,“毕竟挣再多的钱也弥补不了孩子成长中缺失的陪伴”。
徐文财告诉记者,这几年,他们特意从公益组织请来老师,每周日晚上给家长们上课。“家长学校”讲什么?主要讲如何给予孩子高质量的陪伴。有家长在夏令营结束后,主动给徐文财写来好几页的感谢信。信里说,当自己第一次一笔一划认真记录下孩子的改变时,自己也在改变。
值得庆幸的是,更多的改变,正在发生。
(应受访者要求,小珊、聂红、程丽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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