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大雨记忆

都说烟雨江南，但我的记忆里，能留下定格的，常常都是大开大合的瓢泼大雨。别人眼里是细雨蒙蒙的画，我所经历的，只有生活，所有大雨滂沱后与生活有关的细节，只有久居江南的人才会知道。

上世纪50年代末，爷爷在上海成都路470号（今成都北路、南京西路口）沧洲书场演出，连日大雨，沧洲书场门口已淹成汪洋。父亲正七八岁龄，就坐在门口浴盆里玩水。巧的是，1941年原定6月28日沧洲书场开业，也因大雨进出不便，延后至7月1日。

现在查阅沧洲书场信息，可以发现，在《申报》1941年7月5日的演出广告上，正有我爷爷庞学卿和其师父薛筱卿的演出弹词《珍珠塔》的公告。当时距离父亲出生还有12年。沧洲书场1943年迁到了当时的静安寺路（现在的南京西路）的东边，靠近成都路（今成都北路），称为新沧洲书场。新旧两个书场似乎地势都不高，一下大雨，里面王侯将相大江东去，门口孩童嬉戏小河淌水，成了大人和孩子各自的童话天地。

这个孩子长大后，自己也成了说书先生，走南闯北，风里来雨里去，到了一些小码头村里，逢上大雨，卷起裤管，蹚水而过。这个时候最紧要的是保护好吃饭家伙——三弦和琵琶，平时这两个家伙由绒布套着背在身上，水大了，村里摇了小船来接，父亲与搭档必定把三弦、琵琶先递给村民，妥善安置好，自己才轻快地跳上船。

即便雨天生意没有平日好，也总有几个老听客会来听书，带着大油布伞，有的穿着老式的蓑衣，裤管卷到了大腿，到了书场，湿漉漉，把伞一收，脱了蓑衣，涉水到位子上坐下，照例点一壶茶。我爸上台一看，不由得心生感动，他们的脚，有些搁在凳子上，有些仍然泡在水里，也不以为意，陶然于说书先生编织的世界里。

父亲常年在外，家里只有我和母亲。逢着大雨，总有这里那里漏水，母亲便取出早就准备好的各式塑料盆、木桶接水。水漫进家里，其他东西不急着拿，先把煤饼、煤炉转移到高处，米有米瓮，一时半会湿不了，煤饼、炉子泡了水，饭就没法儿烧了。也有来不及转运的时候，就只能上饭店吃饭，母女两个叫一碗汤两碗饭。我总是很高兴难得可以下馆子，母亲却面露担忧之色，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她担忧的是什么。

如今想来，没有父亲在的家里，母亲独自撑过了好多个大雨天，当时只是孩子的我，并不能体会母亲的辛劳，盼着下大雨，除了可以下饭馆，还因为可以和表哥们趁水打劫“赶虾网”。大雨后，大河里漫出水到田边小沟，他们用两根竹子，当中用线结成网，拦在小沟里，河里随水冲进沟的鱼虾到了这儿无处可逃，常常被一网打尽。晚饭我们的饭桌上便多了些鲜活鱼虾，这是我最为得意的时候，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屁颠屁颠跟在后面，感觉也是抓鱼抓虾大军的一员。

每年母亲都会请个几天假，带上我去码头上探望父亲，她总是提前买好各式吃的，带给父亲。有一年也是大雨，腾出一只手来撑伞，一只手抱着我，大雨把她一网兜的橘子冲落了一地，亏得路过一位大嫂帮忙一起捡，5岁的我仍被紧紧抱着，有点蒙，可是这个随母亲捡橘子一起一落的感觉却牢牢刻在我的脑子里，即便是已人到中年，大雨和橘子两个元素碰到一起，一下子就会回到5岁时的那一个雨天。

说书生涯清贫，父亲后来从了商，慢慢把家里的房子重新修葺，煤球炉改成了煤气炉，大雨再也不会侵入这个家了，我们度过了最难的时候。

后来，我到了上海，这里到我的故乡驱车1小时，天气几能同步，前阵子雷暴雨的夜晚，辗转难眠，赶紧打电话回家，果然，一个人睡在前楼的母亲半夜被屋顶漏雨惊醒，折腾了半宿。前两天的台风“卡努”，行踪莫测，父亲来电再三关照多囤些米菜。即便不在同一片乌云下，我们互相也能感知风雨。

我到上海的那一年，正是上一个“卡努”光临的时候，去同济医院看望一位朋友，整个兰皋路桥北几乎成了汪洋，蹚水过去，两站路走了一个半小时，好多人在水里捞丢失的东西，有些还在找汽车牌照，时隔18年后，这一次的“卡努”最终决定掉头而去，幸甚，汪洋大海里捞东西的场景应该不复再见了。

7月雨下最大的那一天，我正和先生在成都北路、南京西路附近打转，突然想起来，那正是沧洲书场旧址，如今据说已是长征医院的一部分，当年浴盆戏水的稚童，也已年届古稀，不由生出“人生如寄”的感慨来，不过，就算没有好天气，只要“门前流水尚能西”，便总有“谁道人生无再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