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比较薄的本子,作者在写此章时,正如题目一样,分成了古希腊和中国两部分。
对于分析两部分的“他者”意识,作者所使用的方法论是以一,血缘、二,语言、三,祭祀信仰、四,生活习惯来逐步讨论何者是与他者至关重要的因素。这四项因素的安排,实质上是一个从弱到强的程度来排列的。
作者认为,血缘虽然能够直接分辨出不同于本部族的人群,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从中国来看:中国的华夏观念里并不十分地重视血亲。由于华夏本身的认同主要来自于“礼同”因此,只要是在形式和文化上有表现出和华夏一致性的行为观念,都可以被容纳进华夏民族的群体之中。诸夏观念,一般认为起于周王东迁之后。夏对应的族统一称之为夷族,这当然就是传统的“华夷之分”的定义。而这定义的基准就在于文化礼俗。根据史料明显记载的“夏”作为一个群体意义明确提出是在春秋时期。这个时期所形成的群体意识主要意义在于:(一)对内依靠周形成凝聚核心。(二)对外又能一致抵抗蛮族。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然而,在春秋之前文本中所产生“夏”之称又想寓明什么呢?
周人称夏,不仅仅是对于夏朝政制的肯定,更是意识到了三代之间有共同的历史性的东西,即“以德统君”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以史为鉴的意识。而且,从考古资料来看,也颇能证明周夏先祖时期有共同居住过的痕迹。这也许说明,周人称夏,有明其受天命的合理性,即顺承王“禹”的伟业。
同样,对于古希腊民族来说,即使在前期比较重视血缘的纯度,但由于(一)在古典时期,本就是稀散的城邦和地理因素导致了城邦很难稳定(二)在后期的扩张之中,统治者为了构建对立面而加强本面意识和强权。就如美国学者豪尔所说的那样:“在波西战争之后,族群矛盾显现,希腊人的对内凝聚认同变为外部的对立型,以致使文化更突出”。确乎是这样,在希腊化时代,由于对立带来了不安全感,统治阶层处于自身的利益的考虑,从而逐渐构建起异族蛮族的形象。对于统治阶层,他们所需要做的方式却主要是:(一)放宽满足的宗教与习俗,进而有助于缓解矛盾。(二)一定程度上模糊异族和本族之间的居住生活界限,从而促进通婚等方式来扩大基础。
在这种界限的重构中,我们能够发现界限的重新厘定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族群关系已经不再像之前的那样紧张,(二)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发下歧视的观念根深蒂固,难以消失。
我认为,由于希腊领土的逐渐扩大,这就导致了他们不能再保持之前那样的概念:对于新征服的地区永远保持单一的异族蛮族化。为了保持继续统治,他们将自己的统治基础扩大,在这种立场下,对立就退居次要,而吸纳则变成了主要方式。这或许表明,在一定事件的影响下,原有的观念不得不进行协调,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逐渐走向对立面。
按:李渊先生对于古希腊和中国古代他者意识观念认识已经比较完整。姑如此,我认为有几个点可以再进行探讨:首先,从华夏观念来看,本文对于他者的理解已经颇能关注内部问题,即中原与楚的问题,然而,我们如何进一步理解华夏观念对于周邦的辐射,到底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辐射。本文仅仅列举了古希腊在对外时期的学缘和文化辐射政策。这对于中国内部的讨论,还尚且有待分析。其次,我们如何理解对于一种文化在逐渐贬斥异族中是如何构建的。了解一种偏见和歧视文化的构建因素,是后期缓解和融合必须讨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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