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比较薄的本子，作者在写此章时，正如题目一样，分成了古希腊和中国两部分。
对于分析两部分的“他者”意识，作者所使用的方法论是以一，血缘、二，语言、三，祭祀信仰、四，生活习惯来逐步讨论何者是与他者至关重要的因素。这四项因素的安排，实质上是一个从弱到强的程度来排列的。
作者认为，血缘虽然能够直接分辨出不同于本部族的人群，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从中国来看：中国的华夏观念里并不十分地重视血亲。由于华夏本身的认同主要来自于“礼同”因此，只要是在形式和文化上有表现出和华夏一致性的行为观念，都可以被容纳进华夏民族的群体之中。诸夏观念，一般认为起于周王东迁之后。夏对应的族统一称之为夷族，这当然就是传统的“华夷之分”的定义。而这定义的基准就在于文化礼俗。根据史料明显记载的“夏”作为一个群体意义明确提出是在春秋时期。这个时期所形成的群体意识主要意义在于：（一）对内依靠周形成凝聚核心。（二）对外又能一致抵抗蛮族。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然而，在春秋之前文本中所产生“夏”之称又想寓明什么呢？
周人称夏，不仅仅是对于夏朝政制的肯定，更是意识到了三代之间有共同的历史性的东西，即“以德统君”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以史为鉴的意识。而且，从考古资料来看，也颇能证明周夏先祖时期有共同居住过的痕迹。这也许说明，周人称夏，有明其受天命的合理性，即顺承王“禹”的伟业。
同样，对于古希腊民族来说，即使在前期比较重视血缘的纯度，但由于（一）在古典时期，本就是稀散的城邦和地理因素导致了城邦很难稳定（二）在后期的扩张之中，统治者为了构建对立面而加强本面意识和强权。就如美国学者豪尔所说的那样：“在波西战争之后，族群矛盾显现，希腊人的对内凝聚认同变为外部的对立型，以致使文化更突出”。确乎是这样，在希腊化时代，由于对立带来了不安全感，统治阶层处于自身的利益的考虑，从而逐渐构建起异族蛮族的形象。对于统治阶层，他们所需要做的方式却主要是：（一）放宽满足的宗教与习俗，进而有助于缓解矛盾。（二）一定程度上模糊异族和本族之间的居住生活界限，从而促进通婚等方式来扩大基础。
在这种界限的重构中，我们能够发现界限的重新厘定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族群关系已经不再像之前的那样紧张，（二）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发下歧视的观念根深蒂固，难以消失。
我认为，由于希腊领土的逐渐扩大，这就导致了他们不能再保持之前那样的概念：对于新征服的地区永远保持单一的异族蛮族化。为了保持继续统治，他们将自己的统治基础扩大，在这种立场下，对立就退居次要，而吸纳则变成了主要方式。这或许表明，在一定事件的影响下，原有的观念不得不进行协调，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逐渐走向对立面。
按：李渊先生对于古希腊和中国古代他者意识观念认识已经比较完整。姑如此，我认为有几个点可以再进行探讨：首先，从华夏观念来看，本文对于他者的理解已经颇能关注内部问题，即中原与楚的问题，然而，我们如何进一步理解华夏观念对于周邦的辐射，到底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辐射。本文仅仅列举了古希腊在对外时期的学缘和文化辐射政策。这对于中国内部的讨论，还尚且有待分析。其次，我们如何理解对于一种文化在逐渐贬斥异族中是如何构建的。了解一种偏见和歧视文化的构建因素，是后期缓解和融合必须讨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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