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四：蒲鲁东混淆了思想和事物
马克思1843夏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黑格尔思辨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时批判道：
“国家的各种规定的实质，并不在于这些规定是国家的规定，而在于这些规定在其最抽象的形式中可以被看做逻辑的形而上学的规定。在这里，注意的中心不是法哲学，而是逻辑学。在这里，哲学的工作不是使思维体现在政治规定中，而是使现存的政治规定化为乌有，变成抽象的思想。在这里，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马恩全集·第一卷》P263）
同样，蒲鲁东之所以《贫困的哲学》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就在于他重复了马克思所批判过的黑格尔唯心主义思辨哲学，“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正是这种可笑的哲学使得蒲鲁东“给我们提供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
“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
正是因为蒲鲁东不懂得“两个不能自由选择”和“生产力和社会形式的暂时性和历史性”，他才不得不借助“软弱的黑格尔中主义”来“发明一些神秘的原因即不合常理的空话”。
“他觉得没有必要谈到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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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蒲鲁东不懂得，不是观念而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着一切。
“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恩文集·1》《神圣家族》2009P295）
蒲鲁东则与此相反，他在《贫困的哲学·第四章 第二个时期 机器》中讲道：
“我在论述中采取这种现实与观念并行发展的方法，有两点好处：首先可以避免被人责难为唯物主义者。经济学家就经常受到这种非议，因为在他们看来，事实就是真理，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它们是事实，是有形的事实。在我看来,事情正好相反，事实绝不是物质的事物，因为我不明白有形这个字在这里是什么意思，而只知道事实是无形观念的有形表现。根据这个理由，事实所证明的只是它所代表的那个范围内的观念；正因为如此，所以认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不合理的，不确定的，因而应予抛弃，而且接受着又抛弃了分工本身，尽管这三者在经济学家看来都是具有绝对权威的。”
“另一方面，人们也不能指责我是唯灵主义者、唯心主义者或神秘主义者。原因是我只把观念的外在表现作为立论的出发点，只要观念还没反映出来，我就不理睬它，它就不存在，就像太阳如果独自存在于无穷尽的太虚中，也就谈不上有什么阳光；我事先就撇开神统记和宇宙起源论之类的说法，也不去研究什么本质、原因以及自我和非我，我只限于探索事物的规律，并且尽我们理性所及来追踪这些规律表现于外部的体系。”（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2018P166-167）
很明显，蒲鲁东这是在有意识地混淆思想和事物，并信以为真坚持“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或者“思维决定存在”。
马克思对此评论说：
“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如果揭去这种神秘辞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鲁东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是经济范畴在他的头脑中的排列次序。我用不着花很多力量就可以向您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秩序的头脑中的秩序。”
蒲鲁东的“经济进化”只不过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变化”。蒲鲁东自我防御性地将自已排除于神秘主义，但马克思一眼就看穿了他的神秘主义的神秘词句。蒲鲁东的经济范畴的进化实际上不过是在他头脑中的排列次序而已，而且还是以黑格尔的辩证法“降低到极其可怜的程度”的方式得以可能的。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第一个说明”中就点明了蒲鲁东哲学思想的贫乏，蒲鲁东和黑格尔犯有同样的错误。
“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马恩文集·1》《哲学的贫困》2009P602）
显然，这在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马克思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秩序的头脑中的秩序”。
言外之意，蒲鲁东有精神，但更有病！
有病得治啊。
治病如解斗，得批亢捣虚。
马克思没有从蒲鲁东的“拿手好戏”——论价值——开始，而是从他自诩的“系列辩证法”的经济范畴进化秩序的开端——分工——开始。
明天，马克思继续给蒲鲁东“话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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