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恩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476-488)
篇十:马克思对蒲鲁东“自由和奴隶制”辩证法的批判
在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里,自由和奴隶制形成一种对抗。
他在1840年的《什么是所有权》著作里就已经明确地以“奴隶制就是谋杀”来类比于“所有权就是盗窃”的口号,他说:
“剥夺一个人的思想、愿望和人格的权力是一种生杀之权;使一个人成为奴隶就等于杀死他。”(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商务印书馆2019P38)
蒲鲁东关于每一个经济范畴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对抗的辩证法试图拯救其好的方面而抛弃其坏的方面。
马克思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不谈“自由”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也不谈“奴隶制”的坏的方面,“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奴隶制的好的方面”,而且还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间接雇佣奴隶制,而是苏里南(位于南美洲北部)、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奴制这种“直接奴隶制”。
马克思后来在《雇佣劳动和资本》的演说中认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马恩文集·1》《雇佣劳动和资本》2009P723)
对于1846-1847年间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美洲大陆上的“直接奴隶制也像机器、信贷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枢纽”,直接奴隶制→棉花→现代工业;直接奴隶制→殖民地价值→世界贸易→机器大工业。这两大逻辑链条说明
“奴隶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范畴。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混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但是,让奴隶制消失,那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把美国抹去”。
1861年4月12日-1865年4月9日,美国南北战争后才在南方各州废除了直接奴隶制,因为美国已经完成了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
黑格尔在《小逻辑·§24附释三》中曾借助摩西神话指出:“蛇的引诱象征善恶的分别,也包括在神性之内”,“其实由精神的概念即可表明本性是恶的,我们无法想象除人性为恶之外尚有别种看法”。(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2009P90/91)
“恶”在黑格尔那里是精神自身的自我分裂或自我否定性环节。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引用黑格尔的话“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后指出: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尊崇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欲成了历史的杠杆,关于这一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历史对他来说是一个不愉快的可怕的领域。” (《马恩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P237)
恶和善一样,都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表现形式,都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切不可理解为“惟有恶”才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唯一表现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都不是“惟恶动力说”,在他们那里,恶和善一样都是历史发展必要的动力。正由于此马克思才对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之“保存这个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这种“可笑的哲学”发出嘲弄般的批判。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针对蒲鲁东的辩证法指出:
“(某个范畴——卢添加)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由于自己的矛盾本性而设定自己并自相对立的范畴,而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转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马恩文集·1》《哲学的贫困》2009P605)
蒲鲁东一方面承认“奴隶制就是谋杀”这一坏的方面,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承认奴隶制在现代工业、机器大工业、世界贸易等好的方面。“奴隶制”这个经济范畴的坏的方面和好的方面在蒲鲁东那里构成了“二律背反”,他的基本思路要消除坏的方面而保留好的方面。
“寻找自由和奴隶制的综合,寻求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奴隶制和自由的平衡。”《致安年科夫的信》
综合、中庸、平衡等术语并不是真正辩证法的扬弃和超越,蒲鲁东仍然局限在黑格尔所批评过的“外在性反思”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中,而没有从“内在性反思”的“自我运动”中去寻求矛盾的解决和超越。
蒲鲁东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就在于一开始他就将善和恶、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绝对地对立起来了,而看不到一切规定性都是否定、否定也是肯定的辩证法之要义。故而马克思才一针见血地指出:
“蒲鲁东先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借用了术语。而蒲鲁东自己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致安年科夫的信》
蒲鲁东自以为在巧妙的运用着辩证法,其实他仍然停留于形而上学的泥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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