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4卷·哲学的贫困》，第一版1958年P71-198.
十五、第六个说明 社会天才的“平等”这个人类理性观念
我们将沿着意识形态家所曾走过的迂回曲折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蒲鲁东也在这条道路上艰难跋涉着，因为他经济矛盾体系进化的最高假设是“平等”，平等也是蒲鲁东所要实现的最高理想。
蒲鲁东经济矛盾体系的进化之意识形态道路是由两大基本“假定”构成的。
1. 假定被当做不变规律、永恒原理、理想范畴的经济关系先于人们的生动活跃的生活而存在；
2. 再假定这些规律、这些原理、这些范畴自古以来就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
如此一来，在一切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下面没有历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观念中的历史，即反映在纯粹理性的辩证运动中的历史，如同蒲鲁东勾勒的经济进化粗线条那样：分工→机器→竞争→垄断→警察或捐税→贸易的平衡→信用→所有权→共有制→人口。
但由于绝对方法抽象运动的缘故，蒲鲁东既未给我们提供范畴的世俗历史，也未给我们提供范畴的神圣历史，而只有貌似矛盾运动的范畴排列史。
“蒲鲁东先生谈到辩证运动中的各种观念不能自相“区分” 时，把运动的一切影子和影子（它们可以造成某种类似历史的东西）的一切运动一概抹熬。”
在这种观念范畴外在排列的情形下，辩证运动中各种观念之间其实是外在性地相互区分的，而丧失了辩证法的核心灵魂：自我运动（自我区分和自我综合），由于自己的矛盾本性而设定自己并自相对立的范畴。蒲鲁东所采取的辩证法由于采取的是机械区分任一范畴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并以消灭坏的方面为重要旨归，实际上却是背离了辩证法，如马克思在第四个说明中所指出的那样——“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
蒲鲁东采取将每一范畴“分析”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然后再提出一个“综合”的新范畴的方式来理解辩证运动问题。没有了由于矛盾本性而自己设定自己并自相对立的辩证法精神，所以在蒲鲁东那里，既没有政治经济学“与时间次序一致的历史”，也没有“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蒲鲁东自以为自己在论述经济矛盾体系的进化史，实质上是背离了一切历史，无论是现实意义上的，还是逻辑意义上的。
但蒲鲁东切切实实地又在努力发现着“经济矛盾体系”进化的历史。这种历史既不是马克思现实历史意义上的，也不是黑格尔逻辑历史意义上的，而是蒲鲁东所独有的“人类理性”的消毒剂更替史——后一个范畴是对前一个范畴坏的方面的消毒。
可笑的是，这个“人类理性”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被人们认出是“是蒲鲁东先生的个人理性，它有一切好的和坏的方面，有消毒剂也有任务”。不言而喻，拥有着“人类理性”的蒲鲁东也就是当仁不让的“社会天才”了。
“社会天才的任务是发现完备的真理、完整无缺的概念、排除二律背反的综合公式。……这个唯一的公式是蒲鲁东先生真正的发现。这就是构成价值。”
构成价值在蒲鲁东这个社会天才那里就是“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性关系”，而“比例性关系”范畴是蒲鲁东为一切产品按照“劳动价值”（工资的正式名称）交换的平等性原则而提出来的。
“假设只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设立的。通过蒲鲁东先生之口讲话的社会天才首先给自己提出的目的，就是消除每个经济范畴的一切坏的东西，使它只保留好的东西。他认为，好的东西，最高的幸福，真正的实际目的就是平等。为什么社会天才只要平等，而不要不平等或友爱、不要天主教或别的什么原理呢？因为'人类之所以实现这么多特殊的假设，正是由于考虑到一个最高的假设’，这个最高的假设就是平等。换句话说，因为平等是蒲鲁东先生的理想。他以为分工、信用、工厂，一句话，一切经济关系都仅仅是为了平等的利益才被发明的，但是结果它们往往对平等不利。”
“平等”在蒲鲁东那里就是历史的天命或天命的历史，他在论述“税收”的章节之后，用了整整一章来写“天命”。
“每一个新的范畴都是社会天才为了消除前一个假设所产生的不平等而作的假设。总之，平等是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趋势、天命的目的，社会天才在经济矛盾的圈子里旋转时从来没有忽略过它。”
“平等”作为天命的宿命，是蒲鲁东经济矛盾体系隐秘的灵魂和拖引着社会社会天才人类理性前行的火车头。但在马克思看来，天命，天命的目的，只是蒲鲁东用以说明历史进程的一个“响亮字眼”。其实这个字眼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它至多不过是一种修辞形式，是冗长地重述事实的若干方式之一。”
复兴号火车头
蒲鲁东念念不忘“平等”，但是分工、信用、工厂等经济范畴总是“偏离平等”。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蒲鲁东在面对“羊群赶走人”苏格兰地产制度天命的的目的时，除了义愤填膺地叨叨平等、天命、进步的联合体等等抽象词汇外，他什么也改变不了。
其实，蒲鲁东的天命、平等、社会天才、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等词汇，同青年黑格尔派领袖布鲁诺·鲍威尔的绝对的人类自我意识并没有本质区别，这也是马克思为什么说蒲鲁东“他还在意识形态家所走的这条迂回曲折的道路上缓慢前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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