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五帝文化考
炎帝 神农氏
黄帝 轩辕氏
少昊 金天氏
颛顼 高阳氏
帝喾 高辛氏
帝挚 高辛氏
唐尧 放 勋
虞舜 重 华
一、近年来在我国北方，发现了一种新石器晚期文化，东起老哈河，大凌河，西到桑干河。约公元前26世纪初至约公元前22世纪末至约公元前21世纪初（上古时期除外）。距今约7000至5000年，出土文物以区域划分：红山文化种类：玉器、陶器、玉器；于老哈河、大凌河发现者考古学家命名为红山文化，于桑干河发现者为仰韶文化和雪山一期，但“与红山文化有一定联系”（《三十年》1-2页）。它覆盖的地区正是传说时代黄轩辕氏族（即天鼋氏族）活动过的地方，其历史贯串着传说中的五帝朝代，为考证研究五帝时代的历史文化提出了新的课题。
古文献关于五帝史的记载要算《国语·鲁语》引春秋前期展禽（即柳下惠）所述较系统：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
这是有关五帝系统而较早的记载惜言之简括，对五帝史的研究仍有很多困难。春秋晚年的孔子，传授《帝系姓》和《五帝德》，论及五帝的系谱和事迹，而战国时的《世本》也有约略相同的记载。可见周代人对五帝的历史已注意搜集整理，形成谱系。这一工作直到汉初仍继续进行，司马迁的成就最大。
司马氏祖孙世为史官，保存了不少古史资料，正如司马谈对司马迁所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天官即史官，知司马氏于虞、夏到周、汉都任史官，家藏五帝三代文献丰富，对古史资料和古人关于五帝的传说，亦有鉴别和分析：《尚书》是从帝尧开始，诸子百家虽说到“黄帝”，但由于他们用辞“不雅训”，连“缙申先生”也说不清楚，没能把孔子传下来的《五帝德》和《帝系姓》传下来。为此，司马迁曾到全国各地去走访调查，他先后到过昆仑、东海、涿鹿和江淮之南等黄帝曾到过的地方，走访长老，到处都听到称颂“黄帝、尧、舜”，虽然各说不同，但都与孔子所传《五帝德》、《帝系姓》“近是”。司马迁认为《春秋》、《国语》都能发明《五帝德》和《帝系姓》之说，无虚妄之处。虽《尚书》缺失甚多，但有《五帝德》、《帝系姓》，只有“好学深思”者才能懂得，对那些“浅见寡闻”的人是难以讲通的。于是司马迁便以《春秋》、《国语》、《五帝德》、《帝系姓》等为根据，并从诸子书中“择其尤雅者”，箸成《五帝本纪》，列为《史记》首章，从此中国历史就从黄帝开始，五帝之说成书，而炎、黄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建国以来由于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新成就，证实了五帝时代正处于新石器时代，而新石器时代晚期、特别在北方出土的大量石器（包括细石器）、陶器（包括彩陶）和玉器、神塑，都相当进步，已到了“时播百觳草木”，“极畋土石金玉”，而“絜诚以祭祀”（《史记·五帝本纪》）的时代了，正象《国语·周语》所说：“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皆黄、炎之后也”。而这些考古发现的记载是相符应的。因而研究五帝大北方的活动和文化，对于研究中华民族、中华文华、中华国家的起源和形成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我们必须把“过去的现实又反映在荒诞的神话形式中”的五帝及其在北方的历史文化，结合考古新发现从新整理出来。
二、黄帝天鼋氏族在燕山北部的发展。
（一）黄帝于桑干河流域的事业。古文献记黄帝事，当以周穆王时的《尚书·吕刑》为最早：“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作乱，延及于平民。…皇帝哀矜庶戳之不辜，报虐以威”。郑注以文内有苗民和重黎定“皇帝”为颛顼，然而文中明有“蚩尤作乱，马王堆帛书《经法》：“黄帝迁蚩尤，因而禽之”；《史记·五帝本纪》：“蚩尤人选乱，不用帝命，於是黄帝乃征明诸侯，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与《吕刑》所记相同。且古文献多有黄帝蚩尤记载，知此“皇帝”乃黄帝之音转，《潜夫论·五德志》：“少（皋）代皇帝氏都於曲埠”，少昊在黄帝后，是此“皇帝氏”正即《左传》昭公十七年的“黄帝氏。”皇、黄二字古通用，《春秋》昭公二十年：“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杜预注：“河南巩县西南有黄亭。”《后汉书·郡国志》：“巩县有黄亭，有湟水”。《水经·洛水注》：“洛水又东，蜀水注之，即古黄水也”。《路史·国名记》注引京相璠云：“訾城北三里，有黄亭、黄陌、黄水，訾城今隶巩。”皇即黄亭，湟水即黄水，是皇、黄通用之证。可见《吕刑》的“皇帝即是黄帝”，《帝王世纪》：“皇帝、即轩辕黄帝也。”
其次，见春秋时的记载更多起来，春秋晚期虽离黄帝时间较远，学者对黄帝的传说已“难言之”，但春秋初的季子和春秋末的孔子却能将黄帝的世系和事迹传下来。《国语·晋语》：“司空季子曰：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司空季子当晋文公时。《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卜偃卜之曰吉，迂黄帝战于阪泉之兆。”鲁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年），卜偃距司空季子约略同时，可见春秋初期的人对黄帝知道比较清楚，但到春秋晚期却对黄帝的传说模糊起来，如孔子弟子宰我听荣伊说：“黄帝三百年。”担去问孔子：“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孔子肯定黄帝是人，说：“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故曰三百年”（《大戴礼记·五帝德》）。实际上黄帝只活了大约“百年”，所以《帝王世纪》说：“黄帝在位百年而崩。”
黄帝见于金文是从战国开始的。传世有战国初齐威王时（前356-321年）的陈侯因齐敦，铭：“绍緟高祖黄帝”（《三代》9.17、1；《善礼》2.82），陈侯自言其高祖为黄帝，《左传》昭公八年：“陈，颛顼之族也。”《大戴礼记·王帝德》：“孔子曰：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所以陈以黄帝为其远祖。如上所引《尚书》、《国语》、《春秋左传》和金文都有黄帝，可证黄帝是天鼋族的始祖是无可置疑的。
黄帝初封有熊，因称有熊氏，相传地在河南新郑，然而有熊氏当熊耳（尔）山而得名，熊耳山在河南洛水中游，《尚书·禹贡》：“道洛至熊耳”。洛水出华山之阳，《山海经·海内东经》：“洛水出（上）洛西山，东北注河，入成臯西。”如是，有熊氏故地当包括熊耳山北，这里是仰韶文化的中心区域，有熊氏乃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氏族。
传说当“轩辕氏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这时，“炎帝欲侵陵诸侯，轩辕乃攸德振兵”（见《史记·五帝本纪》）。曾设想：“陶天下而以为一家，”为此曾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于江、北至釜山，“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见《史记·五帝本纪》）。最后是北上取得成功，由有熊地方渡黄河，沿太行山北上，因“太行首始河内，北至幽都”（见《述征记》），幽都正在桑干河东侧，《山海经·海内经》：“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北海即渤海，幽都山当在渤海北。《北山经》：“毋逢之山，…西望幽都山，”毋逢之山《北次三经》作“无逢之山，”无逢山即无终山之音转，可知幽都山在无终山西、桑干河（今永定河）东。黄帝到桑干河以后，开始“北逐荤粥，合符釜山，”《括地志》：“釜山，在为妫州怀戎县北三里，”今怀来县北，逐走荤粥以后，便“邑于涿鹿之阿”，开始于北方创业。但炎帝在燕山和其北部的势力构成严重障碍。《新书》说：“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这里所谓“黄帝行道”应指黄帝推行“陶天下而以为一家”的计划而言。“炎帝不听”是“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的主要原因。这次战争先后进行了三次，才得到胜利，《史记·五帝本纪》引孔子的话说：“轩辕乃攸德振兵，教熊羆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后得其志”战胜炎帝以后，黄帝族就占领了燕山地区，《新书·益壤》：“炎帝元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黄帝于涿鹿之野诛炎帝以后，“兼其地”，即黄帝族占有涿鹿之野和燕山地区。但炎帝王氏族支仍留在燕山地区，阪泉氏蚩尤不服，逐黄帝，战于涿鹿之野，为黄帝擒杀，《庄子·盗跖》：“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战家策·秦策》：“黄帝战涿鹿而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命应龙攻之冀州之野，…遂杀蚩尤。”可见《大荒北经》的“冀州之野”，即前引诸书的“涿鹿之野”，知当时涿鹿属冀州。《汉书·地理志》：眩谷郡有涿鹿县，故城在今河北涿鹿县东南六十里三堡村北“古城”，而古涿鹿之野在汉涿鹿县，当包括昌平、密云等县地。黄帝在战胜炎帝后兼有炎山，战胜蚩尤以后又占有涿鹿之野，由此“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的基业已定，即应劭所说：“《左传》黄帝战于阪泉，以定天下”了。遂建都于涿鹿，《世本·居篇》：涿鹿在彭城，黄帝都之。”《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舆地志》：“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于是“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史记·五帝本世》）。
黄帝在北击荤粥、三战炎帝、擒杀蚩尤于桑干河流域的汤鹿之野，并建都于涿鹿之邑以后，便奠定了“陶天下而以为一家”的基础，大功告成于桑干河。桑干河古名治水，《汉书·地理志》雁门郡阴馆县下：“累头山治水所出，东至泉州入海”师古注：“《燕刺王传》作台字”，音饴。台水或即姬水，《国语·晋语》：“黄帝以姬水成，故黄帝为姬”姓，注：“成、谓所生长成功也。”黄帝正于台水流哉逐荤粥、战炎帝、杀蚩尤，大告“成功”，故以台水（姬水）为姓，《说文》“黄帝居姬水，因水为姓。”
三、黄帝子宗姬、祁、僖在北方的发展。《国语·晋语》：“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黄帝为姬姓，故以姬姓为首。《魏书·序纪》：“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按黄帝北逐荤粥、三战炎帝，擒杀蚩尤，得兼有桑干河流域和燕山地区，因此其子孙有留于北“外分荒服”者。根据甲骨金文和古文献记载，在黄帝子宗二十五人中，有姬、祁、僖三姓皆在北方。现分述如下：
（一）鼋族为黄帝天鼋氏族姬姓一宗。黄帝战灭炎帝族蚩尤以后，将其余族迁走邹屠和有北之地，黄帝天鼋氏族便在炎山地区和桑干流域留居下来，《水经·漯水注》：“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即于是也。”指导黄帝天鼋氏族留居涿鹿之野而言。郦道元所说必有所有据，现在由于甲骨金文的新发现已证明这一论点。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商墓出土铜器群中有一件兽面纹圆鼎，底内铭一“龟”字，与甲骨文的“龟”字（《前》7、5、2）完全相同。《说文》：“龟，鼈之类”，又说：“鼋，大鼈也。”可见龟、鼈、鼋为一类，不过只有大小之别，所以《广韻》：“鼋、龟也。”可证刘家河商墓所出鼎当名鼋鼎。《说文》既以鼋为“大鼈”，《列子·汤问》作“巨鼈”，巨之意为大，《楚辞·天问》汉王逸注又以“鼈，大龟也。”可知鼋就是大龟、大鼈。《广雅·释诂》：“天、大也”，王念疏证：“天与大同义”。甲骨文有“天邑商”（《合集》12、36541），又作“大邑商”（《甲》2416）是其例，是大龟即天鼋。《释名·释天》：“天、又谓之玄，因而天鼋亦可称之为“玄鼋”（见《国语·郑语》），玄鼋乃轩辕的音转，《大戴礼记·五帝德》引“孔子曰：黄帝曰轩辕。”由此可知黄帝族本以大龟为其氏族标志，故号天鼋氏。《国语·周语》：“姬氏出自天鼋”，《晋语》：“黄帝为姬姓。”这又是天鼋即轩辕为黄帝的一证。如此，刘家河鼋墓即是黄帝为鼋（轩辕）氏族裔姬姓留于涿鹿之野者的铜器墓。可证天鼋氏族自黄帝迁走蚩尤族而留居涿鹿之野以后，到商代仍称天鼋氏。知天鼋氏族在涿鹿之野是从黄帝时代一直延续到商代。在黄帝和帝喾时代留有仰韶文化，怀来县狼山三营村采集到仰韶时期的红陶片和彩陶片，还发现属于半坡类型的长颈小口瓶；昌平雪山一期遗址发现了灰坑、窖藏和房址，含有近似后岗类型彩陶和石器。这类文化在昌平县的林场、马坊和密云县河漕村、燕落寨都有发现，与辽宁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有一定联系”，这便是怀来三营村，昌平雪山一期文化类型和老哈河--大凌河流域红山类型文化，同为黄帝天鼋氏族文化的一证。怀来、昌来、密云等地正在古涿鹿之野，因而这里的仰韶文化即黄帝天鼋氏族姬宗文化。（待续）
（续）
（二）祁方族，乃黄帝天鼋氏族祁姓一宗。《国语·晋语》：黄帝子二十五宗的十二姓中有“祁”，一直延续到商代，甲骨文作“蕲方”（《零拾》122），侯爵，武丁卜辞称为“蕲侯”（《戬》44.11），其封地当在古涿鹿黄帝天鼋氏族裔鼋人以西，甲骨文：乙亥贞：令戈于鼋；乙亥贞：令辰以新射于蕲（《安明》2701）。鼋与蕲同版，地必相近。鼋即平谷县刘家河商墓所出鼋鼎铭的“鼋”，地在古涿鹿之野。而同版反见的蕲地亦当距古涿鹿不远。蕲即祈亦作祁，《汉书·地理志》注引苏林曰“蕲，音祁”，《路史·国名纪》：“黄帝之宗有祈，祁也，祈为黄帝后。”祈古又通祁，《吕览·天春》有“祈奚”，《左传》成公八年作“祁奚”。欧阳修《祁公碑铭》以“祁为黄帝之子所封”，因称女祁，《汉书·地理志》上谷郡有“女祁”县，“东部都尉治，莽曰祁。”王莽复古，改女祁为祁，正是甲骨文的蕲。《水经·沽水注》：“且居县（宣化县）《地理志》曰（阳乐）水出县东南，流迳大翮山、小翮山北，历女祁县故城南。”知汉代的女祁县在今河北宣化县东南，今涿鹿县北，正在黄帝都城古涿鹿的西北。祁方封地初当包括古祁夷水（即今壶流河）流域，祁夷即黄帝子祁的贬称，或即黄帝子祁的初封地。今河北蔚县西合营北即壶流河下游的蔚县的四十里坡发现的相当于后岗类型的仰韶文化贵址，当为黄帝子祁初封地的文化遗存，而在蔚县三关早期和下康庄琵琶咀发现相当庙底沟类型的仰韶文化，以及今涿鹿城北下水磨村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存，是黄帝子祁族绵延的遗址。可证今燕山西北部包括东起等平谷、昌平、涿鹿到宣化、壶流河下游地，均为黄帝天鼋氏及其子宗姬、祁等族的“留居”地区。这一带所发现的雪山一期—涿鹿—壶流河等地的仰韶文化，当是黄帝天鼋氏及其子宗的文化。
（三）大人国为黄帝天鼋氏族僖姓一宗。大人国（天鼋氏族裔部落之一）见《山海经》，《海外东经》：“屠（原作奢，误）比之尸…一曰：肝榆之尸，在大人国北。”《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国。鼈姓，黍食，…榆山。”《海外东经》的《肝榆》，应在《大荒北经》的“榆山”，大人国近榆山。屠比尸乃邹屠氏族中屠氏的首领，屠氏地在燕国与秽貊之间，即春秋时的屠何（见《逸周书·王会》），《韩奕》释音：“屠，音徒”，可知屠何即徒何，见《魏记·慕容廆载记》作“徙河”，《汉书·地理志》列徙河于辽西郡。《寰宇记》说：“徒河城在（柳城）郡东北，”地近榆山，榆水所出。《汉书·地址志》右北平郡字县下：“榆水东出”，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以榆水为渝水，《说文》：“渝水在辽西临渝，东出塞。”当今大凌河上游（汉字县东）。大人国有东有长白山北的“肃慎氏之国”，是大人国应在邹屠氏和肃慎氏国之间。《淮南子·时则训》：“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这次说明从碣石山、贯穿大人国，通过朝鲜才能到达东极地方，可知大人国在碣石山（辽西）与朝鲜辽东之间。大人国为釐姓，釐即僖，《史记·孔子世家》索隐：“釐，音僖”。僖为黄帝子宗十二姓中的“僖”姓，可证大人国也是黄帝子宗之在东北者，与古邹屠氏为邻。
以上鼋族、祁方、大人国都在燕山北，说明燕山北为黄帝天鼋氏族长期活动的地区。
四、黄帝子孙高阳氏和高辛氏在老哈河—大凌河和桑干河流域的开拓。
（一）高阳氏颛顼在大凌河—西拉木伦的开拓。《魏书序纪》：“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受封北土的昌意之子应为颛顼，黄帝子孙，昌意之子也，曰高阳。”《世本·帝系》：“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阳，是为帝颛顼。”《史记·五帝本纪》、《华阳国志·蜀志》并有黄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曰昌仆，生高阳，…是为帝颛顼”之说，都说明昌意之子为颛顼，曾“受封北土”，到过幽州，《大戴礼记》、《史记》都在颛顼“乘龙而四至，北至于幽陵。”而《孔子家语·五帝德》则说为“巡四海以宁民，北至幽陵。”幽陵，《楚辞》汉王逸注为“幽州”，古幽州东至医巫闾山。相传颛顼北至幽州以后，曾建都于大棘城，《晋书·慕容廆载记》：“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也。”大棘城、《魏书·地形志》：“龙城，真君八年并柳城，昌黎、棘城属焉”，柳城在今朝阳县，棘城应在今朝阳县东北，与《一统志》在“今义州西北”正合，范先生文澜也说在“今义县西北。”可见颛顼继黄帝到两河（老哈河和大凌河）以后，曾设都于今大凌河中游的大棘城，当时两流域仍处于红山文化早期延续时期，天鼋氏族仍处于氏族“共财”阶段，即《国语·鲁语》所说：“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正说明颛顼“能修”的还是“黄帝明民共财”，社会生产力仍以石器为主，尖锐器具采用细石器，沿袭黄帝时代那种：“官无供备之民，死不得用椁”的制度，死葬用石棺而无椁。所以，在红山早期文化中有只骨、石、陶器。
颛瑞死后葬于大棘城东北。《山海经·大荒北经》：“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经文明指在《北经》的“东北”。帝颛瑞死后，帝喾游渤海北滨曾到达大凌河流域（详后），颛顼氏后人便北徒西拉木伦以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广漠之进取，畜牧迁徒，射猎为业。”近年于西拉木伦北发现的红山文化应为颛顼族裔所遗文化。
（二）黄帝曾孙帝喾高辛氏在大凌河—桑干河流域的经营。颛顼死后，即把棘城等地让给帝喾高辛氏，《国语·周语》：“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日辰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颛顼在“北维”所建“天鼋”氏族的棘城之虚，为帝喾高辛氏“受之”，是帝喾继颛顼在棘城之证。所以《路史·国名纪》说：“然棘城实为高辛氏之虚。”也是帝喾经营北方之证。《十六国春秋·慕容廆传》：“昔，高辛氏（帝喾）游于海滨”，即指渤海北滨而言。帝喾高辛氏到渤海北滨以后，曾与炎帝后姜姓邹屠氏结为婚好，《拾遗记》：“帝喾之妃，邹屠氏之女也”，是高辛氏帝喾以邹屠氏女子为妃之证。姬、姜两姓所行的族外婚，此为最早例子之一。高辛氏帝喾曾有四妃，《大戴礼记·帝系》：“帝喾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原氏，产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也，曰简狄氏，产契；次妃，曰陈隆氏，产帝尧；次妃，曰陬訾氏，产帝挚。”不见“邹屠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之文，王献计唐先生以“陬訾亦作邹屠”。如是当为帝喾在渤海滨所娶，《路史·后记》：“高辛氏…取邹屠氏，…邹屠有女，履龟不践，帝（喾）内之”可证。邹屠氏女所生子厌越留居于屠地，是帝挚同母兄弟。可知帝喾高辛氏除为商、周和帝尧的始祖以外，还是厌越的始祖。由于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因而《帝王世纪》以“帝喾高辛氏，姬姓也。”所以在北方的帝喾裔子—帝尧和厌越乃以帝喾高辛氏为姬姓天鼋氏族之宗。
到帝喾时期社会物质条件比以前有了提高。《礼记·祭法》：“帝喾能序星辰以著众。”疏：“使民休作有期，不失时节。”生产力己有了发展，即已经不是黄帝、颛顼“明民共财”的时期，而产生了财礼观念，和由此而来年意识形态，以及玉器等高贵品的出现，同时又出现了差别，如凌源三官甸子的三座红山文化晚期墓中，M2出土九件玉器；M1采集到一件玉猎首；M3无玉器，已超出了黄帝、颛顼时期“明民共财”的范围。因此，出现了“法施于民”（见《礼记·祭法》）的帝喾时代。帝喾当红山文化晚期，这时在大凌河流域凌源县三官甸子、牛河梁、喀左县东山咀、阜新县胡头沟，乃至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红山文化晚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玉器，成为红山文化晚期明显的特征。玉器中有玉龙、玉虎、玉龟、玉鸟等玉器。《礼记·礼运》：“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可证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出现，可为灵贵之物。而敖汉小山遗址出土的尊形器（F2②）：30）腹又施以龙、凤等“灵物图象”，与玉器形象相照应。说明龙、凤等是这一地区各类文化居民中受到尊信的“灵物”。而红山文化晚期的居民则已雕成玉器，殉之葬礼。
按古文献记载，玉器本从颛顼即用以祭礼鬼神，《路史后纪》：“高阳氏黑精之君也。…祭 牲用骍，荐玉以赫缯，…依魂神而治义。”但到帝喾时代的红山文化晚期居民，多以玉器随葬，更增加了“依鬼神而治义”的作用。玉龙、玉虎、玉龟、玉鸟（观）以及玉璜、玉饰等玉器和“女神庙”、祭坛等礼仪设施的出现，特别是玉钺斧（三官甸子M3）的发现，按春秋战国时人的说法：俱有刑威的性质。《国语·晋语》记范文子的话说：“人君者刑其民，成而后振武于外，是以内合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锯日弊，而斧钺不行。”韦注：“斧钺，大刑”。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地车马坑出土铜钺铭：“作兹军斧，以警厥众”。与《礼记》当时已有“法施于民”的记载似合，乃红山晚期文化为帝喾时文化的一证。说明红山文化晚期，“所处时代又正是原始氏族公社一个大变动时期”，这个时期是从“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开始的，促使社会结构发生强化的趋势，逐渐将天鼋氏族裔在桑干河和大凌河流域统一起来，成为北方天鼋族的统一体。因而帝喾高辛氏在大凌河——桑干河流域影响最显著，为厌越及其子孙建立轩辕国和帝尧向西南发展创造了条件。
五、帝尧向唐河和汾河流域的发展。
帝喾以后除子厌越及其子孙在大凌河流域继续经营外，帝尧开始向西南进展。
（一）帝尧于唐河流域建立侯国。尧为帝喾高辛氏子，乃次妃陈隆氏所生。《大戴礼记·五帝德》：“高辛氏子也曰放勋”，《尚书·尧典》：“帝尧曰放勋”，是尧为高辛氏帝喾子之证。帝尧本为姬姓，《帝王世纪》：“帝喾高辛，姬姓也。”《路史后纪》也以“帝尧陶唐氏姬姓”，知帝尧属黄帝子宗高辛氏姬姓一宗。古有“有唐氏”，在河北唐河流域，为尧所灭有唐氏以后，其叔兄帝挚因封尧于唐，爵以唐侯，《帝王世纪》：“帝挚登帝位，封异母弟放勋为唐侯。”从此，黄帝天鼋氏族姬宗的中心南移。武丁卜辞有“唐侯”。（《库》200），可知商代唐国仍沿袭帝尧时的侯爵。后来由于帝尧“唐侯德盛，诸侯归之”，当时“尧年十六，以唐侯升为天子”，仍都唐，故称唐尧，又称为唐帝《尚书·尧典》释文：“尧，唐帝名”。《世本·帝系》：“帝尧封唐，高辛氏世衰，天下归之，号为陶唐氏”，以别于“有唐氏”。陶，非地名，意为治，《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杜注：“陶唐，尧所治地”。是尧因治于唐而得名陶唐氏。（待续）
（续）
帝尧陶唐氏升为天子后，以北方为中心，君临天下。《左传》哀公六年记孔子引古本《夏书》：“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即帝尧所治的唐以冀方为中心。而设都于冀州，今传古文《夏书、五子之歌》孔安国传：“陶唐，帝尧氏，都冀州”。古冀州范围很广，《隋书·地理志》：“冀州于古，尧之都也。舜分州为十二，冀州析置幽、并”。可知尧时的冀州包括舜时的幽、并二州地，今天的河北、山西两省和辽西，与《禹贡》：冀州西起壶口、梁山、歧山、太原、岳阳、覃怀、衡章、恒卫、大陆，东至碣石的范围大至相合，即西起山西平阳的壶口山，太原，东到辽宁的碣石。所以，尧都冀州是的在北方，《说文》：“冀，北方州也”，与《禹贡》：“冀州”，孔传：“尧所都也合”。庚甲卜辞有：“惟旧唐大京必，奠，其奏唐”（《屯南》4343），“奏唐”，即《史记·司马相如传》：“奏陶唐氏之舞”；“旧唐大京”，应为唐尧时的旧都在《山海经、海内经》的“陶唐之丘”，或即指帝都之山，《山海经·北山经》：“雁门之山…，又北四百里至于泰泽，其中有山焉，曰帝都之山。”帝都山简称都山，《汉书·地理志》作“尧山”，《水经·寇水注》：“都山即是尧山”。《汉志》中山国“属冀州，唐、尧山在南”。注引“应劭曰故尧国，唐水在西。”可知帝尧的都城“旧唐大京”的汉唐县，西临唐水。河北磁县新出北齐高润墓志铭：“唐侯故墟，鲜虞旧国，南望沙丘，北临易水，形胜之地。”证明唐尧时天鼋族裔高辛氏帝喾之后，已从大凌河—桑干河流域向西南发展到河北唐县一带的唐河流域，即今保定地区。最近于河北容城县南三里的午方村西发现了“含有辽西地区小河沿文化的一些因素。如陶器中多见平底筒罐，炊具多用平底，不见三足的鼎和鬲，陶钵的质料、形制与彩绘花纹都比较相似，以及磨制石器与打制的细石器相共存等等”，应为唐尧时代所遗古文化。小河沿类型的文化的翁牛特旗石棚山墓地出土的陶罐上，已出现引人注目的所谓：“刻划文字符号”，《论语·泰伯》曾说到唐尧时：“焕乎其有文章”。如是唐尧时代与以前又了发展。
（二）帝尧继续向汾水流域进展。
先是帝尧迁帝喾高辛氏子实沈于大夏，《左传》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于是帝尧“迁实沈于大夏，主参”。杜注：“大夏，今晋阳县”。《史记·秦始皇本纪》：“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正义：杜预云：“大夏，太原晋县。按在今并州，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即此”，《史记·秦本纪》：庄襄王二年，“初置太原郡”。而秦始皇定天下时其界，“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可知秦始皇时秦国土“北过大夏”的大夏为今太原。但古代的大夏，不限晋阳一地，《括地志》：“大夏、今并州晋阳及汾、绛等州是，昔高辛氏子实沈居之”。后为帝尧所灭，《逸周书·史记》：“昔者，西（大）夏性仁非兵，城敦不修，武士无位，…唐氏伐之，城敦不守，武士不用，西（大）夏以亡”。注：“唐氏，尧帝”。从此帝尧族徙至太原，《帝王世纪》：“唐尧始封在唐，又徙晋阳，即今之太原”。唐尧族徙太原后仍称唐，延至周初，《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因之，以服事夏、商，…及成王灭唐之后”可证。因而，陶唐氏文化的影响深远，《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请观周乐，为之歌唐，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此即《文心雕龙》所说：“尧有大唐之歌”。
陶唐氏帝尧兼有大夏伸展到太原以后，逐渐及于汾水下游。《庄子·逍遥游》：“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藐姑射之山，《山海经·东山经》作“姑射之山”，郝笺：“藐姑射之山，即姑射山”。即今临汾西的平山《冀州图经》：“平山，西入文成郡，以山为界。《庄子》云：尧见姑射神人，查然丧其天下。即此山也，本名姑射山。”汾水出今山西宁武县管涔山，《山海经·北次二经》：“管涔之山，汾水出焉”。《淮南子·地形训》作：“汾水出燕京”山，《十三州志》：“燕京山，亦管涔之异名也。”汾水东南流经太原与晋水合，晋水出太原晋阳县西北悬瓮山，《山海经·北次二经》：“县雍之山，晋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汾水。”与《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晋水所出，东入汾”合。晋水与汾水合流后，西南至今河津县入黄河。可知古代汾水、晋水从太原以南合为一水，按“汾水出大原故汾阳县，至河东汾阴县入河”，今均称汾河，中经太原合晋水以下，加入晋水成分，因而汾水亦得享有晋水之名，然《水经·汾水注》却说：“平水…东入汾，俗以为晋水”，而《山海经·北山经》：“平山、平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并无谷为晋水之文，故不能以“俗”说作为古晋水即平水之证。《括地志》直以“平阳河水，一名晋水”，亦因“俗”说而致误。古汾水、晋水均属大原，近人或以为大原为汾水流域的“高平之地”。而《左传》昭公元年两见大原，其一、“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杜注：“即大卤也”。释音：“大，音泰”。疏：“大原即太原郡晋阳县是也”。《汉书·地理志》：榆次，莽曰大原亭。其二、台骀“宣汾、洮，除大泽，以处大原。”杜注：大原，晋阳也；宣，犹通也。即台骀处大原以通汾、洮。以上所见“晋、大原、太原、大夏、参虚、晋阳六名，在太原晋阳县。”《左传》昭公元年“大原”，王伯祥注：“大原亦作大卤，即《禹贡》之太原，今山西旧太原、汾州二府之地。”如此、尧居太原，当兼及汾水流域，所以其后得迁都平阳。《帝王世纪》：“尧，初封唐，在中山唐县；后徙晋阳；及为天子居平阳。”平阳实为唐尧裔子封地。
六、唐尧裔子在汾、浍流域的经营。
《史记·货殖列传》：“昔，唐人都河东。”郑玄说：“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日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平阳在今山西翼城，古亦称唐国，《宗国都城记》：“唐国，帝尧裔子所封。”有唐城，《括地志》：“故唐城，在绛州冀城县西二十里，即帝尧裔子所封。”帝尧有子十人，长子名朱，《尚书·尧曲》：“放齐曰胤子朱”，因居丹渊而名丹朱，《尚书》逸篇：“尧子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故号丹朱。”丹朱被放的原因，《尚书·益稷》说：“丹朱敖。…朋淫于家，用殄劂世。”所以《竹书纪年》说是：“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丹水发源于丹渊在北方。《山海经·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苍梧山在南方，《山海经·海内经》明说：“南方，苍梧之丘，苍梧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而《大荒南经》：“苍梧之野，舜与叔均所葬也。”叔均即商均乃帝舜子，可知苍悟山非丹朱葬处。郭璞注：“今丹阳复有丹朱家也，《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与此义合。”但《竹书》并无“丹阳”之文，知冢为后人，所假托。丹渊所出的丹水，应在帝尧裔子封地唐城或帝舜所都浦坂近处，《史记·货殖列传》：“昔，唐人居河东”，“今翼城县西二十里有唐城村”（《地名录》201页）。丹渊、丹水当距翼城唐城和舜都蒲坂不远，《史记·五帝本纪》：“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又是丹朱与舜相近之证。正义：“河在尧都之南，故曰南河”《尚书·禹贡》：“逾于洛，至于南河。”孔传：“河在冀州南，东流。”即今黄河，是南河在冀城唐城南，洛水以北。而舜居虞在河东蒲板，《括地志》：“河东县南二里故蒲板城，舜所都也。”《山西历史地名录》：“故址在今永济县蒲州镇东南二里。”可知丹渊、丹水当在晋南。甲骨文有“在丹”（《文》713），“王在丹”（《京津》3649），都是地名，也是方国名，称作“丹伯”（《乙》3387），殷代的丹伯国或亦在此丹水流域。《世纪》：“陶唐氏让天下于虞，使子朱处于丹渊，为诸侯。”此承《尚书》遗篇之文，丹渊、丹水当在今晋南沁水东，《山海经·北山经》：“谒戾之山沁水出焉，丹林之水出焉。”丹林即丹渊，丹林之水即丹水，郝笺：“案《竹书》云：周元王六年，丹水三日绝。”又《汉书·地理志》上党郡下：“莞谷，丹水所出。”均作丹水。并知丹林即莞谷，是丹林亦得称丹谷，均丹渊的异名。《水经·沁水注》：“丹水出上党高都县故城东北（今高平县北）阜下。俗谓之源源水。”土山为阜，土山下的“源源”即丹渊之音的俗转，可知丹渊在今高平县北的土山下。山亦名之为丹朱岭，《高平县志》：“丹朱岭接长子县界，以尧封丹朱得名”，当有所据。沈继山《晋录》：“长子县城，尧长子丹朱筑也，故名。”长子故城在今长子县西，旧称“丹朱城”（《地名录》166页）。实则舜即位蒲坂后己使丹朱重回平阳唐城，直到夏禹，《史记·五帝本纪》：“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丹朱的“先礼”在唐城，所以《集解》引谯周说：“以唐封尧子”，《路史后纪》也说禹“封丹朱于唐，商均于虞，作宾王家。”《路史·国名纪》：“平阳、安邑，亦皆曰唐，平阳亦丹朱封地。”《读史方舆纪要》更说：“丹朱邑，即今浮山县治”，地在今翼城北。
丹朱以外唐尧裔子还有冀氏。《路史后纪》：帝尧之后其分于冀者。为“冀氏”。罗苹注：即“春秋时冀子”。《左传》僖公二年：“荀息假道子虞，曰冀为不道，入自颠軨，伐鄍三门。冀之既病，则亦为君故。”杜注：“冀，国名，平阳皮氏县东北有冀亭。”《水经·汾水注》：“汾水又过冀亭南，京相璠曰：今河东皮氏县有冀亭，古之冀国所都也。”此冀应为唐尧后冀氏，《路史·后纪》：“帝（舜）乃死，以瓦棺葬纪，是为鸣条。”罗苹注：“纪，即冀。故纪后为冀后，今河东皮氏县有冀，冀子国也。”如此，冀亦为帝尧裔子国。
可知帝尧裔子封地当今河津、冀城、高平之间。这一带就目前所知于河津、临汾、襄汾、侯马、绛县、冀城等地，发现陶寺类型龙山文化址七十多处，早期的除襄汾陶寺外，还有曲沃、翼城两县交界处的开化遗址；晚期的有曲沃方城、翼城南石村遗址。而舜、禹时期帝尧裔子丹朱、翼氏等的封地，正在这个范围。陶寺遗址在唐城村西塔儿山下，唐城村即丹朱所居古唐国故址，与《括地志》：“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土封”相合。陶寺类型龙山文化相当虞、夏时代，出土陶器中有甑（IH6：30）、盆（ⅡH4：28）、簋（ⅢH303：18）、《韩诗外传》：“昔者，舜甑、盆无膻，…饭乎土簋”。墓葬内出土了相当数量的彩绘木器，有木盘（M3015：32）、木豆（M3073：5）、木形器（M3015：25）、木鼓（M3015：16）及木案、木俎。《说苑·反质》：“舜作为食器，析木而裁。”《礼记·明堂位》：“俎、有虞氏以，夏后氏以。”“夏后氏以豆。”“米廪，有虞氏之庠也。”木鼓“以鳄鱼皮蒙鼓，即古文献记载的鼍鼓”（《考古》83、1、38页）。《史记·司马相如传》：“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在早期大墓内“木鼓与石磬、陶异形器（土鼓？）同出”（《考古》83、1、38页），木鼓、陶鼓与石磬，唐尧时即已盛行，《吕氏春秋·古乐》说：帝尧时“以麋鞈置缶（陶）耳鼓之；乃柎石击石”。石即石磬，敲麋皮陶鼓，击柎石之馨，一直延续到夏代，《夏书·皋陶谟》：“下管鼗鼓，···柎石击石”。这类木鼓、陶鼓、石磬等乐器都是从唐尧时期传到虞夏时代的。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九座早期大墓内，每墓随葬一件彩绘蟠龙纹陶盘，龙“头在外圈，身向内卷”，这类龙“在此之前，大约还应有形态更原始的龙”需要追溯（《考古》83、6、535页）。这种蟠龙卷曲的形状，与内蒙古翁牛三星他拉村红山文化晚期所出玉龙，“头在外圈，身向内卷”的形状相似，可见蟠龙红山文化的玉制蟠龙应是陶寺文化彩纹蟠龙“形态更原始的龙”之标本。赤峰红山后出土的龙纹陶片上的龙麟紋样和陶寺文化早期所出陶盘内彩绘蟠龙的龙麟紋样相似，暗示从红山文化晚期的玉雕蟠龙到陶寺文化早期陶盘内的彩绘蟠龙尤如一脉相承。
龙是黄帝天鼋氏族所崇敬的灵物，甚至以轩辕为龙所转化，《国语·郑语》：“龙…化为玄鼋。”玄鼋即轩辕的声转，所以《史记·天官书》说：“轩辕黄龙体”。《五帝本纪》：“黄帝曰轩辕”。因之黄帝轩辕氏子孙以龙为祖统，汉《成阳灵台碑》：“尧求祖统，庆都（尧母）告以河龙。”河龙即蛟龙，有麟，《广雅·释鱼》：“有麟曰蛟龙”。红山文化乃至陶寺文化陶器上的龙纹都以相似的麟纹为特征，知即“河龙”，乃为帝尧所求的“祖统”。相传尧是龙生，汉《帝尧碑》：“庆都与赤龙交，而生伊尧”，实以帝喾高辛氏为赤龙，如是，黄帝为“黄龙”，帝喾为“赤龙”，故帝尧以龙为“祖统”。《帝王世纪》：尧“在唐，梦御龙以登天，而有天下”，这都是黄帝天鼋氏族裔以龙为“祖统”而有神灵的一证。陶寺早期大型墓主“是部落中执掌大权的显贵”（《考古》83、6、534页），都随葬赤色彩绘蟠龙纹陶盘，说明帝尧裔子仍以龙为“祖统”，信之而不逾，以示不忘远祖。可证汾、浍流域陶寺类型文化遗址和墓葬都是帝尧裔子丹朱、冀氏等在虞、夏时代的遗迹。
附记：本文在草拟期间，承辽宁省考古学会、文化厅、考古研究所的支持，郭大顺同志提供他编著的《红山文化题材分类演变示意图》等，特此一并致谢。（来自古玩市场网 作者：金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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