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俺妹布丁写的）
1890年5月，文特森·凡·高生命中最后的一个春天。从外表来看，一切事情似乎都很顺利，正如五月的气候一般，温暖，和顺。那个时候，他正要达到自己艺术的巅峰，一直以来默默无闻的画作也终于有了欣赏者。他再也不是孤独的、画作无人问津的那个落魄画家了。相反，他得到了许多赞誉。在布鲁塞尔，他的作品与塞尚、雷诺阿等鼎鼎有名的画家的作品一同展出，其中一幅甚至卖出400法郎的高价。在巴黎，一位资深的艺术评论家，对梵高的作品赞不绝口，甚至称它为“用水晶之墙打造的杰出画作”。
而就在那个春天，他手握一把手枪，将子弹射入自己的腹部。两天后死于伤口感染。
许多人认为，梵高是一个极端孤僻的人。有着深邃怪异的眼睛和一张稍微有些坚毅的脸，显得十分不近人情。他的生平也似乎佐证了这个猜测：一生漂泊无依，仅凭弟弟的经济援助和一腔热情不断作画，多少年几乎没有一个欣赏者。时常过着贫困的生活，一生与农民和妓女为伍。却在死后被奉为后印象派主义的大师，受万人敬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他都像是一个离群索居的怪异者。即使在同时代的人看来也是如此。艾尔伯特·奥利尔，是在他漫长的孤寂人生中，第一个写文章赞赏他的人。而那篇文章的标题，便是《孤独者：凡·高》。
但事实上，梵高本人，如同他那热情似火的作品一般，是一个十分与人相处的人。他敏感、害羞、极具热情，却又因此显得十分情绪化。这种性格体现在他作品中，则是能感染观众的激情和坦诚，让无数人动容。但体现在画家的生活中，却造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失望和破灭，最后致使他拿起那把结束他生命的手枪。
与其认为梵高是个怪异者，不如说他是一个疯狂地不顾一切地交托自己情感的人。他几乎喜欢任何人。他喜欢给予友谊，也渴望得到友谊。在他和他画家朋友们的来往信件中，能看到他许多袒露心扉的语句。一半是分享和讨论作为画家的梦想，而另一半，是类似于家庭成员般的情谊。可以说，他太轻易地爱上别人，也太轻易地渴望与别人建立家庭，因此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受伤。
他头一次交往的是一个怀着孕的妓女，在世俗方面，她几乎没有任何可取之处。贫穷、落魄、还有着有些衰弱的身体。但对梵高来说，却是一个值得交付情感的人。他迫不及待地幻想和她建立一个美好温暖的家庭。在他写给弟弟提奥的信中，他热情地邀请弟弟前来参观他想要建立的小家庭：“我亲爱的提奥，很高兴你就要来了，我非常想知道，你对西恩的印象，她毫无特别之处，只是一个普通人，对我来说却很好，任何一个陷入爱河的人都是快乐的，哪怕世间依然有黑暗的一面。”甚至，他还引用了一句法国历史学家，散文家儒勒·米什莱的话，来表达对妓女西恩的欣赏：“当你爱上一个女人，她便永远不老。”
这也是后来他在尝试与画家保罗·高更交朋友时所交付的情感，似乎无论什么样的感情，只要能够与之相处，能拥有一起建立一个小家庭的希望。他就会倾其所有地倾注自己所有的情感。对梵高来说，友情不是琐碎的，更是救赎。
初次认识高更时，他们看起来还是十分合拍的，似乎有望成为一对十分和谐的好友。他们两人都看不上巴黎的主流艺术经纪人和评论家构成的名利场，以及充斥其间的相互中伤的行为，都渴望找到一处较为纯净的地方，朝夕相处，互相支持。几次见面后，高更送了凡高一幅黑色女人的画像，印有高更本人的印章。对梵高而言，这似乎代表着某种关系的确立，某种情谊的连接在此开始了。于是他十分兴奋地回赠了两幅代表他个人个性的画作：疲倦的靴子和被砍断的向日葵。
弟弟提奥自然也认为两人合作是个好主意，于是一次又一次提出邀请和建议，让高更去和梵高共同生活和创作。甚至还保证会提供房间和伙食费，也许还包括物品和火车票。尽管对凡高出了名的情绪化感到紧张，在1888年夏天，高更还是听从梵高的弟弟提奥的建议，去往梵高所在的阿尔。
与此同时，梵高就像一个紧张的新郎，翘首盼望着新娘的到来。他开始迷恋于房子的内部装饰，把家庭收拾得舒适，期望可以由此寻找到友情的温暖。有了弟弟提供的经费，他购置了两张不同木质的床，一面镜子和12把椅子，他疯狂的想把黄房子变成一个看起来像是温暖的小型社区。在客厅，他挂上了一副巨幅的向日葵画作，在湿润中绽放着厚重而灿烂的黄色，仿佛越厚重，他们两人的工作室的梦想就越能成为现实。
但不幸的是，高更和梵高是一对错误的组合，在任何方面都是。高更冷漠，自我，虚荣；而凡高情绪化，极度真诚和热情。而不单是性格的差异，他们对艺术的基本看法更是大相径庭，对于神秘主义的高更来说，艺术的任务是逃离现实，通过纯粹的色彩运用，让观者进入另一个至美的境界。但是对于凡高来说，绘画不是轻飘飘的想象之旅，他的艺术是贴近土地的，要么扎根于自然界，要么就一无是处。
同时，高更还要面临梵高令人窒息的顺从。一旦梵高认定了某个家庭成员，他似乎就会变得十分绵软，仿佛羔羊一般顺服和低声下气。妓女西恩就是因此而离开的。但这次更加糟糕，梵高把高更当做了画画方面的老师，态度就更加低下，甚至有时可算作卑躬屈膝的谄媚。同时，因为画作始终无人问津，梵高的脾气也越来越差，他正在逐渐遭受精神抑郁和羊癫疯的困扰，那是他的家族遗传病。因此，在卑躬屈膝的同时，高更还得忍受时而暴风骤雨般的坏脾气。
与此同时，梵高那疯狂的作画习惯也惹怒了高更。那几乎一天一两幅的高产，陷入痴迷状态的不断作画，似乎是对高更低产的嘲讽。感到怀疑的同时，高更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酸涩的嫉妒。
随着他们的关系不断恶化，12月中旬，高更抵达阿尔不到两个月，他意识到自己必须离开。但他不知道怎么开口。无论是软弱地求饶还是发狂的暴怒，他都不愿意面对听到消息后很可能陷入情绪化的梵高。尽管如此，敏感的梵高还是明白发生了什么。“我想高更对我有点失望。”他在信里和弟弟说道。他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每一次当它试图建立一个家庭的时候，不管是和和妓女西恩，和提奥在巴黎，现在和高更，每一次都总是失败。除了怪自己还能怨谁呢？同时，无助的梵高也开始有些憎恨高更，这个没有信念的朋友。为什么不尝试相处更长一段时间，让双方建立起更深厚的友谊呢？他开始陷入悲伤和狂怒中，精神也越来越不稳定。
最后，梵高在狂躁中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高更再也不愿与他共处，跳上火车离开了阿尔。由于失血过量，梵高被送往医院，诊断结果为“患有狂躁症并伴有幻觉”。几次治疗后，当他返回那个久违的黄房子的时候，却发现已经被封锁了。由于邻居认为梵高不正常的精神状态给当地造成了威胁，于是联名写请愿书，希望予以驱逐。对此，梵高没有反对，那个美好的工作室之梦，就此结束。也许，在高更离开时早就已经结束了。
梵高的最后一段时光，被送往奥维接受治疗。他唯一的支柱是一直给他提供着经济支持的弟弟提奥。他曾在巴黎，享受过一段和弟弟一家温暖的情谊。弟弟提奥和他的妻子乔安娜，给他带来许多的慰藉。更别提那个被起名叫文特森（与梵高同名）的可爱孩子了。
但是好景不长，提奥为了家庭，考虑将全家搬到荷兰。这件事情对梵高来说算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毕竟他刚刚与提奥和提奥的妻子，以及小文特森度过了很美好的时光，他的家庭热情才刚刚被激发，他把能在谷仓里捉到的小动物都捉来给小文特森玩。于是他匆匆赶去巴黎，想要阻止他弟弟的搬迁行动。但这趟巴黎之行是徒劳的，兄弟情谊变得酸涩起来。梵高带着深深的抑郁和恐惧回到了奥维，他觉得自己的生命线就要被割断了。
最后的日子并不平静，从最后的一些细节能看出，他的内心充满了焦虑和不安。甚至他在画坛的逐渐有名，也加重了他被弟弟提奥抛弃的不安：他弟弟曾经提到，既然他已经能从自己的画作中得到收入，那么他也应该开始承担起自己的家庭责任。这样的话对梵高来说，无异于将他从自己的小家庭中驱逐出去。那是梵高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时光，充满了被提奥和乔安娜抛弃的不安和无奈，和即将到来的独自生活的恐惧，以及癫痫和精神狂躁症带来的不稳定的烦恼。所有这些都促使他在7月27日那天举起手枪，而不是画笔。
梵高的画作是热情而恳切的。他的画作不但有浓烈的特色，而且带有非常强烈的主观色彩。当描绘他所喜爱的人时，整幅画面里色彩缤纷，背景里也有花儿在绽放，仿佛他期望将时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拿来放到这个人身上。又或者，他从自己喜爱的人身上看到了如同天堂般的光彩。
他的一生，孤独而热情，不断地追逐着自己热爱的东西，仿佛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一般，令人动容，也让人敬佩。但他的一生却是孤寂的，一直没能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温暖。但这份执着的追求，让他的画作拥有永远炙热的美丽
梵高死后，弟弟提奥也陷入了死亡的阴影中。接下来的几个月，他的身心健康都崩溃了。梵高的时代即将来临，但对梵高和提奥来说，都太迟了。在提奥倒下之前，他努力实现自己已逝的哥哥的愿望，在巴黎的公寓中，举办了梵高的画展。向他们展示艺术家兄弟情深的画面。这对他的哥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891年1月12日，凡高自杀身亡后的六个月，提奥在乌得勒克去世了，1914年，他的骨灰被迁往凡高位于奥维的坟墓旁边，他们的墓穴上覆盖了厚厚一层常春藤，绿色的叶子艳丽得有如那个温暖和顺的春天。常春藤的枝条互相蔓延开来，从彼此的墓穴里伸展出来，在广阔的大地上互相缠绕，紧密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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