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萨克·迪斯累里的文坛趣闻中有一篇“视虚构为现实”。开头是这样的：
但丁发表《地狱》时，头脑简单的当代人以为是他堕入地狱的真实的叙述。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乌托邦》初版发行时，引发了一场愉快的误会。这个浪漫的政治幻想描绘了一个完美的、具有远见的共和体，据说是在一座刚刚被发现的岛屿上。《格列佛游记》出版很长一段时间后，很多读者才相信小说中的故事都是虚构的。
迪斯累里把这些“错误”归结为“头脑简单”的时代的原故。《格列佛游记》的时代是轻信上当的时代；而如今我们老于世故多了。
可是，我们是否完全进化，不再“头脑简单”，这一点还有待质疑。即使在文化层次很高的读者中，一旦文学遇上科学，仍旧有比较高的无知比例。
比如，在小说《爱无可忍》中，伊恩·麦克尤恩附了一份看似真实的心理学参考文献，来证明跟踪者杰德（他的爱无人能忍受）的精神病。麦克尤恩引用的文章中有一篇是发表在《英国精神病学评论》上的有关德·克莱拉鲍特综合症的文章，作者是罗伯特·韦恩和安东尼奥·卡米亚。
不仅仅是书评人，连合格的心理医生也把麦克尤恩的引用当真了。事实上，这本杂志、这篇文章及其两位作者和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一样都是虚构的。这事引发了评论界的一场喜剧。《纽约时报》的书评人傲慢地批评道，这篇参考文章说明小说“缺乏足够的想象力”。书评人告诉该报的读者：很不幸，麦克尤恩的虚构小说被事实弄得跛足难行。
轻信上当的主要是美国人。许多来自知名大报如《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的书评人，被《沙龙》杂志问及此事时，全供认不讳，他们被这篇假文章给愚弄了。其中还包括《沙龙》杂志自己的书评人伊丽莎白·贾德。她曾经说过，将这名跟踪者的痴迷和一篇真正的研究文章紧密地联系起来，“削弱了故事的能量”。可笑的是，削弱故事能量的其实是她自己，她大度地如此坦承。
被德·克莱拉鲍特综合症所愚弄可以原谅，而且确实有一位法国精神病学家是叫这个名字。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一种情爱妄想症，这种病症可见于某些复杂的跟踪案件。麦克尤恩虚构的是这篇研究文章及其阐述的病症的细节，而这与复杂精巧的故事情节有紧密的联系。
要是事实或者虚构的东西不涉及那么深奥的专业，轻信上当就更让人羞愧难当。如果要在公共空间，为了广大的读者来评判小说，却犯下轻信的错误，恰如打上了“不合格”的印记。敢说这话评论书评人，得自己先别多次犯同样的错误哦。
1969年，乔治·麦克唐纳·弗雷泽出版了“福莱西曼系列”的头一部。戏仿、暗讽维多利亚时代是小说的暗中机关。福莱西曼这个人物出自托马斯·休斯的《汤姆·布朗的求学时代》。汤姆·布朗来自中产阶级，自命不凡。如书中前言所称，他在英帝国版图的扩张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弗雷泽则通过福莱西曼讲述了英帝国的故事。这个花花公子小无赖把小汤姆架到宿舍的烤火上烤了烤。后来因醉酒还有书中暗示的更糟的放荡行径被令人畏惧的阿诺德博士驱逐出校，让拉格比公学正经守纪的好学生们松了口气。弗雷泽是想通过拙劣的模仿来娱乐读者。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他成功地做到了，但有些读者却不解其意。
一次接受《每日电讯报》的采访时，弗雷泽描述了《福莱西曼》及其后续系列小说从被出版社接受、出版到最终风靡的漫长的过程：
到1968年，我已经准备放弃了，但小说终于在赫伯特·詹金斯（出版社）找到了归宿。按克里斯托弗·麦克尔霍斯（编辑）的话说，手稿看上去像是环球航行了两圈。
他们一字不改地出了书，结果连我都想不明白。书卖得不错，但说不上是畅销。可书评都极其赞赏，国外的版权也卖了。到了美国，四十来个书评人中的三分之一把这本书当作是货真价实的历史回忆录。《纽约时报》毫不掩饰地乐坏了，很促狭地收集了他们的评论。其中有一篇说：“自发现鲍斯韦尔书信以来的最大发现。”这一说到今天都让我觉得困扰不安。我不过是个凡人，这一说法让我觉得压力大得连肋骨都要裂开了，而且还让我惊骇。我从来不曾想过小说能骗得了谁。赫伯特·詹金斯也不曾想过。而且五十位英国评论家都一致认识到这是部小说，是奇思怪想。
二
作家们有时候想试试，在作品上不写自己的真名会如何。特罗洛普匿名写过两本书。没了他的大名，书都卖不动。多丽丝·莱辛在上世纪80年代用笔名“简·索莫斯”写了部小说，《好邻居的日记》。尽管当时她的名气如日中天，却被伦敦最好的几家出版社拒绝了。显而易见，专业读者愚鲁时也和其他读者无异。其中有一位审稿人通知气愤的莱辛：“太让人郁闷了。”没错，的确让人郁闷。
性别玩笑开得更大，让上当的读者看起来也更傻。1987年，倡导女权的悍女出版社热切地接受了一名叫做拉赫拉·罕的穆斯林年轻妇女的短篇小说集子，书名叫《路的那端，天涯之隔》。结果发现作者并非是穆斯林年轻妇女，而是布莱顿一个英国国教的中年牧师，托比·福沃德牧师。印出来的东西全都化了纸浆——出版社极力希望一本都不要漏网。自然，一旦真相暴露，一切都变得好理解了。每个部门这下都同意那位“罕太太”一直都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放马后炮总是精准得很。
更换性别的骗局中，最成功的——而且至今还是一团不解之谜——要数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和文人威廉·夏普。他一脸大胡子，精力旺盛，有银行工作的背景，自己名下也有颇具男子气的小说出版，且小有名气。夏普在1894年创造了另一自我，“菲奥娜·麦克劳德”。这位完全是虚构的苏格兰天才被称为是真名真人，成了化身博士一样的双重人。夏普坚持说，她确有其人，可能连他自己都深信不疑。在《名人录》中，夏普另外专给她一个条目，有别于自己。她的出生地是苏格兰西部的赫布里底群岛，第一语言是盖尔语，喜欢的娱乐活动有“航海、爬山和聆听”。菲奥娜·麦克劳德写了十六部盖尔族吟游式的小说。令许多仰慕者失望的是，他们永远也无法引诱她离开苏格兰艾奥娜小岛上的隐蔽的居处。在爱丁堡或是伦敦公开场合露面的机会，无一例外地都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
这一神秘伪装一直持续到了夏普去世的1905年，甚至还更久。菲奥娜·麦克劳德的作品集在她死后（也就是在威廉·夏普死后）由创造者的遗孀编辑。夏普太太很可能是文学史上的大骗局为数不多的参与者之一。除非，培根派的、牛津派的还有马洛派的各路人拿出板上钉钉的证据，说明莎士比亚并没有其人，莎剧作者其实是培根或是马洛等人。
夏普为什么要这么做？其中原因神秘莫测。我的直觉是，他想显示人如其名——他有多聪明，而大英国的公众有多愚鲁，更不用说那些自以为是的书评人了。若真是这样，威廉·夏普无疑是证明了他的观点。
摘自[英]约翰·萨瑟兰《文学趣谈》，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11月版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