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公开吐槽“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些天里许多奇葩事,陆续都被媒体挖出“示众”。
5月13日这一天,就有两起典型案例披露。一是浙江诸暨一市民为取回母亲生前交的100元养老金,需重开一份火化证明。殡仪馆要求出具村委会证明和死者身份证复印件,但因死者身份证与户口本死后已注销,跑了4年没结果。一是广东江门一对打工夫妇,为女儿入学,需到居委会开居住证明,却意外发现省人口登记信息系统上,多了一个儿子,与户口本信息不符,开不了居住证明,女儿入学卡在那里。
这种种奇葩事件,引来一片指责。政府办事机构自然被骂得狗血喷头,许多人认为他们缺乏对老百姓负责的态度,故意在设置障碍。有的呼吁要严厉督促职能部门依法办事,该办给办,并能主动帮忙查证,以体现执政为民理念。
不过政府部门也有苦衷。比如诸暨民政部门就回复,如果不要死者身份证复印件,有人假冒家属重开一份火化证明把钱领走,死者家属的利益受损谁负责?江门打工夫妇找到丈夫老家镇公安派出所,派出所认真帮助查出登记信息确实只有一个女儿,但省人口信息登记系统归计生部门管,计生办则要求男女双方分别开具他们只生有一个女儿的证明,才能更改信息。但女方的江西老家计生办回复说,不知道女方在外地生了多少孩子,无法开具证明。
这些奇葩事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有的确属设计不合理,比如诸暨民政部门就已把程序改为:到镇派出所开具死亡证明,就可以到民政窗口办理相关业务。但江门打工夫妇遭遇的事件比较复杂,各个部门都有把关之责,也非故意刁难,但要最终解决,需要投入相当大的精力。平空多出一个儿子很异常,政府部门应主动帮忙查证。不过多数涉及亲属证明的奇葩事件,即使不像打工夫妇这件事这么典型,往往都事出有因,真要一一帮忙查证,恐怕也非政府部门的人力物力所能承担。
难题怎么破?认真分析类似于“证明我妈是我妈”事件,多数涉及亲属关系。而亲属关系往往关联财产继承、房屋赠予免税、孩子是否有资格在本地入学、股份份额转让以及外出旅游探亲的经济或人身安全责任担保等等,涉及许多人的法律关系和重大利益。确认亲属关系以往一般不成问题,但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庄稼人变为打工者,人口流动基数大、速度快,人际关系日趋复杂,亲属关系早已不像一村一社那样,恨不得祖宗八代都很明晰,难以凭口头断定,不要证明怎么行?比如许多人子女与父母不但户口不在一起,常常异地而居;有的一家人落户在亲友名下,从户口本上有时还真看不出父女关系;有的长年在外,离婚再婚,有多少子女很难查清等等。
面对种种新情况,政府部门的社会管理却没能及时跟上。突出有两点,一是仍固守传统思维。凡事还想着让村委会、居委会、单位等开证明,他们有时对情况毫不了解,能推则推自在情理之中。第二就是政府部门“各自为证”。个人有身份证,亲属关系凭户口本,社保有社保卡,生育情况找计生办,税务又是另一个系统,个人征信让银行来推。大家都自搞一套,互不知情,一旦有事重复索要各类证明,目的把责任推给别人。顶层设计不合理,态度再好有何用?即使天天笑得像朵花,老百姓还是办事难,还耗费大量行政与社会成本。
类似“证明我妈是我妈”事件,拷问的是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能力。其实社会公众涉及最多的身份与亲属关系证明问题,最适于在全国层面统一整合。有些国家早在电脑出现以前,就已推行了类似于“一卡通”的全国统一信息系统。在电脑技术日新月异的大数据时代,我们更应有“互联网+”思维。不妨考虑在每个人号码唯一的身份证基础上,将个人出生等基本信息、工作与工资收入及纳税、社保缴纳和领取、家庭成员及变更、银行信用等信息悉纳其中,由生管到死,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能调动公众办证和更新信息的积极性,各部门包括有些企业都可共享,减少了社会成本,又不致出现“证明我妈是我妈”等奇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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