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思维——把命题放在历史进程中,运用演化思想剖析问题。统编教材课文中的先秦诸子散文有不少经典语句,虽然产生于两千多年前,但至今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辉,给我们以人生的启迪;有些语句在新的时代下又可以辩证思考,从新的角度作出辨析或阐释。请以“人皆有不忍之心”为例,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阐述你的认识和思考。因为有不忍人之心,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保护了金翠莲。假如不是人性之善,鲁提辖完全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假如不是人性之善,聂荣臻对5岁的美穗子完全可以不闻不问置之不理。因为有不忍人之心,鸿星尔克给河南捐赠物资5,000万。一方有难八方支持,成了流淌在中华民族血管里的鲜红与温暖。从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到群策群力抗击新冠疫情;从红十字会,到各种民间慈善基金会;从明星到普通民众,从工厂到学校……人心向善,共克时艰。因为有不忍人之心,瑞恩的井,为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提供水源。为了战胜贫穷、疾病和饥荒,人类一直在努力。开仓放粮,修路造桥,捐建学校,放弃专利,馈赠遗产……让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人之善,一直在行动。不忍人之心的善,是同情的善,是道义的善,是让世界更美好的善。不可否认,世界不尽如人意,还存在着以强欺弱,还存在着天灾人祸,和贫穷艰难——这更加说明,我们需要继承并发扬孟子精神,以不忍人之心去保护老弱病残,去救助危急苦难,去造福贫困边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你有,我有,大家有,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这种善,从良好的愿望出发,以为好心好意,就能带来好结果,殊不知,好心也会办坏事。西汉王莽,将土地收归国有,分给黎民百姓;禁止奴婢买卖,要解放奴隶;实行“五均六管”制,由政府对社会资源和财产统一经营管理——这三大政策,胡适先生是非常认同的,认为王莽是一个要“均众庶,抑兼并”的大政治家。这三大政策,土地国有,均产,废奴,每一条都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带着善意,结果怎么样呢?好愿望没有带来好结果,反而让社会动荡,人口锐减,从西汉末年的六千多万降到了东汉初年的2800万,少了一大半。孔子就曾经批评过这种一味从良善愿望出发,不考虑其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的做法。鲁国的法律,鲁国人在其他诸侯国做奴隶的,被赎回来,可以到相关部门报销这笔赎金。子贡曾经赎回鲁国人,却没有去报销赎金。孔子说,子贡做得不对,你不要钱,开了个不好的头,下次别人有机会也不会赎回鲁国人了。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里,有这样的情节:大清朝闹饥荒,可赈灾的粮款被官员贪污了,纪晓岚要求严惩,和珅却极力反对,为什么?他说,眼下最紧要的是救灾,这节骨眼上抓贪官,赈灾工作可没人管了,那不饿死更多人?西晋有位叫王浚的将军,有一回带兵打仗,路上遇到一位朋友,这朋友就说,你的兵什么素质啊,抢了多少良家妇女,老百姓都骂你呢。王浚一听怒了,还有这事儿,太丢人了啊,传我命令,谁强抢民女了,格杀勿论!士兵们一听吓尿了,连夜把抢来的几千个妇女,偷偷扔河里淹死了。将军的一时好心,反而害死了更多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王莽有,子贡有,纪晓岚、和珅、王浚也有。想仅仅凭借不忍人之心,就能做好事情,这是一厢情愿。英国在印度殖民期间,为了减少当地的眼镜蛇数量,就出台了一个捕蛇的激励政策,结果导致很多人养蛇。英国政府曾经专门在非洲海岸建立了一支军队,有40艘战舰,每年军费70万镑,为的是严厉打击奴隶贸易。而结果呢,严打催生出小而快的运奴船,船上因为过度拥挤,黑奴死亡率飙升。奴隶贩子还会在紧要关头“毁灭证物”,把500个黑人一起丢进海里。联合会长期为非洲提供粮食援助,结果,不但没有解决穷人的饥饿和贫困,反而摧毁了当地的农业,让非洲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更加恶化。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Nancy Qian以及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NathanNunn做过一个调查,他们从1972年一直跟踪到2006年,发现一个国家得到的粮食援助每增加10%,这个国家的暴力动乱程度就会增加1.14%。由此可见,一厢情愿的不忍人之心,古今中外,一直存在。善心结不出善果的现象,一直存在,就不能不让我们反思——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如何才能避免“好心办坏事”?至少,我们得承认,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是真的;不忍人之心会带来伤害,这也是真的。我们需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孟子的这一思想,奉行鲁迅先生提倡的拿来主义,有选择地吸收借鉴,让传统经典重新焕发出新的光芒。这种善,在孟子那里,存乎每个人心中。只要从心中的善出发,推己及人,就能建成理想社会。他的这一思想没有得到他的那个时代的君主的推行,但得到了西汉末年王莽的支持。他利用权力,搞土地国有,废奴,均产,重组社会,把“不忍人之心”落实为国家政策。王莽确实是从心中的善出发的,但他的”不忍人之心”到达的,不是一个理想社会,而是民不聊生和社会的动荡混乱。经过反思,我们发现,是坏人在做坏事,好人做好事。我们重新理解了这种善:不忍人之心,只来自好人,比如特蕾莎修女;与之相反的“忍人之心”,则来自坏人,比如希特勒。只要消灭坏人,留下好人,就能建成理想社会。打脸的是,希特勒也是这样想的:他以为他在从事一项“清洁”事业,就像农作物要除草一样,清除劣等人种,留下优秀高贵的种群,就能建成理想社会了。这一想法和行动,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何止是他,人类历史上数不清的屠杀,以“清除坏人”之名,来保护“不忍人之心”——坏人要毁掉我们的“不忍人之心”,我们能袖手旁观吗?我们用“不忍人之心”来保护家人杀死敌人,有错吗?我们认识到,原来,人人都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我们有时善,有时恶。善恶是一体的,都是为了让人类活下来。如果我们不对自己人善良,我们就无法团结;如果我们不对敌人残忍,我们就无法生存。善的一面,创造了今天全世界的财富;恶的一面,制造了历史上全世界的苦难。我们又一次重新理解了“不忍人之心”:它的确存于每个人心中。只是,它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时有时无,时隐时现,我们既能看得见,却又抓不着。本应出场时它无影无踪,猝不及防时它突然出现。尤其是前者,刺痛人心:1964年的纽约,深夜下班的年轻姑娘吉诺维斯在38位邻居的亲眼目睹之下被歹徒捅死,无一人报警;2011年的佛山,两岁的小悦悦独自过马路被车撞倒,并被两辆车碾压,18名路人冷漠路过,最后是一拾荒阿姨提供了帮助。为了认识这种“不忍人之心”,科学家曾做过这样的实验:1971年,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津巴多找了24名生理、心理都很健康的志愿者,把他们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扮演囚犯,一组扮演狱卒,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的地下室,体验“监狱生活”。他们的“不忍人之心”,只持续了一天,第二天,两组人之间就发生了对抗,一个星期不到,局面就已经失控,不得不提前结束实验。假如“不忍人之心”真的会随情境变化而变化,我们能不能主动干预,让人们释放善意、关闭恶意?更有同情心的人更慷慨和更愿意帮助别人,而缺少同情心的人更残忍和暴力,甚至有反社会倾向。能影响每个人同情心的有两个因素:先天遗传和后天培养。新墨西哥大学精神学家肯特·契尔氏曾以美国和加拿大的监狱犯人为研究对象,因为犯人里每五个人就有一个是精神变态者,而正常人里这个比例是1/150。契尔氏用核磁共振扫描了4000名犯人的大脑,最终发现,精神变态者大脑里的杏仁核跟正常人不一样,他们杏仁核上的灰质比正常人少了5%-7%。而杏仁核管理着我们的情绪感知,所以精神变态者对别人的痛苦和情感很难感同身受,我们普通人凭感觉就能分辨的善行和恶行,他们需要思考才能明白。而相反,极端利他主义者的杏仁核灰质比一般人更多,更有同情心和共情能力。除了先天生理因素外,人的大脑可塑性非常强,人也可以被训练成更和蔼、更富有同情心的人,后天培养就能起到这方面的作用。美国威斯康辛州蒙多塔青少年行为治疗中心收容的都是行为恶劣的孩子,这家机构的教导方式并没有用军事化的也就是做错事情就惩罚的理念来管教这些问题少年,而是教导人员跟这些孩子建立关系,产生情感,对他们的错误行为不会有特别严厉的惩罚,但是会奖励他们的善举。这个机构追踪了这些孩子离开后两到六年的表现,结果发现他们的暴力行为非常少。这跟其他地方的少管所相比,确实是一个成功。总之,从科学的视角看,同情心和共情能力是影响一个人善恶行为的重要因素。而对于同情心上,先天的生理因素和后天社会的影响共同起着塑造作用。意味着,我们不能消灭“忍人之心”,我们必须接受人的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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