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冥冥中的机缘总是如此精巧，四年前的今天，在大同云冈石窟赞叹不已，七年前的今天，在重庆大足石刻一样接受了心灵的洗礼，两次膜拜，居然以这样的方式交汇，让我放弃哪一个都不舍得，干脆，今天就试试重叠两篇游记吧。
大同，意为天下大同。其实它还有另一个动听的名字：云中。每当我读到“云中谁寄锦书来”，脑海里总是出现一只鸿雁，从云中起飞，带来亲人的问候。这样的画面实在太温暖，以至于我选择性忘记了，云中，在那个时候，是辽国的西京。
大足，听起来就很有意思。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时，忍不住扑哧一笑，还问朋友，为什么不干脆叫大脚呢？事实证明，没有文化实在是可怕。查阅资料发现，大足的足，根本不是脚丫子的意思，人家始建于唐，取大丰大足之意。
细想来，两个地名还真是各得其所。大同，最终完成了天下大同的使命，不管过程如何，总之终成一家，还留下了五位皇帝在云冈石窟笑对后人。大足，现在成了重庆的一个区，宝顶山上的石刻作为石窟造像最后的丰碑，依旧在丰富和满足我们的精神。这两个地方，空间相距1664公里，时间相距650年，在间隔三年的同一天，都接受了我的朝拜。
云冈石窟，开凿于460-524年，由北魏皇家集全国之力建成。它的创始者是当时著名的高僧昙曜。据史书记载，北魏文成帝出行时昙曜站在路旁，御马走过去叼着他的衣服，不肯再前行。于是昙曜被拜为帝师，建造了云冈石窟最早的五尊大佛，分别代表北魏的五位皇帝，被称为昙曜五窟。这便是“马识善人”的典故。
初读这个故事时，我总是不惮以最黑暗的心理来揣测当时，也许有人透露了皇帝的出行线路？也许昙曜在衣服上涂了什么来吸引御马？后来再读昙曜的生平，看到他在北魏太武帝狂风骤雨的灭佛运动中死里逃生，却依旧不改初衷，拒绝还俗，坚持穿法衣持法器，片刻不离身，我想，坚持的力量如此珍贵，也许真能超出我们想象，打动世间其他生灵。
宝顶石刻，建设于1174-1252年，它的创建者，也是总设计师，名叫赵智凤，法名智宗。宝顶山造像的规划、设计、筹款、监造，全由他一己承担，成不世之功。据说他五岁时因母亲生病，舍身出家，后发愿在宝顶造像，历时七十余年，最终在未完工的工地上逝世，葬处无人知晓。
整个宝顶山石窟，就像一篇巨幅的连环画，各种佛经故事逐一展开。因为年代较近，上有山崖遮蔽，许多雕像的颜色依旧鲜艳，第一眼看见时让人忍不住惊呼。有一排雕像上刻着两行字：假使热铁轮，于我顶上悬，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这应该是赵智凤自己内心的写照吧。我一直奇怪为什么史料坚持称呼他的全名，而不是法名，查阅资料才发现，虽然他五岁出家，但一直没能拿到宋王朝颁发的度牒，所以，理论上说，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僧人。最多算个临时工？了解这个背景，我才更加体会了这位智者的决心。
由于年代不同，位置不同，缘由不同，两个石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美。云冈是高大上的，繁复的花纹，高大的佛像，雍容而华美。宝顶则是世俗的，简单的故事，丰富的形象，震撼而直观。在云冈，我们必须要仰望佛像，因为佛其实是皇帝的化身。在宝顶，我们可以平视造像，其中还有牵牛的老人、私语的伙伴。云冈的佛像，健壮自信，喷发着阳刚之美。宝顶的佛像，削肩安详，仿佛拈花微笑。
究竟哪一个更出色呢？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许多年前，不同的两个人，因为相同的信仰，坚守了相同的信念，为我们留下了旷世的珍品。佛也好、尘也好，一切纷纷扰扰落尽之后，穿越历史的硝烟，透过那一抹微笑，每一个流浪的心灵终究能找到安放的地方。
曾记否，有人说过，此心安处是吾乡。
今日。安。
附 2016年7月14日 旧感
附 2013年7月14日 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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