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的典型商人：西门庆
明代中后期，中国进入了一个商品经济极为发达的时代，商人的财富资本和文化素养，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加之以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西方的科技与理性思维；而明代的先进知识分子，以科学家徐光启为代表，在传教士的影响之下，逐步开始从中世纪的世界观向近代思维转变。哲学思想方面，以李贽为代表的“异端”学者，对整个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提出了全盘否定的观点。种种迹象表面，明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到了一个向近代转型的关键历史阶段。
尤其是到了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万历皇帝因为继承人的问题，与整个中央文官产生极大的冲突和矛盾。既然皇帝所喜欢的儿子不能被帝国高级干部所接受，进而成为太子，那么万历皇帝就对皇帝这份职业采取了消极怠工的策略，于是他居然长达三十年不上朝、不见大臣、不理朝政。这对于一个国家的行政效率来说，当然危害极大。
但是，从制约帝王专制这个方面来看，皇帝不管事，也是好事。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中，皇帝居于最上层，是专制的核心和最顶层。皇帝不管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弱化最顶层的专制制度，也就是变相的虚君政治，而这对于整个传统社会结构的改变和社会转型具有很大作用。
在万历皇帝躲在后宫、拒绝与文官集团共事、而明末社会也正艰难地尝试转型的同时，一个伟大的文学人物形象诞生了，此人便是《金瓶梅》中的西门庆。
西门庆是富二代，他的父亲是商人，甚至祖辈或许也是商人。家族为他留下了很大一笔商业遗产。早年，西门庆守着祖业，开着一个中药材商店。虽然西门庆只是生活在河北省清河县（小说中此县隶属于山东）的县城，但因为中国古代南北交通和贸易的大动脉——京杭大运河，流经此地。所以，清河县城虽小，但整体财富却相当雄厚，类似于今天因某些矿产资源优势而暴富的城市，如内蒙的鄂尔多斯和陕北的神木县。
正是有此得天独厚的经济战略地位，西门庆在清河的生意越做越大，并逐步向集团化公司的方向发展。除了祖业药材店之外，他还开起了当铺（在古代具有银行的某些功能）、绒线店、丝绸店、段子店等等。而且，在这些面店生意之外，他还揽承任何有利可图的买卖，譬如帮人打官司收取好处费、吃了原告再吃被告，低价收购本地和外地各种因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之人的货物，放高利贷等等。
西门庆虽然是富二代，但他却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纨绔子弟，反而非常懂得做生意，并把祖业越做越大，成为清河县，乃至周边的首富。作为一个十分具有商业精神和商业头脑的人，只要是可以增加其财富，西门庆可以无所不做，包括通过娶小妾，来扩大其家族财产。如他娶回家的第三个小妾孟玉楼和第六个小妾李瓶儿，都是身价不菲的寡妇，嫁过来之时，都携带着大量财物。尤其是李瓶儿，她个人的财富曾令西门庆觊觎不已，这也正是她被西门庆所厚爱，并顶着正妻吴月娘的反对，执意纳其为妾的重要原因。
不过，西门庆的财富，一部分是靠他个人的商业天赋所得，还有一部分，则是他贿赂税官等市场监管官员和结交各级政府官员，所获取的特权收益。当西门庆发现“权和钱”的关系是如此紧密之后，他本人也通过各种关系，打通了太师蔡京（总理级别的高官）的门路，并认蔡京为干爹。这样，西门庆以一个商人的身份，大肆贿赂中央主要领导，做到了正五品的“千户”，在清河县负责治安与刑罚，相当于清河县及周边地区的军分区司令员或公安局局长。而清河县令才七品而已。
为何西门庆这个公安局长的级别居然比清河县令的正七品要高呢？这是因为，明代的地方设置“卫、所”两级军事机构，而千户，正是“所”这个机构的最高军事长官。卫所虽是军事机构，但在和平时期，它可以兼职管理地方治安事务，而且级别比起行政系统的官员要高。从此之后，西门庆既是商人，又是市场秩序的监管者，就好比他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一样，他的生意能不做大吗？
中国古代的商人，生意做大了，财富积累多了，无外乎就是买一个官做，或者把财富变成田产和地产。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别的办法来进行有效的投资，从而实现生产方式、科技水平和其本人社会地位的变化。说到底，古代商人依然只是政治地位极其低下的一个群体。正所谓“士农工商”，商人排在这四种人群的最底端。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商人必须买个一官半职。而为了使财富保值，土地等不动产投资算是其中最为保险的，因为留给他们的投资渠道和领域委实太少太小。
《金瓶梅》说的北宋末年的事，而实则反映的是晚明嘉靖朝到万历朝的社会面貌。这段历史，正是中国古代社会渴望向近代转型的时期。而这个特殊时代的商人西门庆就与传统商人有了很大的区别。他买了个五品官职，更多的是利用这个公职，获得更多的财富，而非只是为了某种政治地位的需要。而且，他没有把自己的财富变为田产等不动产，而是继续投资各种不同的商业领域，开辟新的生财渠道。他本人的商业进取精神，使他成为晚明同时期商人群体中的一个代表和佼佼者。
西欧同时期的商人，正是由于群体财富的暴增，便有了政治上的要求，于是，在与贵族和国王的斗争中，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出现和壮大，使得整个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发生巨大变化，转型也就成功了。反观中国，明代晚期杰出商人西门庆的个人财富不亚于同时期西欧的资本家，但遗憾的是，他没有联合其他商人，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也就没有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阶级或阶层，也就没有从他身上看到非常明显的社会转型的影子。
虽然西门庆没有主动意识到这种社会转型，但他个人却以实际行动，隐隐约约地回应了这种社会转型的趋势。那就是，他的一生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情，第一是赚钱，第二就是疯狂地满足自己的肉欲。赚钱是他的存在的理由，而性的泛滥与缺乏理智，则是他强烈虚无感的一种表现方式。
西门庆其实是一个没有精神追求、宗教寄托和政治抱负的大商人。换言之，他找不到出路，即便是财富可通最高层领导人，但他本人却是空虚和压抑的。这是社会转型时期，找不到出路的人共有的一种疾病。
而解决其空虚和压抑的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手段便是性爱。西门庆在只能以毫无节制的性爱来回应社会转型的趋势。这是他本人的悲哀，也是那个年代全体商人群体的悲哀。晚明本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前夜，但它实在是运气不佳，刚好碰上历史上寒冷的小冰川周期，造成粮食大量减产，引发李自成和张献忠等农民起义。与此同时，东北的少数民族满族又发起了极具毁灭性的进攻。
于是，在国内和外国双重压力之下，晚明的社会转型戛然而止，替代明朝的清朝再次从零开始，进入中国古代社会循环往复、却不发生任何社会结构本质变化的怪圈。而西门庆等商人，只是这个令人遗憾的转型时代偶露峥嵘，却无力、也无意识去促进这种转型的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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