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的典型商人:西门庆
明代中后期,中国进入了一个商品经济极为发达的时代,商人的财富资本和文化素养,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加之以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西方的科技与理性思维;而明代的先进知识分子,以科学家徐光启为代表,在传教士的影响之下,逐步开始从中世纪的世界观向近代思维转变。哲学思想方面,以李贽为代表的“异端”学者,对整个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提出了全盘否定的观点。种种迹象表面,明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到了一个向近代转型的关键历史阶段。
尤其是到了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万历皇帝因为继承人的问题,与整个中央文官产生极大的冲突和矛盾。既然皇帝所喜欢的儿子不能被帝国高级干部所接受,进而成为太子,那么万历皇帝就对皇帝这份职业采取了消极怠工的策略,于是他居然长达三十年不上朝、不见大臣、不理朝政。这对于一个国家的行政效率来说,当然危害极大。
但是,从制约帝王专制这个方面来看,皇帝不管事,也是好事。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中,皇帝居于最上层,是专制的核心和最顶层。皇帝不管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弱化最顶层的专制制度,也就是变相的虚君政治,而这对于整个传统社会结构的改变和社会转型具有很大作用。
在万历皇帝躲在后宫、拒绝与文官集团共事、而明末社会也正艰难地尝试转型的同时,一个伟大的文学人物形象诞生了,此人便是《金瓶梅》中的西门庆。
西门庆是富二代,他的父亲是商人,甚至祖辈或许也是商人。家族为他留下了很大一笔商业遗产。早年,西门庆守着祖业,开着一个中药材商店。虽然西门庆只是生活在河北省清河县(小说中此县隶属于山东)的县城,但因为中国古代南北交通和贸易的大动脉——京杭大运河,流经此地。所以,清河县城虽小,但整体财富却相当雄厚,类似于今天因某些矿产资源优势而暴富的城市,如内蒙的鄂尔多斯和陕北的神木县。
正是有此得天独厚的经济战略地位,西门庆在清河的生意越做越大,并逐步向集团化公司的方向发展。除了祖业药材店之外,他还开起了当铺(在古代具有银行的某些功能)、绒线店、丝绸店、段子店等等。而且,在这些面店生意之外,他还揽承任何有利可图的买卖,譬如帮人打官司收取好处费、吃了原告再吃被告,低价收购本地和外地各种因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之人的货物,放高利贷等等。
西门庆虽然是富二代,但他却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纨绔子弟,反而非常懂得做生意,并把祖业越做越大,成为清河县,乃至周边的首富。作为一个十分具有商业精神和商业头脑的人,只要是可以增加其财富,西门庆可以无所不做,包括通过娶小妾,来扩大其家族财产。如他娶回家的第三个小妾孟玉楼和第六个小妾李瓶儿,都是身价不菲的寡妇,嫁过来之时,都携带着大量财物。尤其是李瓶儿,她个人的财富曾令西门庆觊觎不已,这也正是她被西门庆所厚爱,并顶着正妻吴月娘的反对,执意纳其为妾的重要原因。
不过,西门庆的财富,一部分是靠他个人的商业天赋所得,还有一部分,则是他贿赂税官等市场监管官员和结交各级政府官员,所获取的特权收益。当西门庆发现“权和钱”的关系是如此紧密之后,他本人也通过各种关系,打通了太师蔡京(总理级别的高官)的门路,并认蔡京为干爹。这样,西门庆以一个商人的身份,大肆贿赂中央主要领导,做到了正五品的“千户”,在清河县负责治安与刑罚,相当于清河县及周边地区的军分区司令员或公安局局长。而清河县令才七品而已。
为何西门庆这个公安局长的级别居然比清河县令的正七品要高呢?这是因为,明代的地方设置“卫、所”两级军事机构,而千户,正是“所”这个机构的最高军事长官。卫所虽是军事机构,但在和平时期,它可以兼职管理地方治安事务,而且级别比起行政系统的官员要高。从此之后,西门庆既是商人,又是市场秩序的监管者,就好比他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一样,他的生意能不做大吗?
中国古代的商人,生意做大了,财富积累多了,无外乎就是买一个官做,或者把财富变成田产和地产。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别的办法来进行有效的投资,从而实现生产方式、科技水平和其本人社会地位的变化。说到底,古代商人依然只是政治地位极其低下的一个群体。正所谓“士农工商”,商人排在这四种人群的最底端。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商人必须买个一官半职。而为了使财富保值,土地等不动产投资算是其中最为保险的,因为留给他们的投资渠道和领域委实太少太小。
《金瓶梅》说的北宋末年的事,而实则反映的是晚明嘉靖朝到万历朝的社会面貌。这段历史,正是中国古代社会渴望向近代转型的时期。而这个特殊时代的商人西门庆就与传统商人有了很大的区别。他买了个五品官职,更多的是利用这个公职,获得更多的财富,而非只是为了某种政治地位的需要。而且,他没有把自己的财富变为田产等不动产,而是继续投资各种不同的商业领域,开辟新的生财渠道。他本人的商业进取精神,使他成为晚明同时期商人群体中的一个代表和佼佼者。
西欧同时期的商人,正是由于群体财富的暴增,便有了政治上的要求,于是,在与贵族和国王的斗争中,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出现和壮大,使得整个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发生巨大变化,转型也就成功了。反观中国,明代晚期杰出商人西门庆的个人财富不亚于同时期西欧的资本家,但遗憾的是,他没有联合其他商人,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也就没有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阶级或阶层,也就没有从他身上看到非常明显的社会转型的影子。
虽然西门庆没有主动意识到这种社会转型,但他个人却以实际行动,隐隐约约地回应了这种社会转型的趋势。那就是,他的一生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情,第一是赚钱,第二就是疯狂地满足自己的肉欲。赚钱是他的存在的理由,而性的泛滥与缺乏理智,则是他强烈虚无感的一种表现方式。
西门庆其实是一个没有精神追求、宗教寄托和政治抱负的大商人。换言之,他找不到出路,即便是财富可通最高层领导人,但他本人却是空虚和压抑的。这是社会转型时期,找不到出路的人共有的一种疾病。
而解决其空虚和压抑的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手段便是性爱。西门庆在只能以毫无节制的性爱来回应社会转型的趋势。这是他本人的悲哀,也是那个年代全体商人群体的悲哀。晚明本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前夜,但它实在是运气不佳,刚好碰上历史上寒冷的小冰川周期,造成粮食大量减产,引发李自成和张献忠等农民起义。与此同时,东北的少数民族满族又发起了极具毁灭性的进攻。
于是,在国内和外国双重压力之下,晚明的社会转型戛然而止,替代明朝的清朝再次从零开始,进入中国古代社会循环往复、却不发生任何社会结构本质变化的怪圈。而西门庆等商人,只是这个令人遗憾的转型时代偶露峥嵘,却无力、也无意识去促进这种转型的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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