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医书院源流
至明清时期，书院进入鼎盛阶段。受此风气影响，中医书院式医学教育机构也逐渐萌芽、诞生。
一、中医书院教育是中医教育和书院教育的重要分支和组成部分
就中医教育而言，中医书院的数量远比为科举教育服务的书院少得多，但书院教育对中医学教育仍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影响集中体现在两点 ：第一点，是主流书院对中医学的影响来自于出身于书院的著名医家，如著名中医学家和中医教育家陈修园肄业于福州鳌峰书院 [115]、近代著名医家和为中医教育事业作出很大贡献的丁福保和曹颖甫先后毕业于江阴南菁书院等 [116-117]，这些医家在书院中研求经训、攻读诗文无疑也为其研习医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另一点影响即是中医书院，如杭州侣山堂、福建井上草堂等直接以传播、讲授中医学知识为主的书院，在清朝中医学教育普及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中医书院教育的起源
若追溯中医书院的发端，元代已经出现兼容医学教育以及医学业务的书院。如历山书院、文靖书院等。
（一）元代历山书院
在濮州东南历山下，即今天的鄄城县闫什镇历山庙一带，为元朝历山公千奴所建 [118]。根据元人程文海《历山书院记》记载，历山书院创建时间早于大德七年（1303 年）。历山书院聚书万卷，以私田百亩供给养。延名师教其乡里子弟。学文之外，还“习射御，备戎行”。后又收藏方书，延请定襄周文胜医师教授医学，并设门诊，接待愿学者与乡之求刀伤药者。率先将医学学科教学内容引入到书院教学之中，与传统视“技”为末节的书院办学理念大相径庭 [119]。历山书院收藏医学图书、聘请医师、教授生徒医学知识、设立门诊、接待寻医问药的乡邻，医师教学与开办门诊并行，理论与实践并举的特色，让历山书院在中国书院史上独树一帜 [118-119]。历山书院还是中国书院史上最早明确记载收藏医学图书的书院，在中国教育史和中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19]。濮州历山书院存续时间不详， 当地方志、一统志中除提及元建外，未见明以后修复或办学的记载，可能和当时山东大多数书院一样，毁于元末红巾军的兵火。
（二）元代文靖书院
文靖书院是北京地区始建于元初的一家书院 [120]。据考证，北京最早的书院产生与五代后梁时期的“窦氏书院”，位于今北京昌平。辽金时期北京地区的书院衰落。至元代初，
在沉寂了两个朝代之后，北京地区的书院在元初获得复兴，先后出现了“太极书院”、“谏议书院”、“文靖书院”和“韩祥书院”。明代中期，随着王阳明、湛若水学说的兴起，以及华夏大地书院文化的蓬勃发展，北京又出现了“通惠书院”、“杨行中书院”、“白檀书院”、
“闻道书院”、“双鹤书院”等 8 家书院 [120]。北京的书院在清代达到鼎盛，共有 12 家书院。
到清末“新政”，书院全部改为学堂。目前存留有建筑实体的只有清代“金台书院”1 处。文靖书院始建于元初，其创始人为贾德全、贾壤、贾和父子。据明代《环宇通志》、民国《房
山县志》、《北京图书馆中国历代碑拓汇编》、《元故俭斋先生贾君墓碣铭》、《元故房山贾君墓碣铭》、《滋溪文稿》、《有元故医隐贾君仟表》等文献，文靖书院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白带村。文靖书院是目前为止有足够证据支撑、有确切遗址、有准确历史人物和古遗址文物相佐证的，北京地区历史遗存最早的古代书院。贾德全、贾壤为山西世代祖传名医。贾德全系祖传尚医世家，从山西落户今房山张坊白岱村，以祖传医技为乡民服务，深得百姓爱戴。元初，朝野面对“医学久废，后进无所师授，朝廷恐一时取人，学非所传，危害甚大”，在全国设立医学，制定教学提纲和奖励制度，鼓励书院进行医学教育。元帝号召全国兴办医学，贾德全于是广收门徒学习医学，利用官府划拨的学田种药，其子贾壤、贾和协助父亲工作。后来随着元代理学盛行，贾德全儿子贾壤与好友赵密一起在书院增加理学课程，最终形成了以医学教育、医疗服务、中药种植、医学研究（编写医学文献）、程朱理学教育等德育和传统文化传播为一体的体系。由于书院学徒众多，造福乡村，影响很大，被元顺帝御赐“文靖书院”匾额。文靖书院历经元、明两百多年，培养了一批理学家， 也发展了医学教育，培养了不少医德高尚、技术高明的医者，为推动社会文化发展、人民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 [120]。
古代名医很多具有书院游学的经历，并在成名之后本着书院精神讲传医道医术，如朱丹溪等。
（三）首创医学教育“书院模式”萌芽或雏形的卢之颐
但元代的历山书院中，医科仅为其中一个分支，而非独立建制，且医科在历山书院中权重并不高。文靖书院也是同理。因此，一般认为，首创医学教育“书院模式”萌芽或雏形的是明清之际医家卢之颐 [35]。卢之颐字砾生，号晋公。承其父卢复医业，撰有《金匮疏论》
《学古诊则》《本草乘雅半偈》等多部医著，并以所撰著为讲义，讲明医学，受众颇多，其中， 影响较大者有张志聪、陈胤倩、张天生等人，后均成为当地名医 [35-37]。
（四）清代侣山堂
据杭州地方志记载，有清一代，杭州书院盛极一时，整个杭州府的书院前后共有 31 所。
清康熙三年（公元 1664 年），张志聪在武林“胥山之阴，娥媚之麓”（今杭州市城隍山脚粮道山附近）筑侣山堂，开创了我国中医教育以书院讲学形式培养中医人才之先河 [40]。《清
史稿》载 ：“明末，杭州卢之颐，著名讲明医学。志聪继之。构侣山堂，召同志讲论其中”之所以不是师承和流派模式，原因在于 ：①张志聪召集众多门人弟子，精究医典，首创集体校注整理医经之先河（如《黄帝内经素问集注》、《灵枢集注》《伤寒论集注》《金匮要略集注》《本草崇原集说》等）。②他们传承创新，凸显出研读经典、现场医学研讨与教学、临床实践三位一体的特色。③招同道、弟子数十人，讲论医学，有别于传统的授徒形式。
张志聪故后，由在侣山堂听张志聪讲学“历十年，悉窥精奥。遇病必究其本末，处方 不流俗”的高世栻继续主持，一直延续到光绪年间。侣山堂教学内容集中反映在张志聪编撰的《侣山堂类辨》和高世栻编撰的《医学真传》中。这两本著作内容丰富，切于实际， 兼顾了理论与临证实践，是医学教育的好教材。侣山堂延续近百年的中医书院教育模式和讲学活动，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其中有史可考、医术不凡者就有高世栻、莫仲超等 19 人， 造成了在海内外的巨大影响 [40-42]。
三、中医书院教育的不断发展
自侣山堂后，不少医家也根据各自的条件，创办了各种形式的中医书院。
（一）仲学辂创建的杭垣（浙江）医局
仲学辂创建的杭垣（浙江）医局。仲学辂。学辂字昂庭，清光绪间名医 [121]。初行医于宁波一带，后为禀承本派先师之业，返钱塘开设杭垣医局，详解开示，传先师之学于后世。一时同道弟子萃于医局，有名者如李宝庭、程逊斋、施瑞春、章椿柏、林纾青和王绍庸等。杭垣（浙江）医局继承侣山堂衣钵，集讲学、医疗与研经著述于一体，撰成《本草崇原集说》，翻印《内经集论》《黄帝素问直解》等医籍，将侣山堂传承延续至二百余年，复有武林医薮之目，如此几近二十年。世人赞“仲学辂终善局”[122-123]。
（二）陈修园讲学的井上草堂
陈修园讲学的井上草堂。嘉庆二十四年（1819），陈修园以老病乞归，讲医学于长乐嵩山井上草堂，并著书立说，各地趋前求教者日众 [124]。医学弟子达 20 余人。著作有《长沙方歌括》、《伤寒医诀串解》、《神农本草经读》、《医学三字经》、《医学实在易》、《医学从众录》等，后世以十六种合刊编为《南雅堂医书全集》（一作《陈修园医书十六种》，或题为《公余十六种》）刊行 [124-127]。
四、传统书院落幕后的中医书院
1901 年，晚清政府令书院改为学堂，书院时代就此落幕。民国现代学堂、学校风行， 儒家书院销声匿迹 [113]。对于中医教育，民国建立伊始，即颁布法令将中医官方教育禁止于教育系统之外，且拟取缔中医，各地涌现出一大批为拯救中医和中医教育奔走的医家，
他们坚守中医初心，积极吸纳西方医学之长，在官方抑制的情况下尽力保留中医教育的火种。民间中医书院、学堂、学会、师带徒等教育方式逐渐兴盛，中医书院成为当时中医教育的生力军。
1915 年，上海名医丁甘仁、夏应堂发起筹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17 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内务部立案成功。当时上海、广东、北京先后成为民国时期影响力最大的中医办学地区。此后，各地纷纷响应，筹办各种中医学校，据统计，民国时期创办的中医教育机构达 130 所，分布在上海、广东、福建、浙江、北京、江苏等地，创办时间主要集中于
1920——1930 年。这些学校虽然名称各异，但均为民间私学，其教学形式多效仿中医书院讲研实践于一体，并有增加西医内容者，故其中很大部分都可视为中医书院。
（一）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筹建于 1915 年，经两年筹备于 1917 年正式开学，是中国第一所正式中医教育机构，由“孟河医派”创始人——丁甘仁亲任主任，谢观任校长，二人一起主持校务 [128]。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是一所全日制学校，最初学制定为预科二年本科三年。预科主要学习中医基础理论 ；本科学习临床各科专门知识 [129]。第一期学员 20 多人，其中有丁甘仁最小的儿子丁涵人和长孙丁济万。1925 年夏天，丁甘仁和夏应堂又合作创办了上海女子中医专门学校。于 9 月 8 日 ( 农历七月二十日 ) 正式开学，首届学生 30 余人 [130]。对于上海女子中医专门学校的建立，当时社会评价很高，认为是“上海中医界的奇突之进展， 足以慰吾人之渴望”。丁甘仁去世后，1927 年底，由丁甘仁创办的男女两所中医专门学校合并为一。1931 年，该校改名“上海中医学院”，由丁甘仁次子丁仲英任董事长。1937 年， 丁仲英回顾自 1917 年来办学的经过 ：民国六年，先君有鉴于国医学术，仅恃师徒传授， 无以宏奖精粹，力求扩充培植国医人才，谋改进之计划，固国医之阵容起见，遂与仲英等发起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购地建舍，筚路篮缕，极尽苦心孤诣之能事。历年以来，毕业于斯校者，迄今无虑数千人，实倡海内中医办学之先声 [131]。
（二）天津国医函授学校
1928 年，张锡纯于天津开办国医函授学校 [132]。教材精选临床上好用、实用的内容， 反对空泛。张锡纯重视经典，但反对以全本《内》《难》《伤》为教材，主张节选精华 ；倡导对《医学衷中参西录》的研习 ；注重实践，鼓励切身用药尝药印证理论，并将自身使用西药的经验编纂成册，赋予西药性味，拟制出诸如阿司匹林石膏汤等奇巧新方 [132]。在课程设置上，不仅设有温病科、伤寒科等中医经典类课程，时疫科、妇女科、杂病学科、小儿科等临床课程，生理科等西医课程，还有切脉学、内科病理问症望色闻声科等临床技能培训课程。这些课程结构与内容，几乎接近现代中医药院校的课程设置思路。
（三）华北国医学院
1931 年，施今墨与陈宜城、魏建宏等人合作创办了华北国医学院，施今墨任院长 [133]。华北国医学院坚守“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医，培植专门人才，决不拘泥成法，故步自封”的办学理念，唯一宗旨为“希望阐明先哲之遗言，借助新医之实验，为人群造福”[134]，在教学理念上，施今墨主张革新中医，实现中西兼容，即以中医课为主、西医科为辅，要汲取西医科学化的病理分析和诊断方法之长，与中医在中药与处方方面的丰富经验相融合
[135]。倘若具备中医整体观念及辨证施治特点，又可借助西医的现代仪器和诊查手段，中
医学者便能更好地在学术层面探求真理，在临床层面提升诊疗技术。同时，施今墨提倡“前馆后院”式的教学模式，并通过一人多师、因材施教的手段，鼓励学生“早临床、多临床”，在实践探索中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他认为，《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名家著述虽称圭皋，但欲得其精髓，须从临床实践中深入体会。因此，华北国医学院附设诊所，施今墨亲自应诊并为学生现场讲解，答疑解惑。在 18 年间收入 650 名学生， 为近代中国培养出了祝谌予、李介鸣、翟济生、董德懋、哈荔田、李辅仁等一大批大师级的中医药人才。这所新型中医高等学府，不仅开创了我国中医院校教育之先河、继承了中医“师承家传”的特色，又汲取了西医学院式教育之经验，突破中医教育传统的发展体系， 为我国中医高等教育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创新发展之路，更为近代中国中医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36]。
传统中医书院因规模较小，见于记载的并不多。在地域分布上，中医书院又以南方居多。但在中医教育形式贫乏，仅限于官办和师徒传承的时代，集讲学、临诊、著述和研究于一体的中医书院教育无疑为中医教育增加了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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