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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到曹禺，马上就会想到《雷雨》。
再说到曹禺，马上又是想到《雷雨》。
这就是曹禺，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他就是那种靠一部戏，吃一辈子饭的人。似乎除了《雷雨》，他再没写过什么。
其实这是个误会，因为曹禺在写完《雷雨》之后，还写了《日出》《北京人》等也很有名的戏剧。虽然它们确实不如之前的《雷雨》。
今天9月25日，是雷雨109年的诞辰纪念日，我们就来说他，纪念他。
1910年的9月24日，是阴历八月二十一日，也就是中秋节过后的第六天，一个小男孩降生在了天津一座阔气的小白楼里。
这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里，但这个家庭的主人万德尊，却正充满希望地迎接他的孩子，看到孩子顺利出生，他高兴极了，给孩子取了个特别福气的名字——万家宝。
但可惜，三天后，孩子的母亲就因产褥热去世了。
母亲死后，父亲觉得没有谁可以带好孩子，就特地把小姨子从武昌接来。小姨名叫薛园南，同家宝的生母是孪生姐妹。姐俩长相酷似，简直就像一个人。
不久，万德尊又和小姨子薛园南结了婚。
小姨成了继母。
自己姐姐的孩子，就像自己亲生的一样。继母对家宝十分疼爱，呵呵倍加。
但不知为什么，家宝却总觉得不开心，从小在失落和压抑的氛围中长大，个性苦闷而内向。
后来他常和人说：
“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
即使到了他自己成为70岁的老人，一提到生母，他仍然是无限怀念和伤痛。生母的死，成了他童年孤独苦闷永远也挥之不去的阴影。
1910年，清王朝摇摇欲坠，辛亥革命即将发生。这一年，与曹禺同一年出生的名人，还有阮玲玉，钱钟书，张乐平，华罗庚，费孝通等。
其中，在1935年3月，25岁的阮玲玉自杀。曹禺极其愤慨，还因此而创作了《日出》。
曹禺的父亲万德尊（1873—1929年，56岁），此时正在天津做直隶卫队的标统。
公馆就是这座小白楼。还有自己的独立院落，整洁幽静。出门不远就是海河，海河里不时传来火轮船的汽笛声。
尚在襁褓之中的曹禺，常常凝神谛听。
万德尊 15岁便考中秀才，到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求学。他一面刻苦攻读，一面养家餬口。书院每月发四两银子的津贴，他省出一半来寄给父亲，接济家用。
父亲的原配夫人，是同乡的燕氏，生下过一男一女。长女家瑛，长子家修。
1904年，万德尊以清国官费留学生的身份抵达日本东京。先入日本振武学校就读，毕业后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他的同学里，就有著名的山西王阎锡山，还有程潜、孙传芳、唐继尧、李烈钧、赵恒锡等人，而蒋介石则是他后来的学弟了。
5年后，万德尊学成回国。被委以军职。受到当时直隶总督端方的器重，任命他为直隶卫队的标统。
略微得意的万德尊，便又娶了一位商人的女儿薛氏为妻，就是万家宝的生母。他们结婚不久，夫妻恩爱和睦，万德尊虽有一男一女，却仍盼着再生贵子。
结果，没想到，孩子是生下来了，老婆却没了。
好在又来了小姨子，接过了姐姐的班，这下，孩子有了奶妈，他也又有了新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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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曹禺3岁。
万德尊被新的民国政府，授予陆军步兵上校并加陆军少将衔。
万家公馆也从小白楼，搬到意租界里的一栋二层小洋楼。 意大利的建筑风格，从远处看去显得严整而精致。临近都是各有特色的楼房，这里是高等华人和洋人的街区。
老龙头车站就在附近，不时传来火车“突吐突吐”的声音，和着汽笛的长鸣。每当夜阑人静，或当着风顺的时候，还可听到海河那面法国教堂的钟声。
万德尊每月都有200两银子的薪俸，都被他攒了起来。他还有每月20两银子的车马费，只此一项就足够全家开销。
生活是无忧了，但万德尊却常常高兴不起来。
他总觉得自己不该当武官，他喜欢舞文弄墨。因之，他当了标统不但未能使他如愿以偿，反而常有怀才不遇之感，在内心深处交织着苦恼和忧郁。
曹禺曾经说：“我父亲做官不得意，他说他做了一辈子官是做错了，坚决反对我去做官。
他又有些软弱、善感。他有一手好文笔，能作诗也能写对联。有时又满腹牢骚，像一个怀才不遇的落魄文人。”
也许，就是他的这种多愁善感，影响了童年的万家宝？
万德尊不甘心，可他又不愿像有些军阀那样在乱世中去投机，去冒险，或者，他也没有冒险家的胆量，这让他内心更有一种莫名的烦恼和苦闷。
他才刚刚40岁，就觉得老之将至，潦倒不堪。靠利息和房租收入，家里有两栋楼房，前后紧挨着，他把靠街的一栋出租给别人，靠房租收入生活。
成日和几个朋友一起饮酒赋诗，或躺在烟灯前面，在烟雾缭绕中麻醉着自己。
如果能这样安安静静过日子，倒也罢了。
他还发脾气，骂大街，摔东西，打下人。似乎什么他都看不顺眼，他内心苦闷极了。但是，他不懂得他的苦闷又给他的家庭带来多么沉闷而抑压的空气。
“尽管我的父亲很喜欢我，但我不喜欢我的家。”
多年后，曹禺仍然这样回忆父亲。
“那个家庭的气氛是十分沉闷的，很别扭。我父亲毕竟是个军人出身的官僚，他的脾气很坏。有一段时间我很怕他。他对我哥哥很凶很凶，动不动就发火。我总是害怕和他在一起吃饭，他常常在饭桌上就训斥起子弟来。 ”
好在，小万家宝还有母亲，虽然是继母。
但继母会常带着他去看戏。京剧、河北梆子、山西梆子、唐山落子、文明戏等，什么都看。
女儿万黛、万昭回忆说：
“我的奶奶是个戏迷，爸爸三岁时，奶奶就抱着他去看戏，成了小戏迷。
童年时，爸爸看过很多著名演员的演出，比如京剧表演艺术家杨小楼、余叔岩、谭鑫培演出的《空城计》《盗御马》《长坂坡》以及很多三国戏。
比如北昆的韩世昌的戏以及侯永奎的《林冲夜奔》。又比如，说书的刘宝全以及刘鸿声表演的《斩黄袍》《失空斩》等等。天津荟萃了不少著名演员。
谭鑫培、刘鸿声、龚云甫、陈德霖、杨小楼的戏，他都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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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戏中，曹禺一天天长大。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们也都来天津和他们一起住。一大家子，顿时热闹起来。
大姐家瑛比继母只小七八岁，继母却很知礼，殷勤地接待她们，真心的待他们好。
大姐格外喜欢这个同父异母的小弟弟，常抱他、亲他，形影不离。还成了他的启蒙老师，第一个教他识字。
她为小弟准备下字块。
“添甲，姐姐教你识字好吗？”
添甲对姐姐是百依百顺，姐姐让他做什么，他都心甘情愿。
第一次教的是人、手、足、刀、尺……他很快就记住了。姐姐教得认真，添甲记得也快，姐姐乐坏了，更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弟弟。
多少年过去了，曹禺都不能忘怀姐姐的爱，这给他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
可是有一天，奶妈却对他说：
“添甲，你知道你的亲妈吗？这个妈不是你的亲妈，你的亲妈生你三天便得病死去了。”
这些话，深深地刺激了他，在心灵中渗透着、浸延着，使他萌生着失去生母的悲哀和痛苦。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失去生母的孤独感和寂寞感不但未曾减少，反而成为苦闷的酵素蔓延着、扩展着，凝聚在心灵的深处。
继母爱看《红搂梦》，她把黛玉的《葬花词》背得滚瓜烂熟，也颇能体会其中韵味，从继母的朗诵语调中，却感受到其中悲凉伤感的味道。
随着父母的领读，他也学会背诵了，那《葬花词》的悲凉也渗入他的情感之中。从小，就受着这样的熏陶，使他对古典诗词有颇深的领悟。
1916年，曹禺6岁时，父亲被任命为黎元洪的秘书，家搬到了北京西城。与屈映光交往十分频繁。
曹禺随屈子从一张姓老师学习，此人是来自浙江的前清'拔贡’，颇通教学。
新年时，曹禺随父亲到总统府，当面对上了大总统出的对联，黎元洪还特别送给曹禺一块金表。
但接着，又是张勋，又是段祺瑞，然后就是黎元洪通电下野，冯国璋当上了大总统。父亲也不得不暂避一时了。
而此时，已经9岁的曹禺，开始读老一辈传下来的四大名著，还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以及《聊斋志异》《老残游记》《镜花缘》等等，特别是家中的（大）《戏考》，都让他翻烂了。
他还喜欢读开明书店出版的《少年》杂志, 《鲁滨逊漂流记》，《巴黎茶花女遗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迦茵小传》等。
并且受到家中佣人段妈的影响，或者是总看小说的缘故，添甲的心总是向着穷人。
这一年，父亲曾被任命为宣化镇守史，只有他跟着父亲母亲到宣化府。这段时间并不长，但在他的生活道路上却给了他终生难忘的印象。
“那时我非常敏感，我总是坐在城墙上，听那单调却又十分凄凉的号声。偌大一个宣化府，我一个小孩子，又没有了自己的母亲，是十分孤独而寂寞的。”
1920年，万德尊出任山东省长公署警务主任秘书。6月24日，山东省长屈映光离鲁调京，另候任用。万德尊与之共进退。终于从仕途上完全退了下来。
时局动荡，父亲没有事做，也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渐渐地，就开始和继母躺在塌上抽大烟。
“从早到晚，父亲和母亲在一起抽鸦片烟。到我上了中学，每天早晨去学校，下午四点回家时，父亲和母亲还在睡觉，傍晚才起床。每次我回到家里，整个楼房没有一点动静。
其实家里人并不少，一个厨师，一个帮厨，一个拉洋车的，还有佣人和保姆。但是，整个家沉静得像坟墓，十分可怕。
我还记得，我的父亲常常在吃饭时骂厨师。有时，他一看菜不满意就把厨师喊来骂一通。有时，也不晓得为什么要骂人。我母亲说他，他就更抑制不住，大发脾气。真是个沉闷的家庭啊！”
4
与沉闷的家庭比起来，外面的世界却是热闹的。
1922年，13岁的曹禺考入南开中学，成为二年级插班生。
“记得那年，我才13岁，学校办暑期补习班，听过梁启超的讲演，题目是《情圣杜甫》。梁启超头光光的，讲起来铿铿锵锵，很有兴味，我就是听了他讲杜甫而受到启发去读杜诗的。”
他还参加了学校当时由张彭春先生指导的“南开新剧团”，也就是周恩来总理曾经演过戏的那个剧团。
他在张彭春先生从西方介绍过来的戏剧——（挪威）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国民公敌》《玩偶之家》———中担任女主角，主演过（英）高尔斯华绥的《争强》和根据（法）莫里哀的名剧《悭吝人》改编的《财狂》。
后来又主演高尔斯华绥的《罪》和自己的《雷雨》，并和演员张瑞芳一起演出表现莫扎特的话剧《安魂曲》。
第二年，曹禺因为生病休学在家，看《少年》杂志，也看父亲订阅的《东方杂志》，还有《语丝》和《创造》。
黎元洪好景不长，6月，又被驱逐下台，父亲就回到天津，从此一蹶不振，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
总是说：“我老了！”（时年50岁）
一种老之已至的悲凉感占据了他的心。
秋天的时候，曹禺病好了，他去上学，午间在学校里进餐，下午放学才回家。
曹禺在学校里，过得十分愉快，上课，演戏，和伙伴谈诗论文。而一回到家里，就进了另外一个世界。
一进家门，整幢楼房就静得吓人，光线幽暗的楼道里，阴沉沉的，似乎空气都像冰块那样冻结起来。没有一点声息，也没有一个人影。
1925年，16岁的曹禺，加入了南开中学的文学会，并成为这个学生文学团体所设图书馆的职员。他很愿意担任这个差使，因为，这可以更多更方便地看到自己所爱读的新文学作品。
第二年，曹禺成为高中一年级学生，和几个同学王希仁终于办起了一个文学副刊《玄背》。 曹禺后来说：
“说来也奇怪，我还曾迷过郁达夫，受到他的影响，我特别喜欢他的《春风沉醉的晚上》。我曾写过一篇小说，叫《今宵酒醒何处》，就是受了郁达夫的影响才写出来的。”
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都成为了他的引路人。
1928年，曹禺两次考协和不中，后来，他又曾两次考留学生，也未考上。
他读书从来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他是书呆子，但又不会背书考试，所以，往往榜上无名。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而到了10月，他又开始忙着公演易卜生名剧《娜拉》的事去了。
“由我扮演娜拉，我们一面上学，一面排演，每次演出都很用心，很努力。当时《娜拉》的演出在天津是件很大的事，尤其在教育界引起很大的注意，演出后报纸上纷纷刊载评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第二年的九月，曹禺由南开大学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在清华潜心钻研戏剧。
开始阅读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戏剧及契诃夫、易卜生、奥尼尔的剧作，并且开始翻译外国剧本。
旧历除夕，父亲老早就让仆人告诉家宝，陪他去澡堂洗澡。他从小就带着家宝洗澡，如今儿子已经成了大学生，他仍然保持着这个老规矩，大概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享受吧！
洗过澡，通常又该理发的。正在理发的时候，德尊忽然觉得头痛，似乎他已预感到什么，便急着把家宝喊来，把他送回家去。
抽大烟的人，都以为只要抽上几口烟就能百病皆除的。当继母把烧好了的烟泡放到烟枪上，送到父亲手里，他刚刚拿起来要吸的时候，便突然昏厥过去，不省人事了。
连抢救也来不及，就这样猝然去世了。
事后多年，曹禺回忆：
“他是因为债务生气，一着急便死去了。是我去报丧，都是由我跑的。所有的人对我报丧都不起劲，都不来过问了。
家庭一败，立即脸就变了，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有谁从小康人家堕入困顿的吗？我以为这条路中，大概可以看到世人的真面目。”
真像鲁迅经历的那样，家庭一败就完了，找谁谁都不管，真是可怕的啊！这种体验是平时不可能得到的，这种人生的体验对我来说是太深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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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距离父亲去世已经3年。
23岁的曹禺，在暑假的时候，躲在图书馆二楼阅览室里，写他的第一部剧作《雷雨》。
多年后，曹禺回忆他为什么写《雷雨》：
大约从我19岁在天津南开大学时动了这个心思。我已经演了几年话剧，同时改编戏，导演戏。接触不少中国和外国的好戏，虽然开拓了我的眼界，丰富了一些舞台实践和作剧经验。
但我的心像在一片渺无人烟的沙漠里，豪雨狂落几阵，都立刻渗透干尽，又干亢燠闷起来，我不知怎样往前迈出艰难的步子。我开始日夜摸索，醒着和梦着，像是眺望时有时无的幻影。
好长的时光啊！猛孤丁地眼前居然从石岩缝里生出一棵葱绿的嫩芽——
我要写戏。
曹禺从清晨钻进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夜晚10点闭馆的时刻，才怏怏走出。
“夏风吹拂柳条刷刷地抚摸着我的脸，酷暑的蝉声聒噪个不停，我一点觉不出，人像是沉浸在《雷雨》里。
我奔到体育馆草地上的喷泉，喝足了玉泉山引来的泉水，才觉察这一天没有喝水。”
终于，在暑期毕业前，曹禺写成了他的《雷雨》。
“我心中充满了劳作的幸福。我并不想发表。”写完后，曹禺就把《雷雨》稿本交给了他童年好友靳以（1909年-1959年11月7日，50岁），然后，他也就再没有过问此事了。
“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道路。在我个人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到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世态。
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泪。我有无数的人像要刻画，不少罪状要诉说。
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惨痛的人海里，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作“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和灵魂。从下种结成果实，大约有五年。
这段写作的时光是在我的母校——永远使我怀念的清华大举度过的。
我写了许多种人物的小传，其数量远不止《雷雨》中的八个人。记不清修改了多少遍，这些残篇断简堆满了床下。到了1932，我在清华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这部戏才成了一个比较成形的样子。”
伴随着《雷雨》的诞生。他的第一次恋爱，也悄悄地来了。
曹禺比郑秀高两班，是西洋文学系的学生。当时清华女生很少，郑秀大家闺秀的气质，秀美端庄的仪表，引起了曹禺的注意。
郑秀是法律系的学生，与曹禺并不认识，对戏剧表演更是外行。
而且，郑秀对这位身材矮小，身穿大棉袍，戴着一副黑边眼镜，总是抱着一大堆书在清华园里来去匆匆的“老学究”，并不以为然。
当曹禺第一次邀请郑秀时，她回绝了邀请。
这使曹禺心伤欲碎，他不住地在郑秀宿舍“静斋”院外长时间痴痴站立，有时又送去一封封写满诗篇、洋溢着艺术激情的书信，不久，失魂落魄的曹禺终于病倒了。
因此，好心的同宿舍同学不得不托人传话给郑秀：
“你们赶快让郑秀和万家宝好了吧，不然，怎么得了？这几天万家宝整宿不睡，喊着郑秀的名字，又哭又叹气，非疯了不可，我们也被他闹得不得安宁。”
在写作《雷雨》的同时，曹禺考取了清华研究院。
1933年9月，巴金从上海到北平来了。他和郑振铎、靳以正在筹办着一种大型文学刊物。先是住在沈从文家里，不久，便在三座门14号找到一个僻静的小院，作为《文学季刊》的编辑部。
三间房子，靳以和巴金各住在两边的耳房里，中间的一个房子便成为接待客人和办公的地方。因为曹禺和靳以的关系，曹禺也常去三座门14号，他说：
“我在学校没事时也常去坐坐，我记得在座的还有沈从文、卞之琳等。”此外，还有陆孝曾、郑振铎、谢冰心等人。
他把《雷雨》早就放到脑后了。
“靳以也许觉得我和他太近了，为了避嫌，把我的剧本暂时放在抽屉里。过了一段时间，他偶尔对巴金谈起，巴金从抽屉中翻出这个剧本，看完之后，主张马上发表，靳以当然欣然同意”。
那时，巴金和曹禺并不熟悉，只是见过面罢了。但是，一当阅读这部稿子，就为它所吸引了。
巴金回忆说：
“我想起了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14号南屋中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翻读《雷雨》原稿的情形。我感动地一口气读完它，而且为它掉了泪。
不错，就落了泪，但是流泪以后我却感到一阵舒畅，同时我还觉得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我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微少的精力。”
他决定把《雷雨》四幕剧一次刊登在《文学季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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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8月17日18日，孤松剧团在天津师范学院礼堂正式公演了《雷雨》，这是国内第一次公演《雷雨》。
导演吕仰平，8月24日到29日，《大公报》连载不凡的《〈雷雨〉演出》一文，对这次演出给予高度赞扬。
4月28日，《雷雨》以中华话剧同好会的名义，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举行首次公演，当时郭沫若正流亡日本，同好会便邀请他来观看演出。
他问朋友：“《雷雨》在哪里发表过？”
朋友说：“登在《文学季刊》第３期上，全文近20万字，是一个大悲剧。”
在观摩中，郭沫若很赞赏，一再打听作者的情况。
李健吾写了一篇《雷雨》的评论，刊登在8月24日的《大公报》，这是第一篇很有分量的评论，他是带着满腔热忱，更带着一个评论家的客观态度来进行评论的。
鲁迅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活中，介绍中国剧作家时说：
“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新出现的左翼戏剧家曹禺。”
1936年9月，曹禺来到南京，任教于成立不久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
不久，郑秀放弃了自己的学业，在南京审计部当了一名科员。
11月26日，曹禺与郑秀，于南京平仓巷德瑞奥同学会，举行隆重订婚典礼。曹禺穿西式燕尾服,郑秀穿旗袍。
靳以、巴金从外地赶来参加。巴金送上一个洋娃娃，郑秀非常高兴地说：
“我捧到了一个金娃娃，家宝要没有巴金的赏识，《雷雨》不出版，还只是一个穷学生。”
第二年，他们就办了结婚酒席。
夏说：
但曹禺和郑秀真正生活在一起，才发现郑秀根本不适合自己。
郑秀严谨刻板，爱干净整洁，似乎又洁癖，处处嫌弃充满艺术细胞懒散邋遢的曹禺。
有时候，曹禺写作，几天几夜都不睡觉，也不洗漱，浑身一股味儿，吃饭也是囫囵吞枣，衣服更是不换。
俩人彼此都开始嫌弃。
不久，曹禺遇到了方瑞。觉得对方文静可爱，处处有一种理解他的知书达理。方瑞出身于书香门第。她是还清代著名书法艺术家邓石如的后代。
曹禺这样描写方瑞：
见过她的人第一个印象便是她的“哀静”。
苍白的脸上宛若一片明静的秋水，里面莹然可见清深藻丽的河床。她的心灵是深深埋着丰富的宝藏的。
在心地坦白人的眼前，那丰富的宝藏也坦白无余地流露出来，从不加一点修饰。她时常忧郁地望着天，诗画驱不走眼底的沉滞。
像整日笼罩在一片迷离的秋雾里，谁也猜不透她心底压抑着多少苦痛的愿望与哀思，她是异常的缄默……一种惊人的耐性……
她温厚而慷慨，时常忘却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抚爱着和她同样不幸的人们。然而她并不懦弱，她的固执在她无尽的耐性中时常倔强地表露出来。
这正是此时的曹禺需要的，他们相爱了。
这段恋情从一开始就处于半公开状态，曹禺数次向郑秀提出离婚，此时郑秀已育有二女，坚决不离，但二人夫妻关系名存实亡，一直分居到1951年。
长达14年之久。
1950年，曹禺担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的职务，根据“新婚姻法”，一夫一妻制，曹禺必须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
法院介入后，判决夫妻分居时间已经达到规定年限，夫妻已经失去感情，没有了共同生活的基础，判决离婚。
听完裁判书的一刻，郑秀放声大哭：
“过去我爱曹禺，嫁给了他，现在我仍然爱他，我成全他，我同意离婚，希望他幸福。”
郑秀同意离婚后，曹禺就和方瑞结了婚。她也给曹禺生了两个女儿。
可怜的是，十年浩劫里，曹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下放农场劳动。
方瑞带着幼小的孩子，还要照顾老人，支撑着这个家，她很苦恼，每天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
1974年，方瑞因服食过量的安眠药离开了这个人间，是意外还是自杀，只有老天知道了。
方瑞逝世后，曹禺的女儿们有意撮合他和第一任妻子郑秀破镜重圆，郑秀也同意，可是曹禺不同意。
不知为什么，曹禺就是讨厌这个女人。
郑秀也不知道自己哪点不好，就是不能讨曹禺的喜欢。
想当初，她都没看上曹禺，她心里确实不喜欢文艺青年。尤其是文艺男青年。可是，当初他那么拼死拼活地追求她，最后好不容易得手了，却又说不喜欢了，就真的不喜欢了。
就又去找别人，说喜欢别人。
世间的爱，有哪一点是公平的，是可以以心换心的？
5年后，曹禺和戏剧女演员李玉茹结婚了。
李玉茹那时55岁，曹禺65岁。
1996年，曹禺病逝，享年86岁。
12年后，李玉茹病逝，享年84岁。
于是，曹禺的戏也就这样演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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