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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生两大宝，双手与大脑。
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
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
这是一所学校的校歌《手脑相长歌》。
你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吗？
对，是陶行知。
今天是陶行知诞辰128周年。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55岁）
可能有人并不知道陶行知是谁，确实，陶行知的名气不算大。
不过，他办的学校，他的办学理念，他的教育救国，至今依然让很多人崇敬。
若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他的知名度很高，但露脸的机会却并不多。
我们甚至看到他的照片，都不知道那是他。
只以为是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乡村老师而已。
小时候，我和小朋友们，曾经有个梦想，就是要在这一生，活得有滋有味。想以自己的人生，帮助和影响更多的人。
不敢说立言立功立德吧，起码应该帮助和影响到人。
我们讨论做什么可以帮助和影响到人。
一个说做警察，最能帮助到人。一个说做教师，最能帮助到人，还可以影响到人。
还有一个说当作家，才能真正帮助到人，并且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影响到人。
最后，那个说做教师的朋友，影响了我。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想做个老师。
而且事实上在我人生的某个阶段，我也确实做过老师。
所以，我对陶行知了解的还是比较早，虽然了解并不深。
曾一直有个梦想，有一天可以去参观南京的晓庄师范。去亲自拜访陶行知当年奋斗的地方，去寻找他的足迹，当面向他的纪念碑鞠躬敬礼。
但可惜，生活如此残酷，梦想至今未圆。
好在，今天，可以借这个机会，再次与他相会。
有句话说，逝去的人，并没有真正死亡。只要有人想念他，还记得他，他就会活着。
那么，愿我的记忆，能让陶行知再一次活在我的笔下，活在这篇文章里。当每一位读者读到他的时候，也活在他们的心里。
陶行知去世的很早。
1946年就去世了。年龄也不大，连55岁都没满。
我们今天，就从他的去世讲起。
2
1946年，是陶行知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年。
这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培养革命人才。
并帮助一些进步青年前往革命根据地。
他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被毛泽东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阻挠和迫害，育才学校已难以在四川重庆附近生存。
4月，陶行知来到上海，寻找新的育才学校地址。
同时，他继续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奔走呐喊。在他生命的最后100天，他在工厂、学校、机关、广场发表演讲100余次。
并积极筹组“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
4月21日，陶行知在育才中学讲演《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
在储能中学召开的上海教育界欢迎会上演讲。在大任小学、圣约翰大学、大同中学、沪江大学……到处都留下了陶行知的身影。
6月23日，上海各界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代表团赴京请愿，陶行知在北站五万人欢送大会上发表演讲。
陶行知大声呼吁：
“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6月25日，陶行知在国际饭店代表54个人民团体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要求美军立即撤退。
6月29日，陶行知与郭沫若、沈钧儒等发起《致美国人民书》。
7月，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身为民盟教育委员会主任，陶行知极为愤慨，严厉谴责国民党的不法行为。
国民党特务把他列为下一个暗杀目标。
但陶行知毫不畏惧，声称：
“我等着第三枪！”
并对学生们说：
“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
他写信激励育才师生为民主斗争“再接再厉，前仆后继，屡败屡战，以底于成。
然而，不等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便因长期劳累过度，又受李、闻事件的刺激又过深。
竟于1946年7月25日，突发脑溢血，不幸病逝。
距离闻一多被暗杀，仅仅隔了10天。
惊悉噩耗，周恩来、邓颖超、沈钧儒等匆忙赶到，陶行知的手尚有微温。
26日上午，上海万国殡仪馆挤满了前来悼祭的群众。
中共代表团献上挽联：“中国人民教育旗手，民主运动巨星”。
8月11日，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也举行陶行知追悼会。
毛泽东送挽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5年后，陶行知纪念馆，始建于晓庄师范复校时，附设于晓庄师范校园内，馆内收藏保存陶的一批照片、手稿、遗著和遗物。
1980年3月，该馆经整理后重新开放，共展出照片120幅，遗物、遗著200多件。
1985年，纪念馆展览室扩建，陈列面积400多平方米，充实了展品内容，展出照片429幅，实物319件。
1993年，纪念馆从校内迁出，在劳山脚下建造了新馆，新馆占地面积达800平方米。
屋顶为水泥浇制，仿茅草顶，显得古朴端庄。门楼高达25米，大门上方挂有张劲夫题写的“犁宫”和陆定一题写的“陶行知纪馆”两块铜匾。
门厅内有一尊陶行知全身铜像，背景是毛泽东题写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13个金色大字。
馆内有两个展厅，展出内容分为八个部分：
青少年时期，提倡教育改造时期，乡村教育时期，普及教育时期，国难教育到战时教育时期，全面教育时期，民主教育时期，纪念陶行知、学习陶行知。
展厅共展出了近400幅珍贵图片，200多件陶行知的遗著、遗物、遗稿等，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陶行知伟大而光辉的一生。
3
1891年10月18日，安徽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一个贫寒的教师家庭里，诞生了一个娃儿。
他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教育家的陶行知。
陶行知6岁时，曾在邻居家厅堂玩耍，看见厅堂墙上挂着对联，坐在地上临摹起来。
这一幕，恰好被邻村方庶咸秀才看见，免费为其开蒙。
1905年，陶行知14岁。
进入歙县基督教内陆会所办的崇一学堂，他在宿舍墙上，挥笔写下：
“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
3年后，陶行知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想通过学医来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病痛，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志向。
但是，因这所教会学校歧视非入教的学生，他不愿意自己思想受外国人的随意摆布，入学仅三天，他即愤而退学。
第二年，他又考入南京汇文书院，但只呆了一年，就转入金陵大学文科。
大学期间，他受辛亥革命影响，在校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主编《金陵光》学报中文版，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
在《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中，他号召全校同学，努力学习和工作，发出自己的光和热，报效祖国，"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
1914年，23岁的陶行知，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从金陵大学毕业。
在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他写道：
“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
毕业后的他，选择了出国留学。
他先是在美国伊利诺大学学市政，半年后便毅然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
尤其崇拜杜威。
其实在杜威门下，还有一位大名人，就是胡适。
并且他俩还是同年同岁。但陶行知却对这位名满天下的同学，很看不惯，认为他处处标榜西方那一套价值观，对中国的实际问题作用不大。
胡适曾写过一篇《我们走哪条路》，对当时中国的前途做了细致的分析，影响极大。
但陶行知不以为然，评价说：
“里面陈说中国五个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而对帝国主义之侵略，竟武断地将它一笔勾销。”
并作一首打油诗：
“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着五个小鬼，放走了一个大妖精。”
1917年，26岁的陶行知学成回国。
在回国的轮船上，同学们都在畅谈回国后的人生目标，五花八门，众说纷纭。
陶行知的目标却很简单，就是——“使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
回国后，陶行知先后出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
此时的国内，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众多的文化界名人纷纷占领高等学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而陶行知，却没有凑这个热闹。
他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
而农村教育，对他尤为重视。他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
因此，他毅然投身于最广大的农村，并立下宏愿：
筹措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开设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
为了普及平民教育，他亲自编写了两本教材：《平民千字课》和《老少通千字课》。
奔走于全国各地，义务教广大的农民兄弟识字，并免费赠送这两本教材，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接受的人要教会身边的两个人识字。
经过数年的努力，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国农民的识字率一下子上升了二三十个百分点，被教育部当成了自己的政绩大肆宣扬。
随后，陶行知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运动。
4
1927年，对中国，对陶行知，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年份。
这一年的3月，36岁的陶行知，在南京北郊晓庄。
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创办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
开业典礼上，挂着一副陶行知亲自撰写的对联：
“和牛马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稷棉下工夫。”
这就是陶行知的办学宗旨。
因陶行知的巨大影响力，来学校报名的孩子们成千上万，学校的桌椅都不够用了。
陶行知便请了一位木匠师傅来做凳子。
这位木匠师傅刚准备好工具要干活，陶行知突然对他说：
“师傅，我们不是请你来做凳子的。”
木匠师傅一愣，不叫我做凳子那叫我来干什么？
陶行知接着说：
“我们是请你来做先生的，你教会一个学生做凳子，就给你一份工钱，如果都教不会，就算你把凳子全部做好了，也一分钱没有。”
木匠师傅一听是这么回事，也觉得新鲜，就答应了。
陶行知又说：“你教学生们做凳子，学生们也得教你文化知识，看看谁教得好，谁学得快。”
就这样，学生们一边跟着木匠师傅学做凳子，一边教他学习文化知识。
几天下来，不但全校的凳子都做好了，学生们的知识也得到了更深的理解，一举两得。
一天，一个学生在打班上的另一个学生，陶行知发现后，马上制止了他，并让他放学后去校长办公室。
放学后，陶行知来到办公室，发现那个学生已经在那里了，就从兜里掏出一块糖，说：
“这是奖励你的第一块糖，因为你按时来了。”
学生一愣，虽然有点莫名其妙，但也接过了糖。这时，陶行知又掏出一块糖，说：
“这是奖励你的第二块糖，因为当时我制止你的时候，你很听话，马上就住手了。”
学生有点不好意思。陶行知又掏出一块糖，说：
“这是奖励你的第三块糖，我调查过了，你打那个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同学，你是见义勇为。”
学生低着头说：“校长，是我错了，我打人终归是不对的。”
陶行知又掏出第四块糖，说：
“这是奖励你的第四块糖，因为你知错就改。”
这就是陶行知的教育观，所谓“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学习不光是坐在教室里看书写字，生活中的任何东西都有学问，只要用心去学，就会有所成就。
这样的教学方法真棒，弄得我都想让学生时代重来一回，去做陶行知的学生。
陶行知有句名言：
“为了劳苦大众，我们吃草也干！为了受苦小孩，我们要饭也干！”
5
1930年4月，39岁的陶行知，遭国民党通缉，被迫流亡日本。
风头过后，他就又悄悄潜回国内，继续开展教育普及工作，在上海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主编《儿童科学丛书》等。
从日本回国后的第二年，陶行知创办生活教育社及山海工学团。
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
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进行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民权训练、生育训练等，还开展小先生运动。
设想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来改善人民的生活。
他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知行》一文。
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改本名为陶行知。
虽然王阳明学说含有主观唯心主义的成分，陶行知却从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且终生以此自勉。
1935年，爆发了一二·九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影响下，陶行知积极宣传抗日，参加民主运动，进一步认识到教育应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务。
并与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胡愈之、邹韬奋、李公朴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1936年初，又成立国难教育社，被推为社长。
拟订《国难教育方案》，把生活教育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
5月，他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和常委。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宣言，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连毛泽东都复信表示支持。
7月，受救国会派遣，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宣传抗日救国，介绍中国大众教育运动。
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并当选为中国执行委员。
期间当得悉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的消息，十分气愤，立即联络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联名通电蒋介石，营救七君子。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为了把战火引向中国和苏联，一直在暗中援助日本。1937年，日本进口的所有战略物资，有54.4%是美国提供的。
陶行知正在美国宣传中国的抗战事业，在一次演讲中，他悲愤地说：
“我要回国参加抗战去了。如果有一天我被日本炸弹炸死，请你们不要忘记，我身体的54.4%是被你们美国炸死的！”
1938年，47岁的陶行知，参加国民参政会，致力于抗战期间的教育活动。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号召，成立了中国战时教育协会。
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们共赴国难。
第二年七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古圣寺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
1945年，陶行知54岁。
这一年，陶行知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同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1月，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并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
社会大学的宗旨是“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教育的进程。
这时的陶行知，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教育家，而且成为了一名民主战士。
可惜，老天给他的时间太短。
夏说：
多年辛苦的工作，四处奔波的劳累，郁闷积愤的心情，还有国民党特务阴险狡诈的恐吓，终于让这位民主战士，因病倒下。
死时，才55岁。
但他留下的财富，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
至今，以他教育理念办学的各大中小学校，已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
陶行知先后娶过三位夫人。
汪纯宜，是第一位。她比陶行知小4岁，三岁时父母双亡，和陶行知妹妹是同学。
陶行知和她完婚后便赴美留学。
他们育有四子：陶宏、陶晓光、陶刚、陶诚。
1936年，汪纯宜因病早逝，死时41岁。
陶行知曾痛哭过三位伟大女性：“母亲，纯宜妻，文美妹，你们实在是三位最伟大的女性，实在是被我拖垮累垮的啊！”
第二位吴树琴。
1915年生，安徽休宁人，与陶行知是同乡。
少女时代离开休宁去上海求学，考取了中法大学的药学专修科。
1934年，吴树琴在上海认识了陶行知。
两人尽管年龄相差24岁，但很谈得来。吴树琴深为陶行知的革新精神与爱心所感动，对他很是崇敬。
大学毕业后，吴树琴放弃留在上海一家法国人开办的大药房工作的机会，来到南京北郊吉祥庵的晓庄学校研究所工作，并与陶行知相恋。
此时的吴树琴在心里感到，今生今世将再也不可能离开这个有着高尚品行、知行合一的不平凡的人。
1939年，12月31日，吴树琴与陶行知在重庆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邓颖超当时随周恩来在重庆工作，夫妇俩过去就认识陶行知与吴树琴。邓颖超特地赶到他们举行婚礼的育才学校，还送上一份贺礼，致了贺词。
周恩来对陶行知相当尊重，给予很高评价。
那时重庆文化新闻界一些文人在《中央日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
影射攻击陶行知是“美国杜威博士的忠实门徒”，又诬称他“喜欢出风头，标新立异”。
周恩来对此很气愤，在一些公开场合，仗义执言，帮陶行知说话，令陶行知夫妇很感动。
陶行知去世后。
周恩来夫妇赶到医院，周恩来和邓颖超还亲切慰问了吴树琴女士，请她节哀，照顾好孩子，并留下些钱，让吴树琴办完丧事后安排一家人生活。
1947年，吴树琴携家人移居南京，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古都金陵。
南京解放后，吴树琴先后被选为南京市妇联副主任和南享市第一至第四届人民代表。
1972年吴树琴离休，在家安度幸福的晚年。2003年12月，吴树琴在南京病逝，享年88岁。
最后，我想起陶行知曾写过一首《自立歌》：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这是他一生的写照，也是我从小的座右铭。
今天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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