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做了六十年的皇帝,又当了三年多实权在握的太上皇,时间长达六十三年四个月。他不仅是实际统治中国时间最长的皇帝,查遍世界历史,也无第二人实际统治一个国家,时间如此之长。
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准噶尔之后,国家的疆域达到了1450多万平方公里,在他统治期间,全国人口翻了一番,接近三个亿,国家GDP总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
乾隆励精图治、关注民生的程度在历史的帝王中极为罕见,但乾隆的统治又有着致命的缺陷;他的统治,从中国历史纵向看,达到了一个巅峰。但从世界历史的横向看,却落后于时代。
乾隆深喑帝王之术,极其精明。一方面,他兢兢业业,非常勤政,执政几十年来,他十分关心百姓疾苦。大幅减免民间赋税、在关注民生、赈灾救荒等方面不余其力,在一些民生工程上更是亲力亲为,确实也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似乎是一代圣君、仁君。
另一方面,他又专制集权、固步自封、好大喜功、奢靡浪费。在他任期内大兴文字狱,冤杀了不少无辜。他的许多利民措施也没有能够真正落到实处。随着他统治时间日久,进入晚年后,官场上腐败盛行,行政效率日益低下。又像是一个昏君、暴君。
嘉庆25年清朝疆域图
本文拟从上述两个方面,通过一些具体事例,进行一个简要的分析。
“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赵翼,在其《檐曝杂记》卷一,有“圣躬勤政”一篇,记载了乾隆每天卯时起床,冬天天不亮就开始办公。并举了许多他勤政的事例:
上每晨起必以卯刻,长夏时天已向明,至冬月才五更尽也。
这个描述是不是准确呢?我们综合各方面的史料,这个描述并不夸大。乾隆相当于那种出生好、高智商、高情商的学霸型人物,这种人本来可以吃吃老本,偏偏他还比所有人都勤奋。
乾隆七十多岁时,曾这样评价自己:
“朕临御五十余年,无日不以勤政为念。今虽年近八旬,而惟日孜孜,罔或稍懈”。
像他这种人,你让别人跟他怎么比?
那么他这种勤政,是做做样子,还是真正干实事呢?应当说,实事确实干了不少,并非面子工程。
1.关注农事是第一要务。
乾隆一生作诗四万余首,他的诗不是为了文艺创作,也并无艺术上的佳作,却更像是他的工作、生活日记。 清朝由于农业科技水平不高,基本上还是靠天收。所以乾隆有许多关于天气的诗作:
“始则望雪,继以盼雨……微缺雨即虑成旱,略连霖雨恐成潦,初时尤弗觉太甚,年复一年首复皓”。
乾隆说:冬天我盼望着来一场瑞雪,春天来了,又盼望着雨水。雨少了怕有旱灾,雨下多了又怕有涝灾。就这样年复一年,不知不觉中头发白了。
其他还有诸如:
“春忧雨之不足,夏忧雨之或过,秋忧岁之不登,冬忧雪之未降”。
他的这类诗作很多,大都充满了“忧愁”的情绪。他的忧愁不是儿女情长,不是自艾自怨,更不是无病呻吟,而是体现了他对国计民生的充分关切。
如果说乾隆是对大清帝国的农业生产最重视、最忧心的人,一点也不为过。全国只要有哪个地方发生了旱灾,乾隆都会非常慎重的向上天祈雨。
由于乾隆朝全国人口急剧增多,人口压力增大,这就要求粮食产量也迅速提高。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不至于饿肚子,乾隆可谓操碎了心。
他即位四年后,曾经评价自己:
“朝乾夕惕,无非以爱养民生为念,凡有利民之政,无不兴举,害民之事,靡不革除,寤寐焦劳,惟恐一夫不获其所。……励精图治,不敢稍有怠忽,少图燕安”。
他采取多种措施积极鼓励百姓到山区、边远省份垦荒种田,对开垦荒地的,豁免粮租,以解民困。
又下谕加强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力度,着力开发新疆等地。在他主持下,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运动,山海关外是满族的龙兴之地,之前清朝不允许汉民移居,但乾隆对流民往东北谋生,也采取了一种默许的态度。
山海关
为解决吃饭问题,乾隆想方设法扩大百姓的就业渠道,开发矿产业,允许民间采矿。“以广民生养活之资”。并引进推广红薯、玉米等高产农作物。对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一次,江苏巡抚上奏,奏报内容将雨水问题放到了文末。乾隆对此非常不高兴:
“汝为封疆大吏,当以雨旸年谷为第一要务。……将奏报雨泽秋成之折,置于最后,是汝以雨泽为可缓之事,而竟不以民食为重也”。
乾隆六年,在他主持下编写了《授时通考》一书,全面总结古代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乾隆亲自为该书作序。
2.水利工程要亲自督查。
乾隆下江南并非单纯的游山玩水。他鉴于江浙一带经常发生洪涝灾害,在六巡江南期间,多次视察黄河、淮河等处的防洪情况。亲自督查防洪水利工程,并实地进行查看。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曾经说:
“朕巡省所至,首在勤民。而河湖要工,所关尤巨。一切应浚应筑。奏牍批答,自不如亲临相度,得以随处指示也”。
乾隆皇帝不仅是这样说的,也确实是这么做了。
乾隆朝兴建河工,主要有四大工程。一是加固高堰大堤。使淮安、扬州、泰州、盐城、通州等富庶地区免遭水患;二是陶庄引河工程。开挖陶庄引河,防止黄河水倒灌清口,解决“倒灌之患”;三是在浙江老盐仓一带,用三年多的时间,修建石塘,耗银达数百万两;四是在沿海范公塘土塘的基础上,历时三年多,添修石塘,保护沿海百姓安全。
例如,在第一次南巡时,当时沿洪泽湖已经修筑了高堰大坝,建有三道泄洪坝 ,保证了河道畅通。但这个工程有一大缺陷,就是在洪水暴涨时,需要依次打开泄洪坝放水,从而不免会使下游百姓遭殃。
乾隆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决心先解决这个问题。他亲自到高堰大坝查看,经过详细调研,他说:
“朕南巡亲临高堰,循堤而尽,越三滚坝至蒋家闸,周览形势,乃知天然:坝断不可开。夫设堤以卫民也,设堤而民仍被其害,设之何用?若堤为掣流缓涨,自保上游险要各工而邻国之壑,田庐淹没,弗复顾惜,此岂国家建立石堤,保护生灵本意耶?”
乾隆亲临现场,把泄洪大坝周围实地考察了一遍。他认为:国家修建水利工程本身就是为了保护老百姓。现在为了泄洪的需要,却使下游的百姓遭殃。虽然从防洪的整体上看,受损失的只是下游少部分人。但这不是国家保护人民的本意。他指示:这个泄洪坝以后永远不准开了。
清高宗乾隆
经过实地勘察,研究可行性方案,乾隆当即拍板,再增建两处泄洪坝,形成五个大坝。五坝分别以仁、义、礼、智、信命名,从高到低形成层次。只有在原有三个水坝过水达三尺五寸时,才依次打开第四道、第五道防线,从而使水坝的安全系数大大提高。
实际上,终乾隆一朝,也没有打开过第五道大坝泄洪。使得下游的老百姓免遭了水淹之苦。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乾隆皇帝这种事必躬亲、亲力亲为的做法确实非常不简单,即便是唐宗宋祖,估计也做不到这一点。
乾隆修建的这个工程,保了一百年的安全。直到清咸丰元年(1851年),淮河洪水冲开了礼坝,从此洪水失去控制,一遇淮河大水,下游老百姓即遭受严重灾害。
直到1952年10月,新中国开始修建三河闸工程,治理淮河。这是一项建国初期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大型工程。动用了近十六万人施工,耗时10个月建成,才使该地区的水患得以彻底消除。
三河闸工程
三河闸工程所在位置
第三次南巡时,乾隆又亲自到浙江海宁沿海施工现场视察。当时,沿海塘堤有修筑柴塘或者石塘两种方案。而修筑柴塘成本低、耗时少,大多数官员建议采取这种方案。乾隆却认为:
“多费帑金,为民间永久御灾捍患,良所弗惜”。
他说:修筑石塘可以一劳永逸解决问题。为了老百姓永久的利益,国家财政上多花点钱,算不了什么。
不过他到现场一看:海岸边都是一些浮沙,难以用石料来构筑塘堤。如果一定要用石料来构建,就必须把施工地点向内陆后移几十丈。如此一来,不可避免又要拆除民房田舍。
乾隆一听说要拆民房,当即否决了原来的想法:
“欲卫民而先殃民,其病甚于医疮剜肉矣”。
我不能为了民生工程,先去干损害老百姓的利益。这个不行,这不就等于医疮剜肉吗?
乾隆皇帝能如此站在百姓的角度考虑问题,确属不易。
经过反复论证可行性方案,乾隆拍板:先修建柴塘:
“或多用竹篓加镶,或改有木柜排砌”。
等到将来沉沙涨起,日久塘基稳固了,再在此基础上改建石塘。如此做法,虽然看上去费了事,但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也是值得。
乾隆皇帝第四次、第五次南巡时,再次到浙江海宁视察,并多次提出意见。他在第五次南巡时,发现经过十几年涨沙,很多地方地基已经稳固,具备修筑石塘的条件。他命令当地官员,把能够改的地方一律改为石塘。为防止石塘修好,当地老百姓不再重视柴塘而加以破坏。他下令:
乾隆南巡图(局部)
“着该督抚即严饬地方文武官员,将现有柴塘仍照前加意保固,勿任居民拆损窃用。将来石工告竣,迟之数年,或亲临阅视”。
他说:新的工程虽然修好了,原有的工程还要让它继续发挥作用。谁也不准破坏。将来我还会来亲自检查这项工作。
3.救灾赈灾一以贯之。
据统计,乾隆执政六十多年间,其中十八年有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而中国作为农业社会,抵御灾害的能力非常有限。乾隆在赈灾救灾方面可以说是不余其力,力所能及使灾害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他始终把水旱灾荒作为最重要的工作来抓:
“朕御极以来,旰食宵衣,勤求民隐,水旱灾荒乃民生第一切务。朕为未雨绸缪之虑,夙夜焦劳,无时或释”。
乾隆从不吝惜把钱花在百姓身上,清昭梿在《啸亭杂录·纯皇爱民》中写道:
纯皇忧勤稼穑,体恤苍黎,每岁分命大吏报其水旱,无不见于翰墨。地方偶有偏灾,即命开启仓廪,蠲免租税,六十年如一日。甘肃大吏以冒赈致罪,后甘省复灾,近臣有以前事言者,上曰:“朕宁可冒赈,不使子民有所枵腹也”。
乾隆皇帝体恤百姓,六十年如一日。在他任期内,大幅度减免百姓的税收。凡遇到各种自然灾害,立即组织人员开展救灾抗灾工作。甘肃大吏曾因贪污救灾款项被治罪,后来甘肃再次遭受灾害,有大臣提醒乾隆,要防止救灾款项再次被人贪污。乾隆说:我宁可发生这种事,也不能让老百姓没饭吃。
乾隆告诫地方官员说:
“赈恤亦事,乃地方大吏第一要务”。
官员执政期间,如果隐瞒灾情不报,要治以重罪。 户部曾把乾隆即位以来用于赈灾的银两,和康熙、雍正两朝进行过比对:康熙年间共截过漕粮二百四十多万石用来救灾,雍正年间有二百九十多万石。而乾隆元年到二十年,达到了一千三百二十多万石。根据《清实录》记载,乾隆曾经说:
“朕遇到偏灾,即有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之怀,不能自己……”。
乾隆皇帝是一个情商特别高的人。他虽然从小生长在深宫之中,但他遇事往往能够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他虽然从来没有真正尝试过饥饿的滋味,但他每看到百姓饥饿,能够换位思考,作为一个封建帝王来讲,这也是非常不简单、不容易了。
清朝赈灾图
有一次,安徽太湖地区发生灾害,灾民在野外挖出一种“黑米”,以此充饥。这种“黑米”究竟为何物,现在已经不得而知,我估计也有可能是古代遗留下来的碳化的粮食。乾隆听说后,令人把“黑米”呈上亲自品尝,并流下了眼泪,后来他写诗说:
“并呈其米样,煮食亲尝试。 嗟我民食兹,我食先坠泪。……邮寄诸皇子,令皆知此味”。
不光自己吃,还要求自己的皇子们也亲身体验体验。
乾隆重视赈灾工作,甚至宁愿地方官把灾情报得大一点、重一点,也不允许瞒报。一次,军机处上书弹劾某地方官夸大灾情,“滥赈”,救济灾民开支大大。乾隆非常不悦:
“此语虽属不用心之误写,实大有关系,朕不肯受,亦不忍受也。使天下后世,谓因多赈核减,治人之罪。则朕为如何主”?
最后他将军机处的意见驳回:我怎么能以“滥赈”的罪名惩罚官员呢?如果因为救济灾民多花了点钱就处罚人,将来后世会把我看成是怎么样的一个皇帝?
综上,乾隆勤于朝政,忧国爱民,以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养活了近3亿的庞大人口,确实非常不容易。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仁圣、圣君。
乾隆在他的遗诏里,对自己的执政之勤进行了一个总结:
“即位以来,日慎一日,……永维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惧,万几躬揽,宵旰忘疲,引对臣僚,批答奏章,从无虚日”。
乾隆各方面综合能力极强,堪称雄才大略。他一生又确实很努力很勤奋,一心希望把国家治理好,属于皇帝中的极品。他自我感觉也十分良好,大清国表面上看上国泰民安。
那么他如此勤勤恳恳,几十年如一日任劳任怨的工作,究竟给大清国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我们又应当如何评价?
遗憾的是,乾隆并没有真正把国家治理好,在他身后给大清国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1.乾隆认为自己是在施恩。
乾隆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的各项惠民、利民政策是老百姓应该得的。反之,他认为这些都是自己对臣民的恩赐,是一种施舍。
乾隆一生都在着力打造自己圣君、仁君、明君的光辉形象。到了晚年,他更是自诩为“十全老人”,认为自己是古今中外第一完人。他又不断拿自己和历代帝王比较,认为自己各方面都超越了历朝历代所有的帝王,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皇帝。
由于乾隆智商、情商极高,加之其天生贵胄,形成了他贵己轻人的性格。因此,他的各项惠民利民举措,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自己的政绩,为了给自己在今后的历史上留下一个好名声。并乐此不疲,从而使自己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
在他下谕时常有“施恩”之类的词语,如:
“不惟负朕施恩之意”。
“一体加恩”。
“令川督将运米州县分等具报,听候施恩”。
“加恩蠲免一年钱粮 ”。
“著加恩将该村庄本年应征钱粮普行蠲免 ,以 示朕行庆施恩有加 ”……。
乾隆皇帝在“施加恩惠”时,其随意性很大,有时,甚至纯粹是仅仅因为自己心情一时比较爽,就能大幅度减免一个地方的赋税。
乾隆南巡图(局部)
例如,他在南巡时,看到沿途老百姓争相夹道跪迎,“瞻觐亲切”。心情一爽,大笔一挥,就会下旨减免当地的税收。客观上,虽然皇帝南巡不免劳民伤财,但乾隆又通过“加恩”,使沿途的百姓得到了一定的实惠。据统计,乾隆在其六次南巡期间,蠲免江浙、安徽赋银1000万两以上。
他的这种“施恩”,并没有制度上的保障,更不是老百姓应当有的权利,因此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各地也不能做到一视同仁,同一地区对不同的阶层“恩惠”也不尽相同。造成实际效果不佳,这种所谓的“恩惠”,并没有能做到使全民受惠。
在他不断向臣民“施恩”的同时期,西方已经发起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纺织机、蒸汽机等被发明出来。乾隆五十二年。美国诞生了第一部宪法。确立了立法、司法与行政权三权分立原则。
2、言行不尽一致。
乾隆时刻把关心百姓的疾苦挂在口头,史书中可以看到他大量关爱民生的谕旨。但往往实际行动和他自己所讲的背道而驰。
他在南巡时,多次下谕,邀请各级官员在做迎接准备工作时,必须做到:
“力屏浮华”、“时时思物力之维艰,事事惟奢靡之是戒。”
他要求:所有的准备工作,地方官员必须一律从简,不得给沿途的老百姓增加额外的负担。
但实际上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他每次南巡,下面都要提前一年多开始准备,指定一名亲王督办。事先要仔细勘察路线,整修名胜,兴建行宫。南巡时间往往长达四五个月,仅随驾人员就有二、三千名,六千余匹马,大小船只有四、五百条。另有数千名役夫,耗银至少百万两以上。
他的第一次南巡,渡黄河后再乘船沿运河南下,途经扬州、镇江、苏州、杭州等地。同行的有皇太后、皇后、各嫔妃、随从的大臣、侍卫人员,等等,多达二千余人,浩浩荡荡,一路排场极大。
乾隆南巡图(局部)
沿途地方官吏争相逢迎,提前布置行宫,陈设古玩,采办特产。有的趁机勒索百姓,搞得民怨沸腾。乾隆作为一个所谓的“明君”,精明过人,对此不可能完全不知情。但他睁眼闭眼,采取一种自欺欺人的方法,对建有行宫的,各“赏银二万两充用”,看上去似乎朝廷付了钱,但其赏银实际上全落入地方官员手中,并没有能给修建行宫的百姓带来实惠。对此他心知肚明,自己也曾反思道:
“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
进入晚年后,更是热衷于笑纳各地的贡品,宠幸和珅这样的贪官,为自己服务,供自己享受,给地方带来了极大的负担。上行下效,官场上贪腐现象开始蔓延。
3.实际效果不佳。
乾隆关注民生,确实也不余其力救济灾民,可是在具体执行时,往往各级官员“歪嘴和尚念错了经”。这种情况尤其到了他的统治后期更为突出。
乾隆的统治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继位之初,一改其父亲雍正的严苛统治,行宽仁之治,注重宽严相济。第二个阶段从乾隆十三年,他的皇后富察氏去世后,乾隆的统治变得非常严厉。大臣常因为犯了一点小罪,就受到严厉的惩罚。
在这两个阶段,由于乾隆精力充沛,头脑清晰,明察秋毫。所以,官场虽然也有腐败现象,但总体可控。
但是,乾隆进入晚年后,他的执政风格又逐步变得仁慈。从乾隆四十八年开始,对于各地报上来的死刑犯,他在核准时,基本都是贯彻少杀、慎杀的原则,能不杀的就尽量不杀。这和他在搞文字狱时大开杀戒判若两人。体现在对官员的管理上,也表现为日趋宽松。
乾隆统治时间毕竟太长了。他虽然精明过人,深谙统治御下之术,但一个人统治时间长了以后,渐渐的就不再能听到负面的消息,加之年纪一大,精力减退,判断力降低,性格上又变得宽厚,这就给各级官员贪污腐败打开了方便之门。
随着他年龄越来越老,他越发沉溺于过去所取得的成绩,整天沾沾自喜,认为自己已经全面超越了古代所有的帝王,由此得到心理上的极大满足。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在他的《古稀说》中讲:
“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见之近作矣。至乎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
在他看来:国家能治理得像他这样好的,自古没有,而且现在国泰民安,政权稳固,自己还很长寿,所有的一切近乎完美。
其实,他也不是不知道下面的官员腐败,但是他控制不住。他说:
“若官吏多一分侵渔,即灾民少受一分实惠。”……“印委各官,点验灾黎,按户计口。”
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官员们上下勾结,甚至捏造不存在的灾民名单进行贪污。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举国震惊的甘肃冒赈案案发。
乾隆影视形象
这是清朝建国以来第一大贪污案。当时,甘肃一大批地方官员,抓住乾隆重视救灾的心理,无中生有捏造了赈灾济民的事实,上下勾结、共同犯罪,折收监粮、侵吞巨万。
该案是一起典型的窝案串案,从总督、布政使以下,至道、州、府、县官员,共查获涉案一百余人,追缴赃银数百万两。并波及了直隶、盛京、江苏、浙江、云南数省。在全国官场造成了一场地震。
七十周岁的乾隆皇帝惊呼此案:
“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通过这个案件,他发现整个甘肃省,从上到下,大小官员公开集体腐败,就瞒住了他一个人。这是乾隆万万没有想到的。乾隆在此之前,始终认为自己洞察秋毫,不可能被下面的人蒙蔽,他因此极为震怒:
“天下无不共知,……内外大臣皆知而不举,思之实为寒心”。
按照大清的法律,官员贪污1000两白银就应当判处死刑。而仅此案主犯王亶望涉案白银即达三百多万两;仅贪污白银千两以上的就有69人,贪污二万两以上22人。乾隆也不忍一下子把这么多官员全部处死,最后降格处理,前后共杀了56人,免死发配46人。
乾隆朝的乱象,他自己不清楚,但旁观者清,外国来访使团有切身体会。据英国马戛尔尼来华使团的记录:
“去年,山东河决,淹没居户无数……立即拨发库银四万两,赈济灾民,而户部先没去二万两,以下每一转手,则复去若干两,自二万,一万以至数千、数百不等。层层乾没之手续既过,最后之实利及于灾民者不过两万而已”。
国家赈灾的银两,一大半都被那些贪官贪污掉了。
马戛尔尼使团画师笔下的清朝
朝鲜使臣回国汇报说:
“乾隆于恤民之政,非不勤恳。而任事之臣,率多雍淤。辽东分赈时,凤城将之行两朔赈政,而余皆于私囊,且以赈银换做唐钱。饥民一月所受,各不过五十文,号诉无阶,怨声载路”。
由此可见:乾隆的初衷、出发点不可谓不好,但由于他统治时间日久,自我要求降低,对下日益仁慈,造成他的统治的中后期,贪污腐败盛行。
4.乾隆加恩的对象是“顺民、良民”。
乾隆励精图治、精明过人。但他处于历史变革的关键时期,其思维方式却是完全传统的,执政方式也极其保守。究其原因是他从小所受的就是传统教育,他的政治经验、治理手段也全部来自于古人。这就决定了他的政治体制是高度专制集权,统治时间一长,各种弊端就不可避免的爆发出来。
在他的整个统治时期,乾隆基本都采取了两手抓:
一手抓民生。面对人口急剧增多、人多地少矛盾日益突出,他通过大力减免百姓的税赋、兴修水利工程、鼓励百姓开荒种田、推广新型农作物等一系列手段,使传统农业的生产潜力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客观上解决了民生问题,养活了近三亿人口,减缓了社会的动荡,应当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治理成就。对于一般的老百姓,乾隆还是爱护的。
另一手抓镇压。对于任何不安定因素,乾隆是露头就打。对他认为不守本分,可能闹事的”刁民、奸民”,镇压起来毫不手软。例如,他规定:民间聚众闹事只要达到40人以上,不分首从,一律处死。确保在“群情汹涌之初”,把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打压,确保大清的政权安全。
乾隆一贯坚持权操于上,绝不允许权力下移。他不仅不允许群众聚众闹事,即使对于越级上访也是坚决打击。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鼓励“民告官”,鼓励老百姓“越级上访”。对于不法官员,他甚至允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来京”。老百姓可以把不法官员直接扭送到京城面圣。
但乾隆认为这种做法万万不可行,他说:
“州县民之父母,以子民讦其父母,朕岂肯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
他认为:如果任由老百姓去告父母官,那就乱了套了,地方官员就不好管理了。
乾隆十六年。退休官员彭家屏告御状,举报河南巡抚图勒炳阿隐匿灾情,经查证情况属实。乾隆认为退休人员控告朝廷大员,此风不可长。虽然后来也处分了图勒炳阿等官员,但他说下谕说:
“巡抚、知县之罢斥,乃朕遣人密加访察,自为整饬官方起见,初不因彭家屏之奏”。
也就是告诉大家:处理这些官员是我自己为了整顿官员队伍,派人秘密调查发现。和彭家屏举报没有任何关系。
之后,又找借口抄了彭家屏的家,发现了几本明朝的书,以“文字狱”勒令彭家屏自杀。
从乾隆十六年发生“伪孙嘉淦奏稿案”开始,乾隆大兴文字狱,一时血雨腥风,多少人因此死于非命。
孙嘉淦影视形象
乾隆时期共发生了一百三十余起文字狱案件,都是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人为制造的冤案。其中有四十七件案件的案犯被处以死刑,往往一个案件就能涉及一大批人。
乾隆大兴文字狱,根本目的是为了禁锢思想,确保大清江山万世永固。他是一个追求极致的人,他绝不允许看到任何可能会危及到大清统治的苗头出现,包括文字。他要在他的任期内,把任何可能存在的不良思想全部扼杀,从而留下一个在他看来十分完美的政权,留给他的继承人。最终,他以修撰《四库全书》为名,在全国范围内查办“禁书”,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浩劫。
由于乾隆的这种统治风格,造成大清朝廷上下等级森严,一切只唯上,不唯下。为官者不是思考怎样治理好一方,造福百姓,而是整天琢磨如何取悦上级。在一个地方任职,也不作长远打算,而是将之作为跳板,投机钻营,想方设法早日得到提拔。
综上种种,说乾隆是一个昏君、暴君,一点也不冤。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一生励精图治的乾隆驾崩。他创造了一个盛世的辉煌,在他走的时候,却留下了诸多隐患。在他身后,许多社会深层次矛盾,日积月累,日益加剧。
参考文献:
《清高宗实录》、《啸亭杂录》、《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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