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做了六十年的皇帝，又当了三年多实权在握的太上皇，时间长达六十三年四个月。他不仅是实际统治中国时间最长的皇帝，查遍世界历史，也无第二人实际统治一个国家，时间如此之长。
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准噶尔之后，国家的疆域达到了1450多万平方公里，在他统治期间，全国人口翻了一番，接近三个亿，国家GDP总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
乾隆励精图治、关注民生的程度在历史的帝王中极为罕见，但乾隆的统治又有着致命的缺陷；他的统治，从中国历史纵向看，达到了一个巅峰。但从世界历史的横向看，却落后于时代。
乾隆深喑帝王之术，极其精明。一方面，他兢兢业业，非常勤政，执政几十年来，他十分关心百姓疾苦。大幅减免民间赋税、在关注民生、赈灾救荒等方面不余其力，在一些民生工程上更是亲力亲为，确实也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似乎是一代圣君、仁君。
另一方面，他又专制集权、固步自封、好大喜功、奢靡浪费。在他任期内大兴文字狱，冤杀了不少无辜。他的许多利民措施也没有能够真正落到实处。随着他统治时间日久，进入晚年后，官场上腐败盛行，行政效率日益低下。又像是一个昏君、暴君。
嘉庆25年清朝疆域图
本文拟从上述两个方面，通过一些具体事例，进行一个简要的分析。
“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赵翼，在其《檐曝杂记》卷一，有“圣躬勤政”一篇，记载了乾隆每天卯时起床，冬天天不亮就开始办公。并举了许多他勤政的事例：
上每晨起必以卯刻，长夏时天已向明，至冬月才五更尽也。
这个描述是不是准确呢？我们综合各方面的史料，这个描述并不夸大。乾隆相当于那种出生好、高智商、高情商的学霸型人物，这种人本来可以吃吃老本，偏偏他还比所有人都勤奋。
乾隆七十多岁时，曾这样评价自己：
“朕临御五十余年，无日不以勤政为念。今虽年近八旬，而惟日孜孜，罔或稍懈”。
像他这种人，你让别人跟他怎么比？
那么他这种勤政，是做做样子，还是真正干实事呢？应当说，实事确实干了不少，并非面子工程。
1.关注农事是第一要务。
乾隆一生作诗四万余首,他的诗不是为了文艺创作，也并无艺术上的佳作，却更像是他的工作、生活日记。 清朝由于农业科技水平不高，基本上还是靠天收。所以乾隆有许多关于天气的诗作:
“始则望雪,继以盼雨……微缺雨即虑成旱，略连霖雨恐成潦，初时尤弗觉太甚，年复一年首复皓”。
乾隆说:冬天我盼望着来一场瑞雪,春天来了，又盼望着雨水。雨少了怕有旱灾,雨下多了又怕有涝灾。就这样年复一年,不知不觉中头发白了。
其他还有诸如:
“春忧雨之不足，夏忧雨之或过，秋忧岁之不登，冬忧雪之未降”。
他的这类诗作很多，大都充满了“忧愁”的情绪。他的忧愁不是儿女情长，不是自艾自怨，更不是无病呻吟，而是体现了他对国计民生的充分关切。
如果说乾隆是对大清帝国的农业生产最重视、最忧心的人，一点也不为过。全国只要有哪个地方发生了旱灾，乾隆都会非常慎重的向上天祈雨。
由于乾隆朝全国人口急剧增多，人口压力增大，这就要求粮食产量也迅速提高。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不至于饿肚子，乾隆可谓操碎了心。
他即位四年后，曾经评价自己:
“朝乾夕惕，无非以爱养民生为念，凡有利民之政，无不兴举，害民之事，靡不革除，寤寐焦劳，惟恐一夫不获其所。……励精图治，不敢稍有怠忽，少图燕安”。
他采取多种措施积极鼓励百姓到山区、边远省份垦荒种田，对开垦荒地的，豁免粮租，以解民困。
又下谕加强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力度，着力开发新疆等地。在他主持下，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运动，山海关外是满族的龙兴之地，之前清朝不允许汉民移居，但乾隆对流民往东北谋生，也采取了一种默许的态度。
山海关
为解决吃饭问题，乾隆想方设法扩大百姓的就业渠道，开发矿产业，允许民间采矿。“以广民生养活之资”。并引进推广红薯、玉米等高产农作物。对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一次，江苏巡抚上奏，奏报内容将雨水问题放到了文末。乾隆对此非常不高兴：
“汝为封疆大吏，当以雨旸年谷为第一要务。……将奏报雨泽秋成之折，置于最后，是汝以雨泽为可缓之事，而竟不以民食为重也”。
乾隆六年，在他主持下编写了《授时通考》一书，全面总结古代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乾隆亲自为该书作序。
2.水利工程要亲自督查。
乾隆下江南并非单纯的游山玩水。他鉴于江浙一带经常发生洪涝灾害，在六巡江南期间，多次视察黄河、淮河等处的防洪情况。亲自督查防洪水利工程，并实地进行查看。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曾经说：
“朕巡省所至,首在勤民。而河湖要工,所关尤巨。一切应浚应筑。奏牍批答,自不如亲临相度,得以随处指示也”。
乾隆皇帝不仅是这样说的，也确实是这么做了。
乾隆朝兴建河工，主要有四大工程。一是加固高堰大堤。使淮安、扬州、泰州、盐城、通州等富庶地区免遭水患；二是陶庄引河工程。开挖陶庄引河，防止黄河水倒灌清口，解决“倒灌之患”；三是在浙江老盐仓一带，用三年多的时间，修建石塘，耗银达数百万两；四是在沿海范公塘土塘的基础上，历时三年多，添修石塘，保护沿海百姓安全。
例如，在第一次南巡时，当时沿洪泽湖已经修筑了高堰大坝，建有三道泄洪坝 ，保证了河道畅通。但这个工程有一大缺陷，就是在洪水暴涨时，需要依次打开泄洪坝放水，从而不免会使下游百姓遭殃。
乾隆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决心先解决这个问题。他亲自到高堰大坝查看，经过详细调研，他说：
“朕南巡亲临高堰，循堤而尽，越三滚坝至蒋家闸，周览形势，乃知天然:坝断不可开。夫设堤以卫民也，设堤而民仍被其害，设之何用？若堤为掣流缓涨，自保上游险要各工而邻国之壑，田庐淹没，弗复顾惜，此岂国家建立石堤，保护生灵本意耶？”
乾隆亲临现场，把泄洪大坝周围实地考察了一遍。他认为：国家修建水利工程本身就是为了保护老百姓。现在为了泄洪的需要，却使下游的百姓遭殃。虽然从防洪的整体上看，受损失的只是下游少部分人。但这不是国家保护人民的本意。他指示：这个泄洪坝以后永远不准开了。
清高宗乾隆
经过实地勘察，研究可行性方案，乾隆当即拍板，再增建两处泄洪坝，形成五个大坝。五坝分别以仁、义、礼、智、信命名，从高到低形成层次。只有在原有三个水坝过水达三尺五寸时，才依次打开第四道、第五道防线，从而使水坝的安全系数大大提高。
实际上，终乾隆一朝，也没有打开过第五道大坝泄洪。使得下游的老百姓免遭了水淹之苦。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乾隆皇帝这种事必躬亲、亲力亲为的做法确实非常不简单，即便是唐宗宋祖，估计也做不到这一点。
乾隆修建的这个工程，保了一百年的安全。直到清咸丰元年（1851年），淮河洪水冲开了礼坝，从此洪水失去控制，一遇淮河大水，下游老百姓即遭受严重灾害。
直到1952年10月，新中国开始修建三河闸工程，治理淮河。这是一项建国初期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大型工程。动用了近十六万人施工，耗时10个月建成，才使该地区的水患得以彻底消除。
三河闸工程
三河闸工程所在位置
第三次南巡时，乾隆又亲自到浙江海宁沿海施工现场视察。当时，沿海塘堤有修筑柴塘或者石塘两种方案。而修筑柴塘成本低、耗时少，大多数官员建议采取这种方案。乾隆却认为：
“多费帑金，为民间永久御灾捍患，良所弗惜”。
他说：修筑石塘可以一劳永逸解决问题。为了老百姓永久的利益，国家财政上多花点钱，算不了什么。
不过他到现场一看：海岸边都是一些浮沙，难以用石料来构筑塘堤。如果一定要用石料来构建，就必须把施工地点向内陆后移几十丈。如此一来，不可避免又要拆除民房田舍。
乾隆一听说要拆民房，当即否决了原来的想法：
“欲卫民而先殃民，其病甚于医疮剜肉矣”。
我不能为了民生工程，先去干损害老百姓的利益。这个不行，这不就等于医疮剜肉吗?
乾隆皇帝能如此站在百姓的角度考虑问题，确属不易。
经过反复论证可行性方案，乾隆拍板：先修建柴塘：
“或多用竹篓加镶，或改有木柜排砌”。
等到将来沉沙涨起，日久塘基稳固了，再在此基础上改建石塘。如此做法，虽然看上去费了事，但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也是值得。
乾隆皇帝第四次、第五次南巡时，再次到浙江海宁视察，并多次提出意见。他在第五次南巡时，发现经过十几年涨沙，很多地方地基已经稳固，具备修筑石塘的条件。他命令当地官员，把能够改的地方一律改为石塘。为防止石塘修好，当地老百姓不再重视柴塘而加以破坏。他下令：
乾隆南巡图（局部）
“着该督抚即严饬地方文武官员，将现有柴塘仍照前加意保固，勿任居民拆损窃用。将来石工告竣，迟之数年，或亲临阅视”。
他说：新的工程虽然修好了，原有的工程还要让它继续发挥作用。谁也不准破坏。将来我还会来亲自检查这项工作。
3.救灾赈灾一以贯之。
据统计，乾隆执政六十多年间，其中十八年有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而中国作为农业社会，抵御灾害的能力非常有限。乾隆在赈灾救灾方面可以说是不余其力，力所能及使灾害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他始终把水旱灾荒作为最重要的工作来抓：
“朕御极以来，旰食宵衣，勤求民隐，水旱灾荒乃民生第一切务。朕为未雨绸缪之虑，夙夜焦劳，无时或释”。
乾隆从不吝惜把钱花在百姓身上，清昭梿在《啸亭杂录·纯皇爱民》中写道：
纯皇忧勤稼穑，体恤苍黎，每岁分命大吏报其水旱，无不见于翰墨。地方偶有偏灾，即命开启仓廪，蠲免租税，六十年如一日。甘肃大吏以冒赈致罪，后甘省复灾，近臣有以前事言者，上曰：“朕宁可冒赈，不使子民有所枵腹也”。
乾隆皇帝体恤百姓，六十年如一日。在他任期内，大幅度减免百姓的税收。凡遇到各种自然灾害，立即组织人员开展救灾抗灾工作。甘肃大吏曾因贪污救灾款项被治罪，后来甘肃再次遭受灾害，有大臣提醒乾隆，要防止救灾款项再次被人贪污。乾隆说：我宁可发生这种事，也不能让老百姓没饭吃。
乾隆告诫地方官员说：
“赈恤亦事，乃地方大吏第一要务”。
官员执政期间，如果隐瞒灾情不报，要治以重罪。 户部曾把乾隆即位以来用于赈灾的银两，和康熙、雍正两朝进行过比对：康熙年间共截过漕粮二百四十多万石用来救灾，雍正年间有二百九十多万石。而乾隆元年到二十年，达到了一千三百二十多万石。根据《清实录》记载，乾隆曾经说：
“朕遇到偏灾，即有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之怀，不能自己……”。
乾隆皇帝是一个情商特别高的人。他虽然从小生长在深宫之中，但他遇事往往能够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他虽然从来没有真正尝试过饥饿的滋味，但他每看到百姓饥饿，能够换位思考，作为一个封建帝王来讲，这也是非常不简单、不容易了。
清朝赈灾图
有一次，安徽太湖地区发生灾害，灾民在野外挖出一种“黑米”，以此充饥。这种“黑米”究竟为何物，现在已经不得而知，我估计也有可能是古代遗留下来的碳化的粮食。乾隆听说后，令人把“黑米”呈上亲自品尝，并流下了眼泪，后来他写诗说：
“并呈其米样，煮食亲尝试。 嗟我民食兹，我食先坠泪。……邮寄诸皇子，令皆知此味”。
不光自己吃，还要求自己的皇子们也亲身体验体验。
乾隆重视赈灾工作，甚至宁愿地方官把灾情报得大一点、重一点，也不允许瞒报。一次，军机处上书弹劾某地方官夸大灾情，“滥赈”，救济灾民开支大大。乾隆非常不悦：
“此语虽属不用心之误写，实大有关系，朕不肯受，亦不忍受也。使天下后世，谓因多赈核减，治人之罪。则朕为如何主”?
最后他将军机处的意见驳回:我怎么能以“滥赈”的罪名惩罚官员呢?如果因为救济灾民多花了点钱就处罚人，将来后世会把我看成是怎么样的一个皇帝?
综上，乾隆勤于朝政，忧国爱民，以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养活了近3亿的庞大人口，确实非常不容易。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仁圣、圣君。
乾隆在他的遗诏里，对自己的执政之勤进行了一个总结：
“即位以来，日慎一日，……永维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惧，万几躬揽，宵旰忘疲，引对臣僚，批答奏章，从无虚日”。
乾隆各方面综合能力极强，堪称雄才大略。他一生又确实很努力很勤奋，一心希望把国家治理好，属于皇帝中的极品。他自我感觉也十分良好，大清国表面上看上国泰民安。
那么他如此勤勤恳恳，几十年如一日任劳任怨的工作，究竟给大清国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我们又应当如何评价？
遗憾的是，乾隆并没有真正把国家治理好，在他身后给大清国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1.乾隆认为自己是在施恩。
乾隆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的各项惠民、利民政策是老百姓应该得的。反之，他认为这些都是自己对臣民的恩赐，是一种施舍。
乾隆一生都在着力打造自己圣君、仁君、明君的光辉形象。到了晚年，他更是自诩为“十全老人”，认为自己是古今中外第一完人。他又不断拿自己和历代帝王比较，认为自己各方面都超越了历朝历代所有的帝王，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皇帝。
由于乾隆智商、情商极高，加之其天生贵胄，形成了他贵己轻人的性格。因此，他的各项惠民利民举措，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自己的政绩，为了给自己在今后的历史上留下一个好名声。并乐此不疲，从而使自己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
在他下谕时常有“施恩”之类的词语，如：
“不惟负朕施恩之意”。
“一体加恩”。
“令川督将运米州县分等具报,听候施恩”。
“加恩蠲免一年钱粮 ”。
“著加恩将该村庄本年应征钱粮普行蠲免 ,以 示朕行庆施恩有加 ”……。
乾隆皇帝在“施加恩惠”时，其随意性很大，有时，甚至纯粹是仅仅因为自己心情一时比较爽，就能大幅度减免一个地方的赋税。
乾隆南巡图（局部）
例如，他在南巡时，看到沿途老百姓争相夹道跪迎，“瞻觐亲切”。心情一爽，大笔一挥，就会下旨减免当地的税收。客观上，虽然皇帝南巡不免劳民伤财，但乾隆又通过“加恩”，使沿途的百姓得到了一定的实惠。据统计，乾隆在其六次南巡期间，蠲免江浙、安徽赋银1000万两以上。
他的这种“施恩”，并没有制度上的保障，更不是老百姓应当有的权利，因此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各地也不能做到一视同仁，同一地区对不同的阶层“恩惠”也不尽相同。造成实际效果不佳，这种所谓的“恩惠”，并没有能做到使全民受惠。
在他不断向臣民“施恩”的同时期，西方已经发起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纺织机、蒸汽机等被发明出来。乾隆五十二年。美国诞生了第一部宪法。确立了立法、司法与行政权三权分立原则。
2、言行不尽一致。
乾隆时刻把关心百姓的疾苦挂在口头，史书中可以看到他大量关爱民生的谕旨。但往往实际行动和他自己所讲的背道而驰。
他在南巡时，多次下谕，邀请各级官员在做迎接准备工作时，必须做到：
“力屏浮华”、“时时思物力之维艰，事事惟奢靡之是戒。”
他要求：所有的准备工作，地方官员必须一律从简，不得给沿途的老百姓增加额外的负担。
但实际上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他每次南巡，下面都要提前一年多开始准备，指定一名亲王督办。事先要仔细勘察路线，整修名胜，兴建行宫。南巡时间往往长达四五个月，仅随驾人员就有二、三千名，六千余匹马，大小船只有四、五百条。另有数千名役夫，耗银至少百万两以上。
他的第一次南巡，渡黄河后再乘船沿运河南下，途经扬州、镇江、苏州、杭州等地。同行的有皇太后、皇后、各嫔妃、随从的大臣、侍卫人员，等等，多达二千余人，浩浩荡荡，一路排场极大。
乾隆南巡图（局部）
沿途地方官吏争相逢迎，提前布置行宫，陈设古玩，采办特产。有的趁机勒索百姓，搞得民怨沸腾。乾隆作为一个所谓的“明君”，精明过人，对此不可能完全不知情。但他睁眼闭眼，采取一种自欺欺人的方法，对建有行宫的，各“赏银二万两充用”，看上去似乎朝廷付了钱，但其赏银实际上全落入地方官员手中，并没有能给修建行宫的百姓带来实惠。对此他心知肚明，自己也曾反思道：
“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
进入晚年后，更是热衷于笑纳各地的贡品，宠幸和珅这样的贪官，为自己服务，供自己享受，给地方带来了极大的负担。上行下效，官场上贪腐现象开始蔓延。
3.实际效果不佳。
乾隆关注民生，确实也不余其力救济灾民，可是在具体执行时，往往各级官员“歪嘴和尚念错了经”。这种情况尤其到了他的统治后期更为突出。
乾隆的统治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继位之初，一改其父亲雍正的严苛统治，行宽仁之治，注重宽严相济。第二个阶段从乾隆十三年，他的皇后富察氏去世后，乾隆的统治变得非常严厉。大臣常因为犯了一点小罪，就受到严厉的惩罚。
在这两个阶段，由于乾隆精力充沛，头脑清晰，明察秋毫。所以，官场虽然也有腐败现象，但总体可控。
但是，乾隆进入晚年后，他的执政风格又逐步变得仁慈。从乾隆四十八年开始，对于各地报上来的死刑犯，他在核准时，基本都是贯彻少杀、慎杀的原则，能不杀的就尽量不杀。这和他在搞文字狱时大开杀戒判若两人。体现在对官员的管理上，也表现为日趋宽松。
乾隆统治时间毕竟太长了。他虽然精明过人，深谙统治御下之术，但一个人统治时间长了以后，渐渐的就不再能听到负面的消息，加之年纪一大，精力减退，判断力降低，性格上又变得宽厚，这就给各级官员贪污腐败打开了方便之门。
随着他年龄越来越老，他越发沉溺于过去所取得的成绩，整天沾沾自喜，认为自己已经全面超越了古代所有的帝王，由此得到心理上的极大满足。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在他的《古稀说》中讲：
“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见之近作矣。至乎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
在他看来：国家能治理得像他这样好的，自古没有，而且现在国泰民安，政权稳固，自己还很长寿，所有的一切近乎完美。
其实，他也不是不知道下面的官员腐败，但是他控制不住。他说：
“若官吏多一分侵渔，即灾民少受一分实惠。”……“印委各官，点验灾黎，按户计口。”
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官员们上下勾结，甚至捏造不存在的灾民名单进行贪污。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举国震惊的甘肃冒赈案案发。
乾隆影视形象
这是清朝建国以来第一大贪污案。当时，甘肃一大批地方官员，抓住乾隆重视救灾的心理，无中生有捏造了赈灾济民的事实，上下勾结、共同犯罪，折收监粮、侵吞巨万。
该案是一起典型的窝案串案，从总督、布政使以下，至道、州、府、县官员，共查获涉案一百余人，追缴赃银数百万两。并波及了直隶、盛京、江苏、浙江、云南数省。在全国官场造成了一场地震。
七十周岁的乾隆皇帝惊呼此案：
“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通过这个案件，他发现整个甘肃省，从上到下，大小官员公开集体腐败，就瞒住了他一个人。这是乾隆万万没有想到的。乾隆在此之前，始终认为自己洞察秋毫，不可能被下面的人蒙蔽，他因此极为震怒：
“天下无不共知，……内外大臣皆知而不举，思之实为寒心”。
按照大清的法律，官员贪污1000两白银就应当判处死刑。而仅此案主犯王亶望涉案白银即达三百多万两；仅贪污白银千两以上的就有69人，贪污二万两以上22人。乾隆也不忍一下子把这么多官员全部处死，最后降格处理，前后共杀了56人，免死发配46人。
乾隆朝的乱象，他自己不清楚，但旁观者清，外国来访使团有切身体会。据英国马戛尔尼来华使团的记录：
“去年，山东河决，淹没居户无数……立即拨发库银四万两，赈济灾民，而户部先没去二万两，以下每一转手，则复去若干两，自二万，一万以至数千、数百不等。层层乾没之手续既过，最后之实利及于灾民者不过两万而已”。
国家赈灾的银两，一大半都被那些贪官贪污掉了。
马戛尔尼使团画师笔下的清朝
朝鲜使臣回国汇报说：
“乾隆于恤民之政，非不勤恳。而任事之臣，率多雍淤。辽东分赈时，凤城将之行两朔赈政，而余皆于私囊，且以赈银换做唐钱。饥民一月所受，各不过五十文，号诉无阶，怨声载路”。
由此可见：乾隆的初衷、出发点不可谓不好，但由于他统治时间日久，自我要求降低，对下日益仁慈，造成他的统治的中后期，贪污腐败盛行。
4.乾隆加恩的对象是“顺民、良民”。
乾隆励精图治、精明过人。但他处于历史变革的关键时期，其思维方式却是完全传统的，执政方式也极其保守。究其原因是他从小所受的就是传统教育，他的政治经验、治理手段也全部来自于古人。这就决定了他的政治体制是高度专制集权，统治时间一长，各种弊端就不可避免的爆发出来。
在他的整个统治时期，乾隆基本都采取了两手抓：
一手抓民生。面对人口急剧增多、人多地少矛盾日益突出，他通过大力减免百姓的税赋、兴修水利工程、鼓励百姓开荒种田、推广新型农作物等一系列手段，使传统农业的生产潜力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客观上解决了民生问题，养活了近三亿人口，减缓了社会的动荡，应当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治理成就。对于一般的老百姓，乾隆还是爱护的。
另一手抓镇压。对于任何不安定因素，乾隆是露头就打。对他认为不守本分，可能闹事的”刁民、奸民”，镇压起来毫不手软。例如，他规定：民间聚众闹事只要达到40人以上，不分首从，一律处死。确保在“群情汹涌之初”，把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打压，确保大清的政权安全。
乾隆一贯坚持权操于上，绝不允许权力下移。他不仅不允许群众聚众闹事，即使对于越级上访也是坚决打击。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鼓励“民告官”，鼓励老百姓“越级上访”。对于不法官员，他甚至允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来京”。老百姓可以把不法官员直接扭送到京城面圣。
但乾隆认为这种做法万万不可行，他说：
“州县民之父母，以子民讦其父母，朕岂肯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
他认为：如果任由老百姓去告父母官，那就乱了套了，地方官员就不好管理了。
乾隆十六年。退休官员彭家屏告御状，举报河南巡抚图勒炳阿隐匿灾情，经查证情况属实。乾隆认为退休人员控告朝廷大员，此风不可长。虽然后来也处分了图勒炳阿等官员，但他说下谕说：
“巡抚、知县之罢斥，乃朕遣人密加访察，自为整饬官方起见，初不因彭家屏之奏”。
也就是告诉大家：处理这些官员是我自己为了整顿官员队伍，派人秘密调查发现。和彭家屏举报没有任何关系。
之后，又找借口抄了彭家屏的家，发现了几本明朝的书，以“文字狱”勒令彭家屏自杀。
从乾隆十六年发生“伪孙嘉淦奏稿案”开始，乾隆大兴文字狱，一时血雨腥风，多少人因此死于非命。
孙嘉淦影视形象
乾隆时期共发生了一百三十余起文字狱案件，都是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人为制造的冤案。其中有四十七件案件的案犯被处以死刑，往往一个案件就能涉及一大批人。
乾隆大兴文字狱，根本目的是为了禁锢思想，确保大清江山万世永固。他是一个追求极致的人，他绝不允许看到任何可能会危及到大清统治的苗头出现，包括文字。他要在他的任期内，把任何可能存在的不良思想全部扼杀，从而留下一个在他看来十分完美的政权，留给他的继承人。最终，他以修撰《四库全书》为名，在全国范围内查办“禁书”，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浩劫。
由于乾隆的这种统治风格，造成大清朝廷上下等级森严，一切只唯上，不唯下。为官者不是思考怎样治理好一方，造福百姓，而是整天琢磨如何取悦上级。在一个地方任职，也不作长远打算，而是将之作为跳板，投机钻营，想方设法早日得到提拔。
综上种种，说乾隆是一个昏君、暴君，一点也不冤。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一生励精图治的乾隆驾崩。他创造了一个盛世的辉煌，在他走的时候，却留下了诸多隐患。在他身后，许多社会深层次矛盾，日积月累，日益加剧。
参考文献：
《清高宗实录》、《啸亭杂录》、《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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