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姓王，名登明。出生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仙逝于二零一五年八月二日。山东人。一名朴实的军人，一个伟岸的男人，一位好父亲！
1，
每次询问父亲，为什么会当兵？父亲总会含糊其辞。
父亲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因为矛盾。父亲是军人，是党员，还是个官。他不能实话实说，又不愿意欺骗孩子。所以，父亲不回答这个问题。
“为天下的劳苦大众得解放！”这样的回答，父亲说不出口。
父亲离休以后，人放松了，没有心理负担了，孩子也大了。父亲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父亲说：“当兵，是因为馒头。”
父亲十三岁结婚，不到十四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爷爷过世以后，家里的农活和日常杂活，都落在了我奶奶和父亲及母亲身上。我奶奶很能干，被环境逼的，甚至比男人还能干。而我父亲和我母亲是真的不能干。尤其是农活，那真不是一般人会干、能干和肯干的。母亲在外公家是个宝，几乎没干过农活；父亲虽然人高马大，实际上还是个顽劣的孩子。父亲是农民的儿子，但父亲从骨子里厌恶干农活。但父亲身为长子，不干农活是不可能的。
辛苦的劳作，以及心灵深处对外面世界的莫名渴望，促使父亲下定决心，走出了他人生极其关键的一步：参军。
父亲参军，没有和他母亲和我母亲商量。父亲直接报名参军，隔天就跟随部队走了。我奶奶和我母亲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木已成舟，无可挽回。父亲非常明白，如果商量，他母亲和我母亲的眼泪，一定会淹没他的希望；父亲也非常清楚，他走的这一步，极其自私，是一种对家族责任的彻底逃避。
父亲的村子里，一共有十一个参军的青年。最后，只有两个留在了部队。一个是父亲，参加共产党军队，最后，留在了上海；一个参加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
和平年代参军，是锻炼意志和身体的好场所。而战争年代参军，就是生死的博弈。一旦开战，首当其冲的，都是新兵蛋子，所以许多新兵都做了逃兵。父亲村里的一个青年，为了不被抓回去再当兵，用一把铁锨，硬生生将自己的一只大脚趾铲掉了。
父亲没做逃兵。因为父亲吃到了纯麦子做成的馒头。父亲说，那些漂亮的馒头，坚定了他跟随部队的决心。
在贫瘠的农村，再富裕的家庭，也不会用纯麦子做馒头，一定会掺加许多碾磨成粉的玉米或豆类，收成不好的时候，只能吃窝窝头（玉米粉或豆类粉掺加糠粉）。爷爷家虽然田地不少，但土质差，都是盐碱地，所谓良田就是土质里盐碱成分少一些而已。所以，丰收年就是豆类植物丰收，麦子都是稀罕物。更何况，家中的所有生活用品，都需要用粮食换取。因此，身为长子长孙，一直得宠的父亲，也没吃到过纯麦子做成的馒头。
受村里逃兵的言论影响，奶奶和我母亲坐不住了，她们决定死活要把父亲劝说回家。于是，我母亲徒步，千里寻夫，开始了一场劝说父亲做逃兵的战争。但没用。原因有三点：一，父亲知道，军纪无情，被抓回来的逃兵，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一打仗就被派到最前线，如果抗命，就地枪决。二，由于父亲的良好表现，那时，父亲已经是预备党员了。三，最主要的一点，父亲时常可以吃到纯麦子做的馒头。
父亲当兵有偶然性，也有环境因素，但以我看来，即使父亲不当兵，他也一定会离开那片贫瘠的土地的。因为父亲有一颗不羁而勇敢的心！
2，
每次询问父亲打过仗没有，父亲总是说：“打过！”但语气不坚定。
父亲确实打过仗。身处有枪声的前线，只有一次。说出来，我都觉得好笑。部队一个营，去抓一个土匪。土匪守在一个堆满干柴的土楼里，枪声零星。最后，营长说，烧了他吧。于是，战士把土楼点着了，活活把土匪烧死了。
父亲有一枚“解放勋章”，做工很粗劣。那是百万雄师过长江的纪念章。只要过了长江的战士都有。父亲过长江的时候，没有放一枪。在悠悠的战船上，看日月星辰，看江水翻滚。
明一点说，父亲命好，没有上过你死我活的战场。
父亲身高一米八二，相貌堂堂，英气逼人，手脚利索。性格上，父亲属于那种老实巴交的、对所有人都尊敬和亲切的一类人。这是最受首长喜欢的那种战士：话少，肯干。
父亲入伍一年左右。有一次，后方医院的首长来挑选警卫员，一眼便相中了父亲。看来，长得英俊是很重要的。从此，父亲便与枪林弹雨告别了，可以说，保住了一条小命。
父亲说：“我骑着高头大白马。身背两把驳壳枪，紧随首长身边，巡视战后的战场。”
父亲一直遗憾没有去过真正的战场，但他的语气和神态里，更庆幸自己没有去过。
父亲说，一场战役之后，医院里都是伤兵，断胳膊断腿的，眼瞎的……那种凄惨的场景，让人呼吸急促，不寒而栗。
父亲没有上过前线，没有直面生死，但也有不少危险的经历。作为战士，轮流站岗放哨是部队条例，在部队附近站岗，没事；有的岗哨离开部队很远，经常出事。尤其是站夜岗，一个人，没事也能把人吓出事来。父亲那时才十五六岁，还是一个孩子，持着枪，站在荒野里，四周一片漆黑。父亲说，没月亮还好，可以躺着或坐着休息；有月亮就够呛了，必须笔挺地站着，因为连排长们会来查哨。违反纪律是要受处分的。有月亮也危险，活脱脱的一个靶子。尽管在后方，但流寇残匪还是很多的。
我问父亲：“站一夜的岗，你怎么过的？”
父亲说：“没月亮，就休息；有月亮，站着，一直哆嗦到天亮。”
看来，月亮的光辉，也不是人人爱的。
父亲一生谨慎，只被处分过一次。那次，关系生死。
后方的部队医院，随着战事的发展，需要不停地转换地方。战事吃紧的时候，有时日夜兼程，连续几天赶路。睡觉也在走，后面的抓着前面的衣服，惯性前进。但是，一旦稳定下来，无论多么劳累，战士必须进行模拟实战训练。
父亲说，那次实在太累了，眼冒金星，一直迷迷糊糊。训练的时候，不知怎么回事，就把手中手榴弹的保险绳拉掉了。问题是，父亲还没意识到危险，手榴弹没丢出去，握在手里。父亲身边的副班长反应迅速，夺过手榴弹，甩向没人的空地。手榴弹没等落地，就在空中爆炸了。
一声巨响后，父亲醒了，也蒙了。父亲说，当时，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内衣内裤全都湿透了，几乎失禁。接着就被一顿暴揍，接着就是一轮又一轮的严厉训斥，通报全院，处分一次。
父亲每次谈起那次处分，一脸的感激，非常动情。
战争的恐怖，不是我们能真正明了的，只有身处战争中心或战争边缘的人，才能深刻体会。父亲经历了战争年代，对生死看得比较坦然，这种豁达一直影响着我。
（我们现在在乎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仔细想想，真是不值得一提。）
3，
每次询问父亲，有没有信仰？父亲总是无语。
父亲对信仰的概念不清晰。跟毛主席走，听党的话，一切行动听指挥。这就是父亲生活和工作的全部。父亲没有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书。毛主席的书读的也不多，所有的哲学理论，就是毛主席的语录。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语录，父亲能倒背如流。
在我们家，父亲是不允许我们直呼毛泽东这三个字的，只能说：毛主席。在我父亲的心里，毛主席真的是他的大救星。毛主席就是父亲的信仰。
父亲大概在十五六岁左右，就成了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父亲有将近七十年的党龄。父亲坚信共产主义，坚信每个时期的党章，但如果要具体谈谈主义的内涵，父亲就吃力了。但父亲明白简单的道理：跟随毛主席，跟随党，有馒头吃，为什么不呢？
父亲的部队隶属陈毅元帅的第三野战军。三野是一支很能打仗的部队。渡江战役开始前，父亲警卫的首长将被调回山东，主持后方医院的建设工作。
首长问我父亲：“小王，跟我回山东如何？后方安全，你也可以照顾家里。”
父亲回答：“毛主席说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我听毛主席的。”
父亲安安全全过了长江之后，昔日的首长做了安排，下到连队，直接做了一个排级小官。陈毅元帅的部队，奉命驻守上海，父亲也就留在了上海。
现在想来，父亲运气真是不错的。如果是跟随刘邓大军，可能现在，全家就在贵州云南之类的地方了。（现在的我，也有可能在上海某个地方，借宿打工哩。）
留在上海的父亲，听党的话，开始补习文化知识。
补习班，开在松江地区，几百人的干部学习班，有吃有喝，还可以看电影，看话剧。那段日子，父亲最放松，也最苦恼。原因有两个：1，父亲不是读书的料。距离学霸有十万八千里的路程。2，那时，父亲正想着和我母亲离婚。（这件事，写在《我们的母亲》那篇文章里。）缺少文化知识，是父亲不能晋升为高级指挥员的主要原因。在前线战场，一场战役后，只要活着，就能晋升，几场战役下来，只要还活着，至少能当上连长。而和平年代，建设新上海，缺少大量的有文化的干部，临时培养，知识的浅薄度，可想而知。我父亲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到离休的时候，只是一个团级干部。如果有文化，以父亲的为人，至少应该是个师级干部。
补习班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上海警备区汽车连”做领导，主要任务是负责军队物资的运输工作。因为表现良好，上海警备区后勤部决定，命令父亲带领所属部队驻扎青浦朱家角，负责上海警备区的弹药仓库。这项任务，很繁重，很危险，父亲完成得非常出色。多次立功受奖。
期间，父亲有一个笑话，一直被我们调侃：有一次，父亲去警备区司令部开会，中饭是纯麦子做的肉包子，那是父亲人生中最美妙的一顿午餐。太好吃了！父亲一口气吃了二十多个！原来，紧跟毛主席，紧跟党，还可以吃到纯麦子做的肉包子啊！
期间，还有一件父亲引以为豪的事：一九五五年，中国军队实行军衔制。父亲被授予大尉军衔，是当时上海驻军部队中最年轻的大尉，那年父亲二十四岁。
在我的记忆中，身为军人的父亲没掉过眼泪，只有一次，哭得一塌糊涂，像野兽。那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主席去世的那一天。那一天，父亲的信仰倒塌了。
4，
父亲是个比较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不下厨房，不搞卫生，不带孩子。全家的大事，父亲做决定。
母亲说，我哥、我姐和我的小时候，父亲没有抱过一次。问父亲有这么回事吗？父亲总是含糊其辞，说是传统，他父亲也没抱过他。
父亲不搞卫生，这我是知道的。过年的时候，母亲分配任务，三个孩子擦窗，擦门，拖地……父亲总是出去溜达。回来后，还总是挑刺。
父亲不下厨房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军人大院的男人都一个德性，这些军人大多来自北方，他们的观念里，不揍老婆就是好男人了。
父亲，这不做，那不做，只做一件事：担着家庭和家族的责任。他赚钱，给我们好的生活，也改变了奶奶家和外婆家以及我奶奶娘家的生活。
我一直为此自豪，母亲也为此自豪，父亲在我们的自豪里，满足地微笑。
父亲第一次拿到军饷是三块大洋。在那时，三块大洋是一笔很大的数目。父亲给自己留一块，一块分给他母亲和我母亲，一块分给我外婆和奶奶的娘家人。这事，每次说，母亲每次都感动。母亲说：“你爸爸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六十年代，父亲每个月的工资已经有一百多元了。你能想象那个数字吗？绝对的富豪啊！
但我们家，没有好的家具，没有好的衣服，没有好的金银。除了援助山东的亲戚之外，余下的钱，就是吃，相比其它军官家庭，我们家吃得特别好，每天不是鱼肉就是鸡鸭。
父亲有个特别实在的观点：人的许多行为都是为别人而忙碌的，只有吃是为自己的，所以要多吃，样样吃，并且要吃好！（父母晚年的时候，为了他们的健康，我帮他们弄来人体胎盘。胎盘大补，但非常腥气。母亲一口不吃，父亲全吃了。父亲吃东西，从来不忌口。）
我们三个孩子能有如此健康的身体，母亲能健康地活到现在（九十二岁），除了基因外，良好的营养是肯定起了不小作用的。何况，那时都是绝对没污染的绿色产品。
七十年代初，父亲调任警备区一零九医院政治处。全家来到了上海县漕河泾镇（现在划归徐汇区）。父亲在此，度过了他的余生。
那时候，我家是三居室的宽敞房子，前后有敞开的院子；最吓人的是，我家有抽水马桶，还用煤气烧菜煮饭。现在是不稀奇了。当时，我的同学来我家玩，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那时候，我人小，不懂事，也不觉得什么。现在回想，真是太幸福了。军人大院之外，一大早，都是倒马桶和生炉子的景象，而我的母亲可以舒舒服服地多睡一会儿。（这以前，我母亲也是一样，必须早起，倒马桶，生炉子。）
父亲对家人的照顾和疼爱，他不觉得有什么累，或者不情愿。父亲一直将他的孩子和他的妻子，作为私有财产对待。父亲当我们是珍宝，用他特有的方式，爱护我们，帮助我们成长。只是，父亲无法改变他的家长制。吃饭，父亲有专座，坐北朝南；无论是谁的客人，必须先请他入座；吃饭时，父亲不动筷子，我们是不可以动筷子的。父亲就像一个可爱的小地主，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表面光鲜，其实，操碎了心。
晚年的父亲，性格有了很大的改观。下厨房了，搞卫生了，带孩子了（孙子和外孙女），慢慢地，父亲交出了他的政权。
5，
父亲有一句警言，至今还经常被家人模仿（山东话）：“人这一生，你不知道会碰到啥事，碰到了，怎办啊？没有其它办法，只能勇敢地向前走啊！”
父亲这一生，遇到的坎坷很多，遭遇的委屈也不少，但父亲不吭声，也不在家里发泄，自己默默蛰伏，默默前行。但父亲运气一直不错，有人缘。就说转业这件事。八十年代初，军队机构臃肿，中央军委决定大裁军，全国消减几百万军人，父亲也在其中。按惯例，一般军人都转业回原籍。而父亲幸运地留在了上海。那时候，我哥我姐已经工作了，我在读高中。如果父母回山东，肯定带上我。那么现在的我，就不知会如何了？（来上海打工？还是已成为山东某个小县城的一方伪诸侯？）
父亲转业至“上海县物资总公司”，挂了一个虚职，被国家养着。没有了芝麻绿豆的小权利，父亲也没有了生机。好在父亲是明白人，很快调整好了心态。玩起了他的乐趣。
父亲没有不良嗜好。他一周才抽几根烟，白酒的量是一斤左右，但不经常喝；父亲不会麻将，玩扑克牌只会玩一个人玩的接龙。每天，除了温和地听命于我母亲的安排外，他开始自己的另外一项爱好：练香功。
父亲练香功是非常虔诚的。起初只是为了解闷和锻炼身体。每天练两次，上午和下午各一次。从开始练，父亲就没有间断过，就像每天增加了两顿必须吃的饭一样。练着练着，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可能是因为父亲的内心纯朴，或者没有功利性……父亲居然达到了“辟谷”的境界（辟谷，简单讲，就是不吃五谷杂粮，吸收大自然精华）。
父亲第一次辟谷，只有三天，吃什么，吐什么，还不断地拉稀。去医院检查，什么毛病也没有。（父亲看病，只需一毛钱挂号费。）父亲说，不吃很舒服。三天后，父亲闻到了香味，有了食欲，结束了辟谷。
父亲第二次辟谷比较吓人，一共持续了十一天。一个六十岁多岁的老人啊，十一天，每天只喝些水，吃薄薄几片苹果或几根水煮的青菜叶子。那次，把我们全家吓坏了，我姐姐害怕得几乎每天掉眼泪，我们轮流陪伴父亲。而父亲精神矍铄，安然自若，但很明显的，他的脸盘子小了，体重迅速下降，一下子减了二十多斤。十一天后，父亲回复了常态。
第三次辟谷，持续了五天。我们不慌张了，我们已经习惯了。
之后，就再也没有辟谷过。
辟谷这件事，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父亲有点迷信了。他去听“帯功报告”，在家接“圣水”，还要我为他买“香功掌”。家人都乐意让他开心，所以都顺他的意愿。家里，也掀起了一股香功热，但不久就散伙了。而父亲一直坚持着。
我和父亲谈过一次他练香功的事。我的观点是，权当锻炼身体，不能迷信，迷信就会走火入魔，就会上当受骗。父亲是唯物主义者，加上对外人又比较小气（香功的集会和相关产品都是要花钱的，而且价格不菲）。所以接受了我的意见。
父亲的晚年，有规律，有节制。每天，白酒只喝一盅，或啤酒两瓶。我回国以后，父亲的生活丰富了许多，我经常带父母出去玩，带他们吃他们从来没吃过的东西。有一次，大冬天，我们一家人带父母去吃冰激凌火锅。父亲很兴奋，目光熠熠生辉。
我喜欢看父亲欢笑。父亲在他打下的江山旁，因为我们的痛苦而痛苦，因为我们的幸福而笑声不断！
6，
我小的时候，父亲对我的教育是不管不问，散养式的。只要我不犯错误，我几乎就见不到父亲。父亲是领导，工作繁忙，压力巨大。一早出去，很晚回家。
读小学的时候，同班里，有个军人的孩子，眼睛有点斜，心思也很邪。他鼓动我，带我一起去商店偷苹果。偷窃的方法实在拙劣，没出商店门就被逮住了。父亲见到我的时候，二话没说，给了我一个大耳光。打得我晕头转向。然后，父亲带着我去商店道歉，写保证书。不可思议的是，父亲还给我买了好几个苹果吃。父亲容不得他的孩子有道德缺陷，他觉得做一个好公民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件事以后，我想吃什么，他就买，从不拒绝。
我长大以后，问父亲这事，父亲不记得了。而我一直没有忘记。父亲一生只揍过我这一次。下手特别重，打得我至今不敢做坏事。
父亲强迫我做的事，只有一件。逼我吃肥肉。我小时候，一吃肥肉就恶心，就吐，无法下咽。父亲不许我挑食，硬逼着我吃，一次不行，两次……但结果不理想。父亲没办法，表面上放弃了。但还经常教育我不能挑食的道理。说身体需要各种营养，肥肉是人体非常需要的营养。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吃肥肉了。父亲非常开心。
我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在《解放日报市郊版》，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得了五块钱的稿费，之后，几乎月月有文章发表。那第一笔稿费，我全为父母买了礼物，都是吃的。那天，父亲傻傻地看着我，目光里满是骄傲。
这以后，父亲就与我有了一定的距离，是文化的距离。父亲看不懂我写的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更诧异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记得有一次，我不知道又犯了什么错误，父亲对我的批评变得非常有趣。父亲在大房间中央放个凳子，命令我坐下，他在靠窗的位子，晒太阳，看文件。就那样，父子默默无声，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后，父亲问：“想通了吗？”
我说：“想通了。”
父亲起身，走到我身边，摸摸我的头说：“看书去吧！”
自从我上了大学以后，父亲对我，宠爱有加。只要我开口，父亲什么都满足我。那时，我每年出去旅游，最远去了新疆。去新疆的费用大概需要四百多块，当时，那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而我父亲居然毫不犹豫地给了我那些钱。父亲对我的感情非常特别，他不干涉我人生的所有选择，他看着我前进，不出声音，只是看着我，当我需要帮助和安慰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倾其所有，尽其所能，担当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父亲晚年，对我相对比较依赖，什么事都与我商量。父亲特别期待我的关心，有我守候在他身边，他很满足。每周，我都会请父母来家里玩或者去看他们。而父亲也像孩子一样，每周都期盼着。
最有趣的事情是，父亲要我做他的理发师。父亲和我，一生几乎没有亲密接触过，老了，父亲主动示好。理发的时候，父亲很乖，而我轻轻移动着父亲的头，有时无法克制地想掉眼泪。父亲戎马一生，为这个家，掏心掏肺，但父亲真的老了。稀少的头发，一脸的老人斑，而他所有的愿望，只不过就是能经常看到他养育大的后代。
在我心里，我的父亲是个好军人，是个了不起的男人！
7，
父亲是二零一五年八月一日“建军节”出的事，八月二日仙逝的。父亲走的日子，好像是父亲自己选得，非常蹊跷。父亲是洗澡后，脚底打滑，仰天摔了一跤，没有及时治疗，导致脑部严重出血而去世的。父亲走时八十四岁。留下了不少疑团，让人觉得，幂幂之中，父亲的走，像是必然一样。
1，父母家的前院，种着一棵葡萄树，年年丰收。父母每年都会采摘，整理，与战友分享。父亲仙逝的那年，一颗葡萄也没结。父亲仙逝的第二年又丰收了。
2，我哥定居澳大利亚，回上海，签证需要时间。而父亲出事的时候，我哥正好在台湾，因此，可以迅速赶回，见到了父亲的最后一面。
3，父亲仙逝的前几个月，哥哥、姐姐和我与父母协商，为他们买墓穴。以前，说这事，父亲总是非常生气，这次，父亲爽快地答应了。墓穴，我为父母选在青浦朱家角，还和我姐一起，带父母去看过。父亲没有反对。
4，父亲仙逝的前几个月，我和我姐带父母去“王开照相馆”，为父母补拍了一套结婚纪念照。
5，父亲仙逝的前几个月，母亲九十大寿。全体亲人都到场，从来没有这么齐全过。
6，父亲仙逝的前几个月，老干部体检身体。父亲每项指标都和年轻人一样。父亲还每天骑自行车外出。
……
父亲是在他最称心如意的时候，生命戛然而止的。
也许做得太完美了；也许太巧了；也许，上苍就是这样安排的。
父亲仙逝的前一个月，我太太被公派去美国访学一个月。我请父母来我家小住。父母非常开心。那个月里，我什么也不做，就是陪父母吃喝玩乐，那个月，是父亲与我谈得最多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父亲从来没有那么赤裸裸地谈他的看法的。父亲谈他的部队生活，谈他的战友和下属；评论自己的亲人，说自己的愿望，还告诉我一些他的秘密……现在想来，那像是在交代后事。
那些日子，非常热，我每天早起，为父母做早饭，然后买菜；中午是父母喜欢的面食，晚饭是两荤三素一汤。我竭尽所能，变换花样，天天不重复。那些日子，和父亲咪咪老酒，散散步，说说话，其乐融融。父亲看我每天汗流浃背，很心疼，几次要回家，都被我拦下了。
三个星期后，父亲死活要走，坚决不肯再住了。走的前一天，我为父亲理了头发，走的时候，父亲长久地看着我，想说什么，但最后也没说出来。
父亲就像有感觉一样：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起跑线，应该划在自己的家里。
父母回家后的第二周，父亲便仙逝了。
父亲走得太突然，出事到仙逝只有两天。父亲走的前一夜是我陪的，那一夜，痛苦不堪，我流了一夜的眼泪，眼前的地面，一滩泪迹。父亲火化，也是我带着父亲的大孙子和外孙女及山东的大侄子去的。棺材缓缓进入火化炉，出来的时候，已是白白的骨头了，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从此，我没有爸爸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的仙逝，让我有些迷信了。都那么巧吗？谁能安排得这么井井有条？父亲走得干脆。从另一个角度讲，父亲没有受苦，也没有拖累孩子。这是父亲一直向往的离世方式。
父亲是个重感情，但不善表达感情的人。对亲人的热爱都表达在他的行动里了。我对父亲的感情很深，但也从来没有用语言表达过。
此文结束前，我想对天上的父亲说：爸爸，我深深地爱你！下辈子，还做你的孩子！
（全文结束。）
（此系列文章写于2018年4月。修改于202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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