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姓王,名登明。出生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仙逝于二零一五年八月二日。山东人。一名朴实的军人,一个伟岸的男人,一位好父亲!
1,
每次询问父亲,为什么会当兵?父亲总会含糊其辞。
父亲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因为矛盾。父亲是军人,是党员,还是个官。他不能实话实说,又不愿意欺骗孩子。所以,父亲不回答这个问题。
“为天下的劳苦大众得解放!”这样的回答,父亲说不出口。
父亲离休以后,人放松了,没有心理负担了,孩子也大了。父亲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父亲说:“当兵,是因为馒头。”
父亲十三岁结婚,不到十四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爷爷过世以后,家里的农活和日常杂活,都落在了我奶奶和父亲及母亲身上。我奶奶很能干,被环境逼的,甚至比男人还能干。而我父亲和我母亲是真的不能干。尤其是农活,那真不是一般人会干、能干和肯干的。母亲在外公家是个宝,几乎没干过农活;父亲虽然人高马大,实际上还是个顽劣的孩子。父亲是农民的儿子,但父亲从骨子里厌恶干农活。但父亲身为长子,不干农活是不可能的。
辛苦的劳作,以及心灵深处对外面世界的莫名渴望,促使父亲下定决心,走出了他人生极其关键的一步:参军。
父亲参军,没有和他母亲和我母亲商量。父亲直接报名参军,隔天就跟随部队走了。我奶奶和我母亲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木已成舟,无可挽回。父亲非常明白,如果商量,他母亲和我母亲的眼泪,一定会淹没他的希望;父亲也非常清楚,他走的这一步,极其自私,是一种对家族责任的彻底逃避。
父亲的村子里,一共有十一个参军的青年。最后,只有两个留在了部队。一个是父亲,参加共产党军队,最后,留在了上海;一个参加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
和平年代参军,是锻炼意志和身体的好场所。而战争年代参军,就是生死的博弈。一旦开战,首当其冲的,都是新兵蛋子,所以许多新兵都做了逃兵。父亲村里的一个青年,为了不被抓回去再当兵,用一把铁锨,硬生生将自己的一只大脚趾铲掉了。
父亲没做逃兵。因为父亲吃到了纯麦子做成的馒头。父亲说,那些漂亮的馒头,坚定了他跟随部队的决心。
在贫瘠的农村,再富裕的家庭,也不会用纯麦子做馒头,一定会掺加许多碾磨成粉的玉米或豆类,收成不好的时候,只能吃窝窝头(玉米粉或豆类粉掺加糠粉)。爷爷家虽然田地不少,但土质差,都是盐碱地,所谓良田就是土质里盐碱成分少一些而已。所以,丰收年就是豆类植物丰收,麦子都是稀罕物。更何况,家中的所有生活用品,都需要用粮食换取。因此,身为长子长孙,一直得宠的父亲,也没吃到过纯麦子做成的馒头。
受村里逃兵的言论影响,奶奶和我母亲坐不住了,她们决定死活要把父亲劝说回家。于是,我母亲徒步,千里寻夫,开始了一场劝说父亲做逃兵的战争。但没用。原因有三点:一,父亲知道,军纪无情,被抓回来的逃兵,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一打仗就被派到最前线,如果抗命,就地枪决。二,由于父亲的良好表现,那时,父亲已经是预备党员了。三,最主要的一点,父亲时常可以吃到纯麦子做的馒头。
父亲当兵有偶然性,也有环境因素,但以我看来,即使父亲不当兵,他也一定会离开那片贫瘠的土地的。因为父亲有一颗不羁而勇敢的心!
2,
每次询问父亲打过仗没有,父亲总是说:“打过!”但语气不坚定。
父亲确实打过仗。身处有枪声的前线,只有一次。说出来,我都觉得好笑。部队一个营,去抓一个土匪。土匪守在一个堆满干柴的土楼里,枪声零星。最后,营长说,烧了他吧。于是,战士把土楼点着了,活活把土匪烧死了。
父亲有一枚“解放勋章”,做工很粗劣。那是百万雄师过长江的纪念章。只要过了长江的战士都有。父亲过长江的时候,没有放一枪。在悠悠的战船上,看日月星辰,看江水翻滚。
明一点说,父亲命好,没有上过你死我活的战场。
父亲身高一米八二,相貌堂堂,英气逼人,手脚利索。性格上,父亲属于那种老实巴交的、对所有人都尊敬和亲切的一类人。这是最受首长喜欢的那种战士:话少,肯干。
父亲入伍一年左右。有一次,后方医院的首长来挑选警卫员,一眼便相中了父亲。看来,长得英俊是很重要的。从此,父亲便与枪林弹雨告别了,可以说,保住了一条小命。
父亲说:“我骑着高头大白马。身背两把驳壳枪,紧随首长身边,巡视战后的战场。”
父亲一直遗憾没有去过真正的战场,但他的语气和神态里,更庆幸自己没有去过。
父亲说,一场战役之后,医院里都是伤兵,断胳膊断腿的,眼瞎的……那种凄惨的场景,让人呼吸急促,不寒而栗。
父亲没有上过前线,没有直面生死,但也有不少危险的经历。作为战士,轮流站岗放哨是部队条例,在部队附近站岗,没事;有的岗哨离开部队很远,经常出事。尤其是站夜岗,一个人,没事也能把人吓出事来。父亲那时才十五六岁,还是一个孩子,持着枪,站在荒野里,四周一片漆黑。父亲说,没月亮还好,可以躺着或坐着休息;有月亮就够呛了,必须笔挺地站着,因为连排长们会来查哨。违反纪律是要受处分的。有月亮也危险,活脱脱的一个靶子。尽管在后方,但流寇残匪还是很多的。
我问父亲:“站一夜的岗,你怎么过的?”
父亲说:“没月亮,就休息;有月亮,站着,一直哆嗦到天亮。”
看来,月亮的光辉,也不是人人爱的。
父亲一生谨慎,只被处分过一次。那次,关系生死。
后方的部队医院,随着战事的发展,需要不停地转换地方。战事吃紧的时候,有时日夜兼程,连续几天赶路。睡觉也在走,后面的抓着前面的衣服,惯性前进。但是,一旦稳定下来,无论多么劳累,战士必须进行模拟实战训练。
父亲说,那次实在太累了,眼冒金星,一直迷迷糊糊。训练的时候,不知怎么回事,就把手中手榴弹的保险绳拉掉了。问题是,父亲还没意识到危险,手榴弹没丢出去,握在手里。父亲身边的副班长反应迅速,夺过手榴弹,甩向没人的空地。手榴弹没等落地,就在空中爆炸了。
一声巨响后,父亲醒了,也蒙了。父亲说,当时,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内衣内裤全都湿透了,几乎失禁。接着就被一顿暴揍,接着就是一轮又一轮的严厉训斥,通报全院,处分一次。
父亲每次谈起那次处分,一脸的感激,非常动情。
战争的恐怖,不是我们能真正明了的,只有身处战争中心或战争边缘的人,才能深刻体会。父亲经历了战争年代,对生死看得比较坦然,这种豁达一直影响着我。
(我们现在在乎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仔细想想,真是不值得一提。)
3,
每次询问父亲,有没有信仰?父亲总是无语。
父亲对信仰的概念不清晰。跟毛主席走,听党的话,一切行动听指挥。这就是父亲生活和工作的全部。父亲没有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书。毛主席的书读的也不多,所有的哲学理论,就是毛主席的语录。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语录,父亲能倒背如流。
在我们家,父亲是不允许我们直呼毛泽东这三个字的,只能说:毛主席。在我父亲的心里,毛主席真的是他的大救星。毛主席就是父亲的信仰。
父亲大概在十五六岁左右,就成了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父亲有将近七十年的党龄。父亲坚信共产主义,坚信每个时期的党章,但如果要具体谈谈主义的内涵,父亲就吃力了。但父亲明白简单的道理:跟随毛主席,跟随党,有馒头吃,为什么不呢?
父亲的部队隶属陈毅元帅的第三野战军。三野是一支很能打仗的部队。渡江战役开始前,父亲警卫的首长将被调回山东,主持后方医院的建设工作。
首长问我父亲:“小王,跟我回山东如何?后方安全,你也可以照顾家里。”
父亲回答:“毛主席说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我听毛主席的。”
父亲安安全全过了长江之后,昔日的首长做了安排,下到连队,直接做了一个排级小官。陈毅元帅的部队,奉命驻守上海,父亲也就留在了上海。
现在想来,父亲运气真是不错的。如果是跟随刘邓大军,可能现在,全家就在贵州云南之类的地方了。(现在的我,也有可能在上海某个地方,借宿打工哩。)
留在上海的父亲,听党的话,开始补习文化知识。
补习班,开在松江地区,几百人的干部学习班,有吃有喝,还可以看电影,看话剧。那段日子,父亲最放松,也最苦恼。原因有两个:1,父亲不是读书的料。距离学霸有十万八千里的路程。2,那时,父亲正想着和我母亲离婚。(这件事,写在《我们的母亲》那篇文章里。)缺少文化知识,是父亲不能晋升为高级指挥员的主要原因。在前线战场,一场战役后,只要活着,就能晋升,几场战役下来,只要还活着,至少能当上连长。而和平年代,建设新上海,缺少大量的有文化的干部,临时培养,知识的浅薄度,可想而知。我父亲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到离休的时候,只是一个团级干部。如果有文化,以父亲的为人,至少应该是个师级干部。
补习班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上海警备区汽车连”做领导,主要任务是负责军队物资的运输工作。因为表现良好,上海警备区后勤部决定,命令父亲带领所属部队驻扎青浦朱家角,负责上海警备区的弹药仓库。这项任务,很繁重,很危险,父亲完成得非常出色。多次立功受奖。
期间,父亲有一个笑话,一直被我们调侃:有一次,父亲去警备区司令部开会,中饭是纯麦子做的肉包子,那是父亲人生中最美妙的一顿午餐。太好吃了!父亲一口气吃了二十多个!原来,紧跟毛主席,紧跟党,还可以吃到纯麦子做的肉包子啊!
期间,还有一件父亲引以为豪的事:一九五五年,中国军队实行军衔制。父亲被授予大尉军衔,是当时上海驻军部队中最年轻的大尉,那年父亲二十四岁。
在我的记忆中,身为军人的父亲没掉过眼泪,只有一次,哭得一塌糊涂,像野兽。那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主席去世的那一天。那一天,父亲的信仰倒塌了。
4,
父亲是个比较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不下厨房,不搞卫生,不带孩子。全家的大事,父亲做决定。
母亲说,我哥、我姐和我的小时候,父亲没有抱过一次。问父亲有这么回事吗?父亲总是含糊其辞,说是传统,他父亲也没抱过他。
父亲不搞卫生,这我是知道的。过年的时候,母亲分配任务,三个孩子擦窗,擦门,拖地……父亲总是出去溜达。回来后,还总是挑刺。
父亲不下厨房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军人大院的男人都一个德性,这些军人大多来自北方,他们的观念里,不揍老婆就是好男人了。
父亲,这不做,那不做,只做一件事:担着家庭和家族的责任。他赚钱,给我们好的生活,也改变了奶奶家和外婆家以及我奶奶娘家的生活。
我一直为此自豪,母亲也为此自豪,父亲在我们的自豪里,满足地微笑。
父亲第一次拿到军饷是三块大洋。在那时,三块大洋是一笔很大的数目。父亲给自己留一块,一块分给他母亲和我母亲,一块分给我外婆和奶奶的娘家人。这事,每次说,母亲每次都感动。母亲说:“你爸爸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六十年代,父亲每个月的工资已经有一百多元了。你能想象那个数字吗?绝对的富豪啊!
但我们家,没有好的家具,没有好的衣服,没有好的金银。除了援助山东的亲戚之外,余下的钱,就是吃,相比其它军官家庭,我们家吃得特别好,每天不是鱼肉就是鸡鸭。
父亲有个特别实在的观点:人的许多行为都是为别人而忙碌的,只有吃是为自己的,所以要多吃,样样吃,并且要吃好!(父母晚年的时候,为了他们的健康,我帮他们弄来人体胎盘。胎盘大补,但非常腥气。母亲一口不吃,父亲全吃了。父亲吃东西,从来不忌口。)
我们三个孩子能有如此健康的身体,母亲能健康地活到现在(九十二岁),除了基因外,良好的营养是肯定起了不小作用的。何况,那时都是绝对没污染的绿色产品。
七十年代初,父亲调任警备区一零九医院政治处。全家来到了上海县漕河泾镇(现在划归徐汇区)。父亲在此,度过了他的余生。
那时候,我家是三居室的宽敞房子,前后有敞开的院子;最吓人的是,我家有抽水马桶,还用煤气烧菜煮饭。现在是不稀奇了。当时,我的同学来我家玩,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那时候,我人小,不懂事,也不觉得什么。现在回想,真是太幸福了。军人大院之外,一大早,都是倒马桶和生炉子的景象,而我的母亲可以舒舒服服地多睡一会儿。(这以前,我母亲也是一样,必须早起,倒马桶,生炉子。)
父亲对家人的照顾和疼爱,他不觉得有什么累,或者不情愿。父亲一直将他的孩子和他的妻子,作为私有财产对待。父亲当我们是珍宝,用他特有的方式,爱护我们,帮助我们成长。只是,父亲无法改变他的家长制。吃饭,父亲有专座,坐北朝南;无论是谁的客人,必须先请他入座;吃饭时,父亲不动筷子,我们是不可以动筷子的。父亲就像一个可爱的小地主,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表面光鲜,其实,操碎了心。
晚年的父亲,性格有了很大的改观。下厨房了,搞卫生了,带孩子了(孙子和外孙女),慢慢地,父亲交出了他的政权。
5,
父亲有一句警言,至今还经常被家人模仿(山东话):“人这一生,你不知道会碰到啥事,碰到了,怎办啊?没有其它办法,只能勇敢地向前走啊!”
父亲这一生,遇到的坎坷很多,遭遇的委屈也不少,但父亲不吭声,也不在家里发泄,自己默默蛰伏,默默前行。但父亲运气一直不错,有人缘。就说转业这件事。八十年代初,军队机构臃肿,中央军委决定大裁军,全国消减几百万军人,父亲也在其中。按惯例,一般军人都转业回原籍。而父亲幸运地留在了上海。那时候,我哥我姐已经工作了,我在读高中。如果父母回山东,肯定带上我。那么现在的我,就不知会如何了?(来上海打工?还是已成为山东某个小县城的一方伪诸侯?)
父亲转业至“上海县物资总公司”,挂了一个虚职,被国家养着。没有了芝麻绿豆的小权利,父亲也没有了生机。好在父亲是明白人,很快调整好了心态。玩起了他的乐趣。
父亲没有不良嗜好。他一周才抽几根烟,白酒的量是一斤左右,但不经常喝;父亲不会麻将,玩扑克牌只会玩一个人玩的接龙。每天,除了温和地听命于我母亲的安排外,他开始自己的另外一项爱好:练香功。
父亲练香功是非常虔诚的。起初只是为了解闷和锻炼身体。每天练两次,上午和下午各一次。从开始练,父亲就没有间断过,就像每天增加了两顿必须吃的饭一样。练着练着,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可能是因为父亲的内心纯朴,或者没有功利性……父亲居然达到了“辟谷”的境界(辟谷,简单讲,就是不吃五谷杂粮,吸收大自然精华)。
父亲第一次辟谷,只有三天,吃什么,吐什么,还不断地拉稀。去医院检查,什么毛病也没有。(父亲看病,只需一毛钱挂号费。)父亲说,不吃很舒服。三天后,父亲闻到了香味,有了食欲,结束了辟谷。
父亲第二次辟谷比较吓人,一共持续了十一天。一个六十岁多岁的老人啊,十一天,每天只喝些水,吃薄薄几片苹果或几根水煮的青菜叶子。那次,把我们全家吓坏了,我姐姐害怕得几乎每天掉眼泪,我们轮流陪伴父亲。而父亲精神矍铄,安然自若,但很明显的,他的脸盘子小了,体重迅速下降,一下子减了二十多斤。十一天后,父亲回复了常态。
第三次辟谷,持续了五天。我们不慌张了,我们已经习惯了。
之后,就再也没有辟谷过。
辟谷这件事,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父亲有点迷信了。他去听“帯功报告”,在家接“圣水”,还要我为他买“香功掌”。家人都乐意让他开心,所以都顺他的意愿。家里,也掀起了一股香功热,但不久就散伙了。而父亲一直坚持着。
我和父亲谈过一次他练香功的事。我的观点是,权当锻炼身体,不能迷信,迷信就会走火入魔,就会上当受骗。父亲是唯物主义者,加上对外人又比较小气(香功的集会和相关产品都是要花钱的,而且价格不菲)。所以接受了我的意见。
父亲的晚年,有规律,有节制。每天,白酒只喝一盅,或啤酒两瓶。我回国以后,父亲的生活丰富了许多,我经常带父母出去玩,带他们吃他们从来没吃过的东西。有一次,大冬天,我们一家人带父母去吃冰激凌火锅。父亲很兴奋,目光熠熠生辉。
我喜欢看父亲欢笑。父亲在他打下的江山旁,因为我们的痛苦而痛苦,因为我们的幸福而笑声不断!
6,
我小的时候,父亲对我的教育是不管不问,散养式的。只要我不犯错误,我几乎就见不到父亲。父亲是领导,工作繁忙,压力巨大。一早出去,很晚回家。
读小学的时候,同班里,有个军人的孩子,眼睛有点斜,心思也很邪。他鼓动我,带我一起去商店偷苹果。偷窃的方法实在拙劣,没出商店门就被逮住了。父亲见到我的时候,二话没说,给了我一个大耳光。打得我晕头转向。然后,父亲带着我去商店道歉,写保证书。不可思议的是,父亲还给我买了好几个苹果吃。父亲容不得他的孩子有道德缺陷,他觉得做一个好公民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件事以后,我想吃什么,他就买,从不拒绝。
我长大以后,问父亲这事,父亲不记得了。而我一直没有忘记。父亲一生只揍过我这一次。下手特别重,打得我至今不敢做坏事。
父亲强迫我做的事,只有一件。逼我吃肥肉。我小时候,一吃肥肉就恶心,就吐,无法下咽。父亲不许我挑食,硬逼着我吃,一次不行,两次……但结果不理想。父亲没办法,表面上放弃了。但还经常教育我不能挑食的道理。说身体需要各种营养,肥肉是人体非常需要的营养。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吃肥肉了。父亲非常开心。
我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在《解放日报市郊版》,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得了五块钱的稿费,之后,几乎月月有文章发表。那第一笔稿费,我全为父母买了礼物,都是吃的。那天,父亲傻傻地看着我,目光里满是骄傲。
这以后,父亲就与我有了一定的距离,是文化的距离。父亲看不懂我写的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更诧异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记得有一次,我不知道又犯了什么错误,父亲对我的批评变得非常有趣。父亲在大房间中央放个凳子,命令我坐下,他在靠窗的位子,晒太阳,看文件。就那样,父子默默无声,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后,父亲问:“想通了吗?”
我说:“想通了。”
父亲起身,走到我身边,摸摸我的头说:“看书去吧!”
自从我上了大学以后,父亲对我,宠爱有加。只要我开口,父亲什么都满足我。那时,我每年出去旅游,最远去了新疆。去新疆的费用大概需要四百多块,当时,那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而我父亲居然毫不犹豫地给了我那些钱。父亲对我的感情非常特别,他不干涉我人生的所有选择,他看着我前进,不出声音,只是看着我,当我需要帮助和安慰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倾其所有,尽其所能,担当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父亲晚年,对我相对比较依赖,什么事都与我商量。父亲特别期待我的关心,有我守候在他身边,他很满足。每周,我都会请父母来家里玩或者去看他们。而父亲也像孩子一样,每周都期盼着。
最有趣的事情是,父亲要我做他的理发师。父亲和我,一生几乎没有亲密接触过,老了,父亲主动示好。理发的时候,父亲很乖,而我轻轻移动着父亲的头,有时无法克制地想掉眼泪。父亲戎马一生,为这个家,掏心掏肺,但父亲真的老了。稀少的头发,一脸的老人斑,而他所有的愿望,只不过就是能经常看到他养育大的后代。
在我心里,我的父亲是个好军人,是个了不起的男人!
7,
父亲是二零一五年八月一日“建军节”出的事,八月二日仙逝的。父亲走的日子,好像是父亲自己选得,非常蹊跷。父亲是洗澡后,脚底打滑,仰天摔了一跤,没有及时治疗,导致脑部严重出血而去世的。父亲走时八十四岁。留下了不少疑团,让人觉得,幂幂之中,父亲的走,像是必然一样。
1,父母家的前院,种着一棵葡萄树,年年丰收。父母每年都会采摘,整理,与战友分享。父亲仙逝的那年,一颗葡萄也没结。父亲仙逝的第二年又丰收了。
2,我哥定居澳大利亚,回上海,签证需要时间。而父亲出事的时候,我哥正好在台湾,因此,可以迅速赶回,见到了父亲的最后一面。
3,父亲仙逝的前几个月,哥哥、姐姐和我与父母协商,为他们买墓穴。以前,说这事,父亲总是非常生气,这次,父亲爽快地答应了。墓穴,我为父母选在青浦朱家角,还和我姐一起,带父母去看过。父亲没有反对。
4,父亲仙逝的前几个月,我和我姐带父母去“王开照相馆”,为父母补拍了一套结婚纪念照。
5,父亲仙逝的前几个月,母亲九十大寿。全体亲人都到场,从来没有这么齐全过。
6,父亲仙逝的前几个月,老干部体检身体。父亲每项指标都和年轻人一样。父亲还每天骑自行车外出。
……
父亲是在他最称心如意的时候,生命戛然而止的。
也许做得太完美了;也许太巧了;也许,上苍就是这样安排的。
父亲仙逝的前一个月,我太太被公派去美国访学一个月。我请父母来我家小住。父母非常开心。那个月里,我什么也不做,就是陪父母吃喝玩乐,那个月,是父亲与我谈得最多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父亲从来没有那么赤裸裸地谈他的看法的。父亲谈他的部队生活,谈他的战友和下属;评论自己的亲人,说自己的愿望,还告诉我一些他的秘密……现在想来,那像是在交代后事。
那些日子,非常热,我每天早起,为父母做早饭,然后买菜;中午是父母喜欢的面食,晚饭是两荤三素一汤。我竭尽所能,变换花样,天天不重复。那些日子,和父亲咪咪老酒,散散步,说说话,其乐融融。父亲看我每天汗流浃背,很心疼,几次要回家,都被我拦下了。
三个星期后,父亲死活要走,坚决不肯再住了。走的前一天,我为父亲理了头发,走的时候,父亲长久地看着我,想说什么,但最后也没说出来。
父亲就像有感觉一样: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起跑线,应该划在自己的家里。
父母回家后的第二周,父亲便仙逝了。
父亲走得太突然,出事到仙逝只有两天。父亲走的前一夜是我陪的,那一夜,痛苦不堪,我流了一夜的眼泪,眼前的地面,一滩泪迹。父亲火化,也是我带着父亲的大孙子和外孙女及山东的大侄子去的。棺材缓缓进入火化炉,出来的时候,已是白白的骨头了,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从此,我没有爸爸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的仙逝,让我有些迷信了。都那么巧吗?谁能安排得这么井井有条?父亲走得干脆。从另一个角度讲,父亲没有受苦,也没有拖累孩子。这是父亲一直向往的离世方式。
父亲是个重感情,但不善表达感情的人。对亲人的热爱都表达在他的行动里了。我对父亲的感情很深,但也从来没有用语言表达过。
此文结束前,我想对天上的父亲说:爸爸,我深深地爱你!下辈子,还做你的孩子!
(全文结束。)
(此系列文章写于2018年4月。修改于202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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