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五京体制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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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史料极度匮乏，今天的历史学家对辽朝一代历史所知甚少，尤其是地方行政制度更是如此。目前学界就连辽朝地方行政制度的基本面貌都还弄不清楚，这对其他断代史来说也许是无法想象的。比如辽朝究竟是否存在“五京道”体制，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按照《辽史·地理志》的说法，五京道是辽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但近年来就有不止一位学者对这个常识问题提出挑战，有人认为辽朝并没有统一的“京道”体制，还有学者甚至完全否定五京道的存在。如果辽朝确实不存在道（路）一级的政区，那么我们对于辽朝五京体制的传统认识就必须推翻重来。但仔细推敲起来，上述看法虽然有其合理的成分，同时也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观点还远远不是定论，这就值得我们去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如果辽朝没有道（路）一级的行政区，那究竟有没有路级的财政区呢？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此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但问题在于，不管是王民信、向南、杨若薇等人主张的五京计司说，还是关树东主张的八个财赋路之说，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辽朝的财政区并不是同时建立的，五京计司或八个财赋路都是从辽朝初年至辽朝中后期陆续建立起来的。因此所谓的五京计司或八个财赋路都只能反映辽朝后期的情况，对辽朝的财政区显然还需要进行更加全面的动态考察。另外，相对于财政区来说，其实在辽朝更值得关注的是军事区。辽朝究竟是否存在统一的路级军事区？迄今为止似乎还很少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认真的思考。这些问题可以说都是辽朝五京体制研究的基本要素。

与五京体制有关的还有辽朝的都城制度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问题在辽史学界和历史地理学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分歧的焦点是辽朝后期是否由上京迁都于中京，历史地理学家多主张迁都说，而辽史研究者则多持否定态度。这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史或历史地理的问题，它关系到应该如何认识辽朝的国家特性的问题。历史学家一般习惯于用看待中原汉式王朝的眼光去看待北方民族王朝，一个国家政权必定要有一国之都，这是我们的一个常识，但用这种固定思维去理解契丹王朝，恐怕不一定合适。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对五京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辽朝二元政治下的都城制度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辽朝的二元政治，在中央主要表现为北、南面官僚系统的双轨制，在地方主要表现为州县制度和部族制度的并存。因本书以五京代表的州县制度为中心，故不涉及部族制度。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辽朝是一个极富特色的北方民族王朝，而它的这些最具特色的东西许多都与地方行政制度有关，本书的研究或许能够在这些方面丰富已有的研究成果，加深我们对辽朝国家特性的理解，这就是本书的选题意义及学术价值所在。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打算对辽朝地方行政制度进行面面俱到的研究。按照笔者的设想，本书将以五京为中心去探讨辽朝统治和治理地方的方式，贯穿全书的主要有三个基本线索，一是关注五京体制下的地方行政制度的总体结构，二是关注辽朝的政治中心——捺钵与“都城”，三是关注辽朝最具特色的地方统治政策。

说到地方行政制度的总体结构，辽朝是否存在“五京道”体制？这是本书首先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传统观点囿于《辽史·地理志》的记载，将五京道理解为辽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现在看来确实是有问题的。元人所修《辽史》，主要取材于耶律俨《皇朝实录》、陈大任《辽史》及题名叶隆礼的《契丹国志》三书。据冯家昇先生的研究，耶律俨《皇朝实录》和陈大任《辽史》均包括纪、志、传三个部分，志的部分是否有《地理志》则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元朝史官所修《地理志》的编排方式究竟是有着原始的依据，还是按照自己判断予以编排，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辽朝地方统治的模式给世人的感觉是模糊不清，无法找到一个整齐划一的制度架构。这一方面是由于史料记载的混乱所致，辽朝修史者恐已有淆乱，复经耶律固、萧永祺、陈大任之手，其间已有失真、篡改之处。及至元人修史，仓促成书，前后体例不一，相互抵牾之处甚夥。《百官志》几乎全为元人构架而成，影响深远而恶劣。如何从文献上厘清《辽史》的记载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辽朝本身在地方制度上并无清晰的规划，其机构、官职的设立随意性较大，对不同区域治理方式也不尽一致。若以我们设定好的“清晰”的目标去推寻一个原本“混沌”的事物，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两种因素相叠加，无疑加大了我们探寻辽朝地方统治方式的难度，在这一过程中，多少会令人产生几近绝望的感觉。历史研究原本最忌讳的是依凭感觉，可是辽朝史的研究偏偏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很多事情感觉应该是这样，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最终只好作罢。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与中原王朝毕竟存在差异，契丹人的思维方式也与中原汉人多有不同，若以某种“成见”去研究其行为，无疑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只能尽量以“同情”的角度去解读辽史。本书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不追求整齐划一的模式，不追求所谓的“清晰”的面貌，而是尽量站在契丹统治阶层的角度去解释种种不一、种种混沌乃至在我们看来不可理喻的东西。或许，辽朝地方统治的模式本身就具有模糊性、杂糅性。

具体到《辽史·地理志》的五京道，主要是一个如何理解和解释的问题。将五京道理解为地方政区固然不对，但由此完全否定高层政区的存在恐怕又未免有点矫枉过正了。根据本书对辽朝五京地区所作的分区研究，笔者发现辽朝在部分地区可能存在军事性质的高层区划。其中南京、西京和东京地区的情况比较清楚，南京地区有兵马都总管府，西京、东京地区有兵马都部署司，它们都是该地区的最高军事机构，且长官多由留守兼任。但问题在于，笔者的这一设想在上京和中京地区得不到明确的证据支持，根据现有史料，似乎看不出在上京和中京地区也存在类似的路一级的军事机构。虽然笔者在《辽史》及石刻资料中也找到了有关上京、中京军事机构的零星记载，但由于证据过于单薄，目前仍无法明确判断上京和中京地区是否存在路级的军事机构。鉴于这种情况，本书仅认为辽朝在部分地区存在类似于宋朝那样的复合政区，亦即财赋路与军事路。同时，关于辽朝的政治中心究竟是在捺钵还是在固定的都城，学界也一直存在争议，本书拟从二元政治的角度予以探讨，认为这是辽朝二元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本书的另一个研究思路，就是关注辽朝最具特色的地方统治政策，《辽史·百官志》把它归纳为“因俗而治”，这是我们理解辽朝地方行政制度的一把钥匙。以往学者在谈及“因俗而治”问题时，通常将其理解为“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笔者觉得这样的理解恐怕是过于片面和狭隘了。要知道，“因俗而治”并不仅仅是针对契丹人和汉人而说的，实际上它是辽朝一代总的治国方针和施政策略。在具体实施层面，辽朝初期采取“分国而治”的模式，中后期则转化为“分区而治”的模式。人们认为辽朝存在“道”一级的政区以及“道”级长官似有实无的状态或皆由此而发。早期燕云汉地单独行用“大辽国”国号，后统一国号，对汉人用南面官制、在汉地实行州县制度，对契丹人用北面官制、在契丹旧地实行部族制度。辽朝对渤海人和奚人也有类似的“因俗而治”的统治手段。

太祖灭亡渤海国后，随即建立东丹国，完全用渤海制度来统治渤海遗民。东丹国是一个自治程度很高的半独立国家，不仅有自己的国王，并且东丹王可以拥有“天子冠服”，可以建元、称制。综合辽朝、五代十国、高丽、日本各方面的史料来看，东丹国在政治和外交方面都拥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即使在东丹国被废以后，辽朝仍然在东京地区长期沿用渤海制度，譬如原东丹国中枢机构中台省直到圣宗时仍然存在，直至大延琳叛辽之后，东京地区的渤海因素才渐渐趋于淡化。

奚族的情况与渤海类似。辽朝前期，奚族很像契丹王朝的一个属国，阿保机在征服奚人之后，并没有将其直接纳入契丹的统治之下，而是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仍立奚人依旧为奚王，命契丹监督兵甲”，奚人仍旧保留原来的部族组织以及传统领地。可以说，在中京建立之前，辽朝对于奚人的统治方式与东丹国有着颇多相似之处。即便在奚王献出其传统领地，奚王府由原来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属国正式纳入辽朝国家的统治体系之后，奚六部仍由奚王府统领，奚王仍具有统领奚人的实际权力。

正是由于辽朝在各民族地区均实行“因俗而治”的统治政策，因此导致五京地区的制度极不统一，从五京官僚机构的设置来看，其随意性、临时性的特征非常明显，《辽史·百官志》把它归纳为“随宜设官”，亦即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即便是五京和八个财赋路，也是从辽初到辽朝中后期陆续建立起来的，似乎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至于其他各种机构就更是如此了。

在各章的写作过程中，笔者始终将辽朝地方行政制度的上述特色作为一条主线来加以把握，希望通过本书的研究，能够比较深入地理解辽朝历史的特性。

辽代五京体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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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鹏 著

ISBN：978-7-5227-1445-5

2023年3月出版

定价：108.00元

内容简介

契丹王朝先后建立了东京、上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京城。辽朝前期采取“分国而治”的策略，以东丹国控驭渤海故壤，以大辽国统治燕云汉地。此后，“分国而治”逐渐转化为“分区而治”，东京用渤海制度，南京、西京用汉制，上京、中京则是汉制、契丹制度兼而有之。诸多迹象表明，辽朝并不存在“京道”一级的高层政区，而是在中后期逐渐形成了财赋路和军事路并行的复式政区。辽朝后期，行国性质的政治中心在捺钵，城国性质的政治中心在中京。

作者简介

康鹏，1977年12月生，男，江苏省宿迁市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宋辽西夏金史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为辽金史、契丹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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