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国家对保护挖掘历史文化做出了一系列指示精神，省委省政府尤为关注和支持古驿路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发展。在新时代的大好形势下，黑龙江古驿文化赶上了最好的发展机遇。面对良好的发展前景，我认为头等大事就是要明确方向、找准定位，如同我们的改革大业开始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否则还停留在固有的不准确、片面的研究思路上，方向不清、定位模糊，势必影响黑龙江古驿文化的发展。
一、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基本逻辑。
首先，要有驿站和站丁，才能称之为站人，这是基本常识和历史研究逻辑。而不是有流人就有驿站，就有驿站工作者。驿站是机构，站丁是职业，驿站工作者是负责服务官兵、运送各种物资、武器、传递军报信息的，清代驿站还负责管理村、屯，包括纳租、诉讼、治安、学堂诸事。千百年来如此，并不是专为安置流人而生的。清代黑龙江站丁，严格意义上讲只有官派站丁。官派站丁与发配充驿者不同，他们不仅在成分上不同，在派遣性质、待遇等方面也各不相同，他们有各自的系统。过去关于清代黑龙江站丁群体曾被误读了几十年，由于当时一些研究者手中研究资料匮乏等原因，有人便以发配到驿站充驿的罪犯来替代黑龙江站丁，这其实是一种误读。然而，随着权威史料的挖掘与公开，尤其是大量官方满文档案的问世，更多的专业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这一特殊群体，历史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二、“李鬼”还是“李逵”？
（一）关于“八百八十四户”之说。
此说出自民国版《奉天通志》，原文如下：“边台、驿站、网户三项旗人，系清初三藩降卒，当时由云南拨来八百八十四户，分布边台，守边挑壕，驿站传递文书，网户捕牲罗雉，....台丁、站人，云南人，系康熙年间平定叛藩吴三桂之俘虏编管盛京兵部，发往边台、驿站充当苦差。”那么这里至少有三点问题要进行指正：
1.引用民国版《奉天通志》884户数作为黑龙江站丁户数是错的。我标注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八百八十四户不是全分布于驿站的，而是分布于边台、驿站、网户三项的总户数，单说盛京驿站就有29处，如果按康熙初年一个驿站30人算，这些人口盛京驿站刚刚够用，何况884还不全是放在驿站上，也就是说盛京驿站站丁就不是884户，何况还不是派往黑龙江的。建议以后的学术发布与官方媒体等应禁止以此作为黑龙江站丁宣传的依据。
2.用盛京站丁代替黑龙江站丁是错的。民国版《奉天通志》所指站丁如文所说“编管盛京兵部”，盛京兵部只掌盛京戎政、邮驿及武职铨选之事，跟黑龙江站丁没有关系。也就是说884是辽宁驿站、边台、网户上的人，与黑龙江站丁无关，并且《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说的很清楚，大站道吉林至瑷珲25个驿站中墨尔根至锦州俄佛罗“该二十驿之六百驿丁，均属初次驻驿。”说明在当时不存在从辽宁那里拨到黑龙江884户，即便有个别调拨来黑龙江的也是后来的事。黑龙江常规应用驿站主要为南北西三路，南北驿路、东南路台的黑龙江站丁多出于大站道站丁及其后裔。
那么学术发布与官方媒体等广泛引用的“884户”来作为黑龙江站丁的依据就显得张冠李戴，与事实不符。还有人引用《辽左见闻》中涉及站丁的内容来安在黑龙江站丁身上，采取的是一样的套路，一样的配方，这里就不用赘述解释了。建议以后的学术发布与官方媒体等应禁止以此作为黑龙江站丁宣传的依据。
3.黑龙江站丁、台丁民族成分错误。黑龙江站丁、台丁民族成分多样，初期有索伦、达斡尔（大站道中“墨尔根至黑龙江五个驿站，由索伦、达斡尔新人驻驿。”—《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及内陆新汉人（茂兴苏苏至墨尔根十四驿，均为内陆新汉人，新汉人主体为南方汉人，三藩在南下征战和盘踞三藩驻地时期归附的人口，新汉人区别于旧汉人，旧汉人为三藩辽东时期汉人。）等，后来还有白、苗等族，而一些人以民国《奉天通志》中“台丁、站人，云南人，”一概而论，既不严谨也不科学，更不符实。建议以后的学术发布与官方媒体等应禁止以此作为黑龙江站丁宣传的依据。
（二）关于“站人三不准”之说。
关于站丁“三不准”的史料依据问题。站人三不准之说，有“站人不准当官、不准考试、不准离开驿站百里”、“站人不准当官、不准考试、不准与满蒙通婚”、“站人不准当官、不准考试、不准返回原籍”等多个版本。
“三不准”这个说法，很多研究者都是引自《黑龙江古代道路交通史》，而《黑龙江古代道路交通史》关于这段说法，则引自民国版《奉天通志.交通志》167卷。然而，通读这部《奉天通志》的研究者都会知道，史料中所指的恰恰是辽东充驿者，而并非黑龙江因雅克萨之战选派而来的站丁及其后裔。并且史料中只是表明其不准考试，而并无所谓“三不准”专项规定，可见《黑龙江古代道路交通史》这种归纳并不准确。晚清时期的大臣李经邦倒是在《黑龙江旗民屯田议》中提到过：“当时三藩讨平以后叛逆子姓暨从逆部落咸发往该处贬作站丁，不得赴试、不能捐官、子孙相继永为奴隶，以供官府奔走之”。但这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两不准，最后一项可以有多种解释，并不能算做一种不准，且李经邦所依据的也不仅仅是当时对地方考察的情况，而是根据大清对反叛发遣等流人的相关律法惩罚规定进而得出的结论，并非单独所指。因此，对反叛发遣等流人的惩罚性规定确实存在，但并无关于此类站丁“三不准”的专项规定。
“三不准”之说，最原始的版本出于嘉庆年间成书的《黑龙江外记》。首先，《外记》中提到'旗下八部落外，来自内陆，编入军籍者，营站屯三项也'。意思是“旗下八部落以外，从内陆来的，编入军籍的人，在水师营、驿站、官屯这三个地方。”
“营，水师营也，总管治之。站，上下二十站也，站官治之。屯，官地也，屯官治之。”意思是“水师营归总管管理，驿站归站官管理，官屯归屯官管理”。
“三者流人、戍卒子孙，”这三个地方的人是流人、戍守兵卒的子孙，看清楚“三者流人、戍卒子孙，”这里要说明的是，古人不加标点符号，但需要我们对文言文加以理解，如果作者表达的是三者皆是流人子孙，完全可以直接说三者为流人子孙，后面加一个戍卒，所强调的恰恰就是分别，也就是说作者要表述的是：这三个地方的人是流人以及戍卒的子孙。另一方面，我们结合比对参考其他史料就能明白，如果作者本意就是流人戍卒无差别的理解成这三个地方都是流人的子孙，那么便无法解释一个史实，就是水师营也好，驿站也好是有非流人的官差的，并不是所有三地者皆为流人，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导致很多研究者产生误区的一个基本因素是他们没参考过《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关于站丁的记载。加之其他一些史料不当的引述，便理所当然的，以点盖面，一概论之。
“而吴尚耿三藩旧户，站上居多，故皆无仕进之例，不应役，则自食其力，而屯丁请还籍，聽之。营站两项不能也”，这段话就是所谓后来站人三不准的原始版本，意思是“而且三藩旧部及家属，多在驿站上，因此都没有走仕途考功名的例子，不受征召服劳役的，就自食其力，而且屯丁请求返归原籍可以，水师营、驿站这两个地方的人不能返归原籍。”
首先，“吴尚耿三藩旧户，站上居多，”并不一定就是指“三藩旧户”都在驿站上工作的站丁，也有在驿站生活的人，并且在驿站上工作的也并非都是站丁，还有其他服务人员。
第二，这段话说的是三藩旧部及家属多数都在驿站上工作或生活，“故”皆无仕进之例，这个“故”的原因有几点，一是有的因受惩戒，不能走仕途考功名，二是正因为是三藩旧户，“不食周粟”，我不想当你清廷的官，这种人在明末清初有很多。三是工作原因，我之前提过有的时候，皇上怕站丁都专心考试，无心驿站事务，故不允。但是“皆无仕进之例”，这句话说得绝对了，站丁后裔有很多“仕进”例子，领催就是官，《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便有记载当时站丁初次驻驿便在站丁中捡选优良者任领催，前面我提到过，不再赘述。“不应役，则自食其力”这句恰恰体现了一些三藩旧户“不食周粟”，不当清廷的官，不受征召服劳役，自谋出路，自食其力。
第三，“而屯丁请还籍，聽之。营站两项不能也”。是说站人不能返归原籍，这一点恰恰我们茂兴站人张氏三世祖张凤起，当时就是兄弟三人来到驿站，后来其中二人返归原籍，且这种例子在站人中不少。
综上所述西清《黑龙江外记》中的此段表述，并不能做为“站人就是流人”的论据，《外记》中所提到的那三个“不”，只能做为部分“三藩旧户”的自我规范和流人案例的依据，即官方并没有专门形成对站丁三不准之规定。比照原康熙朝《黑档》中的一些史实，《外记》关于此段的表述，不足以立据的。且《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中朝廷在准备编纂《黑龙江通志》时的一篇移文中还专门提过《黑龙江外记》：“江省本无专志,盛京通志所附事迹至为简略,而方式济龙沙纪略、西清黑龙江外记、徐宗衡龙江述略诸书,皆私家著述,随意札记,不合志体必欲准今酌古,勒成一书。”民国版《鸡林旧闻录》、民国版《龙江旧闻录》更是如此，看来此类札记中所写内容只能作为研究历史的参考，而不能简单作为历史定论。
除了以上引用问题，还有坊间流传的黑龙江站丁不能当官、考试、与满蒙通婚等问题，当官问题上文已说，不再赘述，我谈谈其他问题。
1.驳“黑龙江站丁不能考试”之说。“嘉庆五年，各省驻防旗人，准其考试。台站各童即与陈、新汉军统编合字号一体考试”（注：《西路关防处为查明台站人丁原隶旗佐事的移文》）。可见站丁可以参加科举。但充驿者不行，嘉庆十九年，嘉庆指示充驿者不同于官派站丁，不能考试。他认为充驿者或为从前吴三桂名下逃丁（违反《逃人法》）家人，或为伪官（吴藩叛乱后敕封，在平叛过程中仍负隅顽抗的）子孙，与撤藩时安插者（内务府安插三藩人员）不同，岂容滥与考试。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站丁都不能参加科举。如：雍正六年，《尚书尚崇廙等奏议驿站男丁不宜考试生员折》中所述，朝廷担心驿站男丁都借以考试逃避当差，贻误驿站事务。所以只准考驿丞，不准考科举。这段时期的站丁便都考不了科举。
2.驳“黑龙江站丁不能离开驿站百里”之说。《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中曾有记载黑龙江站丁外出做生意的例子，如“驿丁佟贵，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五月二十四日告假，欲去盛京叔父佟科宣处取盘缠...驿丁刘遂英，于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往乌拉吉林行商”。并没有不得离开驿站百里的规定，而驿站站丁是有津贴的，可见不能以此做为全体站丁的论据。
3.驳“黑龙江站丁不与满蒙通婚”之说。清代黑龙江站丁不与满蒙通婚这点是靠不住的，“古噜驿站官丁刘英奇，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以银三十两，牛三头，买正白旗锡伯格致佐领下伯伯岱家家生女必齐堪。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茂兴驿站官丁沈玉应，以银十三两五钱，买正蓝旗锡伯玛哈萨图佐领下沙耀家蒙古女乌珠都。”（《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黑龙江省与满汉丁民相亲者，屯官也，仓官也，站官也，呼兰、绥化二理事官也。”（《黑龙江述略》）此等实例不胜枚举。
站人婚配主要有几种方式:
一是配妻制。黑龙江驿站站丁均为三藩部卒，朝廷对三藩汉女的婚配范围和婚配对象有严格限制，如禁止三藩汉女嫁给“外旗”或“旗外之人”。此处的“旗”，应指外八旗。（外八旗，清代对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的一种称法。与内务府三旗、王公府属包衣五旗对称时用之。以内务府三旗等视为“内”，故称之为“外八旗”。）二是划定婚嫁范围只准于所辖地缔结；三是对私嫁双方，在既有惩罚之上，惩以鞭刑。三藩汉女均编入内务府，对这类汉女婚配朝廷规定“倘不于各所在人中婚嫁，私行嫁给旗民人等，当照前定之例，除将所嫁之女抽回，并将嫁娶双方治罪外，即令庄内女子于庄内婚嫁，园内女子于园内婚嫁，打牲人之女子于打牲人内婚嫁。倘私行婚嫁，则将许配之人鞭八十，罢其原差充为下人，聘娶之人亦鞭八十。下属额丁知而不举，每人鞭五十。”康熙二十一年以后，编入内务府管领的三藩女子，有一部分被专门“储备”起来，以备皇帝“赐婚”给上三旗满洲官员、侍卫，或“配给”无力娶妻的内务府穷兵、庄丁、牧丁；官庄寡妇、女孩，严禁在选秀女前私嫁旗民，如有违者，将女子父母及娶者一并治罪，本人则掣回为奴；迄至康熙四十七年始改为：“女子私嫁庄头或庄内额丁，停止分开，将嫁娶及隐匿者交佐领各鞭一百。”
还有的三藩汉女被充当公主陪嫁人。陪嫁人又有“随嫁人”“媵户”“媵人”之谓。雍正四年（1726），淑慎公主（理密亲王允礽第六女，抚养宫中，封淑慎和硕公主）下嫁科尔沁贝子、额驸观保；雍正七年，和惠公主（怡亲王胤祥第四女，抚养宫中，封和惠和硕公主）下嫁喀尔喀台吉多尔济色布腾。俱将内务府属“三逆抄家籍没人”女孩十，人十户，并三等庄一、半分庄一作为陪嫁。说明皇室自康熙平定三藩以迄雍正年间，公主下嫁，照例从内务府三藩汉人中选取陪嫁人。雍正七年，已在三藩汉人编入内务府40多年之后，又说明这些随嫁人大多是在父祖辈已编入内务府。三藩汉人作为内务府下的特定人群，身份具有世袭性。
二是赏银制。清朝统治者配婚的初衷，是为了保证驿站人口的繁殖，维持驿站机构的正常运转。但大规模战争的结束，使女子“入官为奴”的来源近乎枯竭。在此背景下，清朝统治者只有改弦易辙，尝试用库银取息、鼓励择亲等方式解决问题。与强制配婚相比，后者是一种较为柔性的经济手段。
黑龙江首批驻驿站人的男丁有六百人，虽然多携带家口，但其中无妻男丁不在少数，据《驿站官关木保为支领驿丁娶妻银两事呈副都统文》中称：“黑龙江所属十九驿，共有无妻男丁一百七十七人，...曾拟将刑部督捕衙门发配之孤身女子配给此项男丁。然现发配之女甚少，而此项驿丁皆为官差，不可无妻。故以每个女子折银三十两计，共一万一千四百六十两。将此咨行黑龙江、宁古塔将军等，著其派员由盛京户部如数支领，分给无妻男丁买妻。若彼处买娶不得，则咨行报部，由臣部陆续买得发往彼处...茂兴等九驿之八十余名无妻男丁...有半数愿支领现银买娶女子，另一半，愿等娶送来之女子...现此无妻之男丁，有十五岁至六十岁者，年龄不等，即是由部买女子送来，年岁亦不完全相合，故以一半给银，一半以年岁相当之女妻之，似有益其生计”。清廷推行“生息银两”制度（恩赏银制度），通过给银娶妻帮助解决站丁婚配问题，使站丁能够在驿站安心当差，后继有人，以达到驿道长久畅通，加强边防，巩固其对边疆统治的目的。
即便如此，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状况仍然存在，站人只能通过各自择亲，相互作亲的方式接续繁衍，驿站之间结成亲家的不在少数。直到乾隆时期，乾隆皇帝下令放宽政策，三藩汉女与外八旗人之间的婚姻障碍才得以取消，站人与各族通婚趋于常态，“环站杂处皆蒙古，素与站丁往来，或结姻娅。营、站、台、屯，则满洲、汉军娶其女者有之”。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汉民流入东北地区，不仅买妻（或聘妻）的费用大幅减少，驿站男丁娶妻也有了更多选择。驿站男丁由最初的“买妇娶妻”改为“娶妻领银”“商议结亲”或“各自结亲”。
综上所述，无论是哪个版本的“三不准”，用来阐述黑龙江正规官派站丁都是靠不住的，“李逵”、“李鬼”可见分晓。建议以后的学术发布与官方媒体等应禁止以此作为黑龙江站丁宣传的依据。
（三）关于一些史料引用问题。
1.关于引用民国版《黑龙江志稿》中站丁表述的几点问题。
问题一：大站道开辟时间。“黑龙江省之驿站，始于康熙二十二年征罗刹之役。”有人借此称清代黑龙江设置驿站开始于康熙二十二年。然而，这段话的意思却是：“黑龙江省设置驿站，是源于康熙二十二年征讨沙俄的战争。”以此来说明清代黑龙江设置驿站时间是康熙二十二年，不仅看不懂文言文，而且断章取义。且《志稿》下面一段话说明了上面所说并非指黑龙江驿站设置时间，“至二十四年五月壬申，包奇等奏自吉林乌拉城至黑龙江城，以五尺细丈共一千三百四十里，应设十九驿，命如议行此为江省创设台站之始。”《志稿》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江省创设台站之始的时间是康熙二十四年五月壬申，吉林乌拉城至黑龙江城，共一千三百四十里，设十九驿，”不少专家学者、网络文章以此为据，套用下来，称之为清代黑龙江设置驿站时间，的确在这段话里年份是正确的，清代黑龙江省设置大站道时间确实是始于康熙二十四年，但不是五月壬申，也不是一千三百四十里，更不是这十九驿，因为后来在最终确定开辟吉黑这条驿路之前，又发生了变化。此时，清廷已在齐齐哈尔、墨尔根修城驻兵，新设驿路须通过这两个军事重镇。因此，清廷又一次进行丈量，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户部郎中包奇等题吉林至黑龙江将军设二十五驿本》中称：“如今已将或尚需增设直至黑龙江，再由黑龙江至墨尔根之驿站，或既于墨尔根地方修城，即由吉林缘嫩江直至墨尔根，再由墨尔根至黑龙江设立驿站之处，具体请旨......共议设驿站二十五处”。户部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就设置该段驿站各项具体事宜，向皇帝具题，并得到康熙允准。最终确定驿路开始设置由吉林至茂兴，然后缘嫩江北上经墨尔根再至瑷珲的二十五个驿站，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户部为吉林至黑龙江设二十五驿所需事项咨黑龙江将军文》中称：“本大臣等即以五尺为度，由吉林城量至墨尔根，又墨尔根量至瑷珲城共一千七百一十一里”。这是清代黑龙江驿路之始的最终版本，如按前述则很多流传至现在的驿站都不在之列，岂不荒谬。来龙去脉《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便有详细记载。建议以后的学术发布与官方媒体等应禁止《志稿》中此项内容作为黑龙江驿站宣传的依据，应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为准。
问题二：“站丁皆云南产”，有误。黑龙江驿站除了三藩站丁外还有达斡尔等当地少数民族为驻驿站丁，“墨尔根至黑龙江五个驿站，由索伦、达斡尔新人驻驿，”（出自清《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满文档）并且“茂兴苏苏至墨尔根十四驿之人均属内陆新汉人”，很显然黑龙江驿站站丁皆云南产，已然不成立，我们查看当年平三藩的有关过程史料就会清楚，虽然黑龙江驿站上的站丁多与三藩有关，多来自云南。但当时云南裔的滇人，部分已于滇省当地释放为民，还有一部分在辽宁凤城，属于少数群体，即便大站道开辟原始站丁到位后，有部分人从辽宁等驿站调拨黑龙江，也是个例，其规模不足以涵盖东三省所有驿站，史实也并非如此。
问题三：站丁来源方面《黑龙江志稿》称：“旋由关外各站调拨来江”，有误。的确朝廷最初是有打算从其他驿站调拨，但是原定“拟由盛京沙河站等十三驿，东京、范河等十一驿，盛京所属之柳条边，宁古塔所属之叶赫、额赫穆等十五驿”选派，虽然“遣往设驿之五百七十名男丁之缺，著由充公人员内陆续补入”，但在吉林至瑷珲驿站改定设二十五驿之后，又发生变化，“墨尔根至锦州俄佛罗之二十驿，既然由盛京沙河站等驿人员中摊派驻驿，困难重重，即应查抄没户人家，令其驻驿”。（出自清《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满文档）所以，站丁来源也已清楚，并非《黑龙江志稿》说的那样，即便后来有个别人是从辽宁等驿站调拨过来，也是个例，不具代表性，志稿此处有断章取义，以点概面之嫌。
问题四：《黑龙江志稿》中称：“乾隆元年展放茂兴呼兰六站更有齐齐哈尔分拨各城”，首先站丁因设南北驿路来茂兴，是康熙二十四年，乾隆元年开通东南路台时也是用的部分南北驿路的站丁（“齐齐哈尔所属乌兰诺尔驿站起至呼兰地方止，所有六站...其丁于旧站余丁内推选”——《清高宗实录》）和后来招募的流民，这里面所指应该是謫充山海关外，后来到驿站的人群，尤其是它后面所说：“更有齐齐哈尔分拨各城”，我们就更加清楚，这波人是謫充到驿站充驿的流人，齐齐哈尔为清代流放地，那里流人很多，《清史稿.刑法二》：“凡发配者，视表所列，然名为充军，至配并不入营差操，第于每月朔望检点，实与流犯无异，而满流加附近、近边道里，反由远而近，司谳者每苦纷歧，而又有发遣名目。初第发尚阳堡、宁古塔或乌喇地方安插，后并发齐齐哈尔、黑龙江、三姓、喀尔喀、科布多或各省驻防为奴。”对流人的惩罚有很多种，比如充军、充驿等，这里所指的便是被謫充驿受罚的。而另一波康熙年设南北驿路来的站丁《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也有说法，《驿站官关木保为支领驿丁娶妻银两事呈副都统文》中称：“黑龙江所属十九驿，共有无妻男丁一百七十七人，…而此项驿丁皆为官差，不可无妻。”此站丁为官差，说的很明白。所以其实更直白一点的说，黑龙江站丁并没有主流、非主流之分，严格意义上讲只有官派站丁。流人充驿只是对流人的惩罚种类之一，他们仍归属于流人，这个是不因充驿而改变的，当然后期表现好，有恩诏的除外。所以志稿中驿站上的充驿者，不具备黑龙江站丁的代表性，只能算作流人系的一类。
问题五：《黑龙江志稿》中称：“建置之初体恤驻驿兵丁，亦颇审慎，然以吴三桂之藩属免死发遣，则视台站为容纳罪人之所，其管辖人员之虐待由来渐矣。”首先，“以吴三桂之藩属免死发遣，”“台站为容纳罪人之所，”这两句所反映的情况确实存在，驿站有发遣来的吴藩罪犯和其他罪犯，但是并非他们都在驿站从事站丁工作，也有服刑役、劳役的，还有从事驿夫等其他劳务的，他们的任何劳务都是具有劳改惩罚性质的。所以只能说明驿站有罪犯在此服役，却不能等同于驿站所有人员都是罪犯。其次，“其管辖人员之虐待由来渐矣。”谁是管辖人员呢？驿站上的领催等其他管理人员，《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早有记载，建站之初，站丁初次驻驿便在站丁中捡选优良者任领催，这恰恰证明了官派站丁与流人是不同的。建议以后的学术发布与官方媒体等慎用此段资料，可以作为流人充驿群体宣传依据，但应禁止以此作为黑龙江站丁宣传的依据。
2.关于引用清末《北徼纪游》中站丁表述的几点问题。宋小濂写于清末的《北徼纪游》，主要记叙由齐齐哈尔经墨尔根赴漠河之沿途见闻，其中提到：“自伯都讷至瑷珲一千六百七十里，计二十余站，均系康熙年间征罗刹时所置。询据站丁自称，为当年吴藩余党，平定后，遣赴极边充当站丁，非满非汉，至今子孙不得入仕途，贫苦之状难以言喻。”
一些人引用此段记述，来证明黑龙江康熙年间这二十多个驿站全都是罪犯充驿，明显站不住脚的。随着近些年《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逐渐翻译问世，关于此段引用的谬误之处，不攻自破。首先在成书时间上，宋小濂的《北徼纪游》写于清末，百年间成分复杂的驿站群体本来会有很多变化。而康熙朝《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是有关于康熙当朝设置驿站、选派站丁的详实记录的，《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关于康熙朝的记录在时间上更为贴近史实，记录的内容为当朝人、当朝事，相较之下更为准确。
在地点上，宋小濂的《北徼纪游》主要记叙由齐齐哈尔经墨尔根赴漠河之沿途见闻，那里本来就是清廷流放犯人之地，充军、充驿者甚多，《北徼纪游》中所记述的内容为：“询据站丁自称，”采访对象为此地充驿者，以此为据，缺乏代表性，以点盖面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再看《北徼纪游》中的硬伤：“康熙年间征罗刹时所置。询据站丁自称，为当年吴藩余党...非满非汉，”我上面提过，据《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记载康熙雅克萨之战，修南北驿路的站丁中“墨尔根至黑龙江五个驿站，由索伦、达斡尔新人驻驿，墨尔根至锦州俄佛罗之二十驿，由抄没户闲散男丁驻驿...其中茂兴苏苏至墨尔根十四驿之人均属内陆新汉人...黑龙江所属十九驿...此项驿丁皆为官差。”《北徼纪游》这段的矛盾点在于，如果是指康熙雅克萨之战期间设置的南北驿路，齐齐哈尔经墨尔根确实属于非满非汉的索伦、达斡尔等人，但又与吴藩无关。后来由于这五站人员披甲，朝廷从茂兴、墨尔根等十四驿站调拨部分站丁补科洛尔等五站之缺，而茂兴苏苏至墨尔根十四驿之人均属内陆新汉人，又不能说是非汉，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宋小濂所指为充驿流人。至于子孙不得入仕途，我上面专门提到，就不再赘述。建议以后的学术发布与官方媒体等慎用此段资料，可以作为流人充驿群体宣传依据，但应禁止以此作为黑龙江站丁宣传的依据。
3.所谓清代名士杨宾诗句问题
至于被很多宣传稿广泛引用的所谓清代名士杨宾所作的诗：“星夜关山驰古道，云南原配嫩江梢。”首先，目前为止杨宾所作的书籍和诗集中没有发现这句诗，不能确定创作这首诗的年代、时间、背景等情况。其次，即便这首诗确为杨宾所做，也确是指黑龙江的驿站站丁，我们通过诗的内容可知，很显然其表达的是指从云南直接发配到黑龙江某地的充驿流人，而非官派站丁。因为路线不同，康熙二十五年大规模派驻驿站的官派站丁是从京城启程到黑龙江的，康熙朝《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里说的很清楚。为避免争议，建议以后的学术发布与官方媒体等应禁止以此作为黑龙江站丁宣传的依据。
有人会说你的意思古人全错了？并不是说古人全错了，首先，一些古人只是根据他认为的情况去进行创作或记录而非研究，具有历史局限性。其实一些古人记载中的矛盾点归根结底，是把充驿流人作为对象，替代了官派站丁，导致后来者的一系列误读，一些古人的误读很大原因还源于其缺了考证满文档中原始史料的“课”，多是“听说、认为、可能”，所采访的对象还可能具有误导性。其次，一些人采取了片面材料引证史实，这并不客观。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我建议在缺乏满文档案研究基础的情况下，不提倡囫囵吞枣的匆匆定论，这一点当时清廷官方通志编撰部门也是这么认为的。
（四）站丁与充驿者的区别
黑龙江站丁，严格意义上讲只有官派站丁。官派站丁与发配充驿者不同，他们不仅在成分上不同，在派遣性质、待遇等方面也各不相同，他们有各自的系统。
充驿者到配之日，由当地册房接管，查取原文，摘叙简明案由，及何司案呈、年岁、籍贯、到配年月、有无家属做给、何营分发管主、派拨何处当差，详细记册。然后，即发大烙腰牌一面，注明该犯姓名、籍贯、到配年月、做给何管、交该管处给领，每月要朔望检点。如该犯当差年满为民，换给民牌；如有病故、回籍，各该管处随时将牌呈缴，册房注销，另发给《普化易知》一本。
有人说：“站人就是流人”，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在驿站上不仅有发配充驿者，还有官派站丁、抗击沙俄的民族英雄、汉八旗兵丁，土著民族和为奴者，同时还有来此经商、生活的人。虽然一些发配充驿者在驿站服役，也为驿站发展做出过贡献，但发配充驿者本质上仍属流人。单就站丁方面，充驿者也是不具备代表性的。流人充驿只是对流人的惩罚种类之一，即便部分史料中也把一些发配充驿者称作站丁，可他们仍归属于流人，这个是不因充驿而改变的，当然后期表现好，有恩诏的除外。
有人会问既然都是站丁并且都是东北站丁，为什么不能一概而论，为什么不可以无差别对待呢？如果真的无差别，不至于在衙门档案中我们还发现有些站丁已经百年了还被反复证明其身份，就怕弄错成分，影响其待遇。史实也确非如此，所以学者也好、宣传者也罢，只要本着实事求是、科学研究、尊重史实的态度便不能如此。那么事实如何，请看下文。
其实历史原貌早在清代的当朝原始史料中留下清晰线索，回到历史源头，从《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内务府奏销档》等满文档案中我们发现了谜底。
明末清初，沙俄对我国黑龙江流域居住的居民不断进行骚扰、并进一步蚕食我国北方疆土，由于清王朝在建政之初，忙于对外进行统一战争，无暇北顾。甚至到康熙初年，清廷在东北的统治力量仍然非常薄弱。除了盛京的军政建制比较完整外，盛京以北直至黑龙江流域北部，仅设宁古塔将军镇戍。一旦发生战事，清军后勤补给和军报传送非常困难。虽然雅克萨战争初期为奏报军机迅捷、陆路供应前线，清廷临时设置了由墨尔根至雅克萨的应急驿站，但随着战争的结束和清军撤防，这条驿路逐渐荒废。真正大规模在黑龙江设置驿站，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站人群体，是始于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为雅克萨自卫反击战而建设的“南北驿路”。清代黑龙江的驿站时代由此正式拉开序幕，站人群体也应运而生。
在驿站前期规划中，康熙皇帝曾多次派人进行实地勘察，并对上报的路线方案几易其稿。户部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就设置该段驿站各项具体事宜，向皇帝具题，并得到康熙允准。最终确定驿路开始设置由吉林至茂兴，然后缘嫩江北上经墨尔根再至瑷珲的二十五个驿站，共一千七百一十一里。
设置驿站大事已定，剩下的就是派遣人员赴驿站驻驿，朝廷曾经打算“拟由盛京沙河站等十三驿，东京、范河等十一驿，盛京所属之柳条边，宁古塔所属之叶赫、额赫穆等十五驿”选派，由于“遣往设驿之五百七十名男丁之缺，著由充公人员内陆续补入”，这成为很多人作为当年站丁来源的依据，著名流人学专家李兴盛老师也不例外，并以此作为站人就是流人的铁证，然而，这并非最终结果。实际上在吉林至瑷珲驿站改定设二十五驿之后，派驻人员又发生变化，“墨尔根至锦州俄佛罗之二十驿，既然由盛京沙河站等驿人员中摊派驻驿，困难重重，即应查抄没户人家，令其驻驿”。最终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定吉林至瑷珲设二十五个驿站，站丁从抄没户中选派，驻驿站丁人选尘埃落定。
这群人与发配充军、充驿者不同，他们是平三藩过程中“抄家籍没”编入内务府、官庄的安插人员，他们是朝廷派遣到驿站执行驿务的官差，不仅有旗籍，还有额定编制和津贴，地位高于民人，他们才是黑龙江站丁的主流群体。
平定三藩的过程中康熙皇帝对三藩部卒及其眷属妻孥的处置并没有采取“一刀切”，除罪大恶极者处以极刑或流放、发配外。其余人员尤其是投诚者，则根据他们与三藩关系的亲疏、功罪，酌情进行安置：或编入京旗汉军、八旗驻防，或编入各地绿营，或编入内务府管领、庄屯，或安插东北台、站。
从康熙十九年至二十七年，清廷平定三藩，规定藩下家口财产一律入官，严禁隐匿。并将其家口在“抄家籍没”名义下编入内务府，不容臣属随意攘取。胪列三藩汉人编入内务府大小10起，再加上尚藩、吴藩入京2起，合计12起。人数最多的一起4160人，最少的一起18人，合计人口6602人。女性占一半以上；他们经鉴别后，以家庭为单位，分别拨入管领或庄屯；编入管领者，在京城内务府服役当差；拨入各地庄屯者，垦荒种地。官庄是清朝旗地中皇帝的私产，亦称皇庄。抄家籍没的家产、人口、田地，均由会计司统一收取并酌情拨派。这些经会计司拨派的人员来源复杂，身份形形色色，但其基本特征，均属皇室包衣（奴仆）。
三藩汉人被籍没于内务府，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安插问题。具体程序，以安插祖泽清旧属为例，先由内务府和驻地官员查看如下情况：披甲人可否继续披甲；匠人内，技艺优、中、劣者各占多少；壮丁、妇女内堪用而俊秀者，不堪用或老残者各有多少；壮丁、妇女、子女人数、年龄；房、地所在村落，瓦房、草房间数，土地晌数，可否编庄。经检视查验确认：祖泽清在盛京等处有披甲壮丁、闲散壮丁、妇女、子女共91口；瓦房8间，草房30间，铺面瓦房4间，地115晌，马4，牛12，驴13。他们一向在庄耕作，不会匠艺，丁妇子女中，亦无可供内府差遣者；扣除逃、亡者，有丁26。如此鉴别，成为以后安插三藩汉人的标准程式。随即奏准：盛京已有旧庄（按，指内务府官庄）20，祖泽清属下既为庄丁，可编为官庄；共编新庄3，每庄额丁10，庄头1。同年十月改定，新庄包括庄头，编丁15，地120晌，牛8（此前，每庄牛6）；因系初编，补给口粮种子牛草料，照例豁免一年差赋；地如不足，旧庄拨补；多余人、驴，拨给其他穷庄。这些人丁，原属祖泽清私庄，经此改制，沦为满洲皇室的庄丁，编入粮庄。这就不难解释为何有些站丁族谱中记载在派来驿站前曾有田产等情况。
黑龙江站丁虽多与三藩有关，但云南裔并不占多数。当年平三藩时，云南裔的部卒，一部分在滇省别省释放为民，一部分充发关东各庄头、站、道当差。云南裔的站丁多为盛京、吉林后调拨至驿站的。就是说南北驿路茂兴至黑龙江城十九个驿站的首批站丁中茂兴苏苏至墨尔根十四驿之人均属内陆新汉人，墨尔根至黑龙江五个驿站为索伦、达斡尔新人，并没有云南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事物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一些站丁调离驿站从军，朝廷又陆续开辟了新的驿路，驿站人手出现紧缺，在这种情况下驿站也会利用服役的流犯、充驿者、甚至招募流民参与驿递工作，致使在驿站上工作、生活的人成分越发复杂。其中就有后期由盛京、吉林边台、驿站陆续发配调转的充驿者。如：“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十月，茂兴、墨尔根等十四驿站由于调拨部分站丁补科洛尔等五站之缺，朝廷以刑部、督捕衙门所送流犯，随解随遣，将有妻孥之人六十九名补充驿站。”也有由关外各站调拨来江，于乾隆元年展放茂兴呼兰六站，更有齐齐哈尔分拨各城的充驿者。但充驿者与充军者一样，只是惩罚手段不同，严格意义上讲其属性仍是流人而非站人，不因充驿而改变，当然后期表现好，有恩诏的除外。正是由于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具有复杂性，再加之当时一些研究者手中研究资料匮乏等原因，有人便以发配到驿站充驿的罪犯来替代黑龙江站丁，就出现了后来用“孙子”时的“李鬼”例证，来反“爷爷”当朝“李逵”的原始资料的闹剧。建议关注黑龙江驿站站丁研究的人，应该多关注一些当朝的如：《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内务府奏销档》等这样的满文原文，从中可以获得不少真正的干货，定会有新的收获。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东三省改制。鉴于公文递送悉由火车,原设各站已无存在价值,是年八月,巡抚周树模上《江省变通驿务改添文报局折》，奏请将各台站一并裁撤。宣统元年（1909年），有着二百多年历史的南路、北路驿站由过去纵向的旗籍军管变成了横向的属地民管，由设站管理变成了各地的道府厅县管理，清帝仿美洲开放黑奴之例，将台驿站丁统行改归民籍，驿站完成了千年使命终被裁撤，站丁“下岗”，但道路交通网和城市群的形成是驿站之兴不可磨灭的功绩。
人生如逆旅，驿递多艰辛。边关传捷日，驿路花开时。当年站丁背负着抗击侵略、戍守边关、驿递传书、开垦建设、民族融合的使命，作为孤勇者逆行而来，通过世代站人们的努力，终于保障了黑龙江两百多年的和平与安宁，作为研究者我们不仅不该忘记，还应为还原站丁真实面貌而努力，为弘扬传承新时代站人精神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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