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OUL迪尔
1949年5月，我军解放江苏松江县后，成立了军管会，下设松江警备司令部，其实就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警备部司令员则由松江军分区副司令朱亚民兼任，主管松江专区解放后的剿匪斗争，整个专区包括上海、嘉定、宝山、金山、松江、青浦、奉贤、南汇和川沙这九县地区。
朱亚民，又名诸亚名，1917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全面抗战爆发后曾在港岛从事地下工作，1940年5月奉命到上海浦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曾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长，在极为艰苦的斗争环境中，把一支11人的小游击队发展到600余人。解放战争中，朱亚民曾因负伤，担任华东荣誉军人第14学校校长，渡江战役后南下，被陈丕显留在松江军分区工作。
朱亚民曾在松江地区多次与日军周旋，对这一带的情况还算了解，但由于过去了四年，松江一带的匪情也发生不少变化。有一些蒋军残兵败将携带武器逃到了沿海岛屿，与我军隔水对峙，这些残兵败将与松江本地的盗匪团伙勾结起来，四处打劫骚扰，破坏性很大，由于此时我军已经是主动一方，不可能采取以往灵活游击的方式打击匪特，这会只能使用新的战术。
由于此时我军野战军部队正集中在浙东沿海地区，追歼沿海群岛上的蒋军残部，清剿土匪的工作便由松江军分区下属的警备团，及各县的独立营来完成，新成立的公安部门也为剿匪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由于涉及到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周边的安全问题，负责上海市区剿匪的上海警备区参谋长林维先也会经常过来，与朱亚民交换情报。
【松江军分区副司令员朱亚民】
当时，我军针对土匪的基本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不管是土匪、特务分子，还是被他们裹挟的无辜群众，只要肯脱离匪巢，携械来降，不仅会受到宽大处理，对有功的还会得到奖励。在这一正确政策的指导下，不少匪特分子纷纷携带武器前来自首登记，仅松江一县，在整个1949年夏天就收缴各种枪支283支、子弹3300余发。
至于那些不肯放下武器，坚持继续与人民为敌的土匪头目，等待他们的只有无情的镇压。比如在解放前夕从海外潜入奉贤县的土匪头目黄志明，就和奉贤本地匪首黄步章勾结起来，组建了所谓的“忠义靖难集团军苏浙皖鄂指挥部江苏独立二支队”，并分别担任正副司令，黄志明甚至还公开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开始，现在是我们反攻的大好时机！”
朱亚民根据有利情报，将黄步章迅速逮捕，黄志明则带着六艘海船流窜于金山、南汇、舟山三地之间，妄图在混入县大队的内应的帮助下在松江专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在公安部门的打击下，这个第二支队也很快瓦解，黄志明曾一度乔装成女人潜伏在上海市区，想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结果还是在1951年4月被我军侦察员侦破并逮捕归案。
随着剿匪工作的不断深入，到1951年，松江专区原有的土匪、特务基本已经肃清完毕，但由于此时蒋军仍占据着舟山群岛，为了给我军管理松江增添麻烦，他们仍不时派遣特务从海上潜入松江。为了摸清敌人的底细，及时掌握敌人的破坏计划，朱亚民也针锋相对地布置一些侦察员打入盘踞海岛上的蒋军内部，来获取相关情报。
当时，海上敌人上大陆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武装小组的方式偷渡上岸，一种则是躲在大小商人的船只上潜入大陆。但不管是哪种方式，执行偷渡任务的蒋军匪特总会千方百计地携带电台过来，待成功潜伏下后，再与总部电台联络。不过，由于使用电台联络很容易被我军给反向侦测出位置，那些潜伏匪特们更喜欢让海运商人做中间人替他们传递情报。
当时，由于蒋军海军对江浙沿海实施的封锁，出现了江浙沿海地区海货奇缺，被蒋军占领的舟山群岛上除了海货其他都缺的现象，由于我军对商业活动持宽松的管理态度，一些从中看出商机的商人，便铤而走险偷偷往返于大陆与海岛之间，利用两地稀缺货物的差价大赚一笔，这些海运商人的行为从客观上来讲使松江剿匪斗争形势变得更为复杂。
【蒋军退往海上】
毕竟，再怎么偷偷来往，海岛上的蒋军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商人的存在，蒋军自然也不会让这些人白白地来回做生意，而是强令他们去打听大陆情报，同时替大陆潜伏匪特传递情报。我军大多数时候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要求他们回大陆时也报告一些岛上的情报。因为这些商人的家属都在大陆上，所以总的来说，他们给我军提供的情报相对更多些。
比如原松江土匪头目蒋树楼，在被我军活捉后，同意改过自新为人民服务，朱亚民便利用蒋树楼的关系，派他的徒弟陆阿二以做生意的名义前往洋山岛，打入海匪张熙明内部，获得了不少有利情报。不过后来陆阿二由于又被蒋军策反蛊惑，居然开始陆续向我军提供一些假情报，在查明事实真相后，朱亚民便在陆阿二回松江后将其逮捕枪毙，以示警告。
在这样复杂的反特较量中，朱亚民取得了很大成功，基本上是海岛上来一批匪特，就被我军逮捕一批，同时还会留下几个内线以幸存者的身份继续向敌人传递假情报。当然，受当时落后的通讯条件的限制，有时也难免会发生误会，比如曾被我军派去海岛匪巢侦察情报的商人杨春法，一度被岛上蒋军逮捕，还差点被判处死刑。
幸亏与杨春法认识的土匪头目王铁英及时将其救下，并给他发了一张匪特证件，方便其往来活动。但令人想不到的是，杨春法在一次回上海做生意时，被公安部门查获，并在没通知警备区司令部的情况下，把他当作匪特分子给枪毙了。朱亚民得知此事非常懊恼，因为他与杨春法早在抗战时期就已经认识，后来在八十年代，经朱亚民出具证据，杨春法事件才得以平反。
经过近三年的斗智斗勇，到1952年，淞沪地区的匪特分子基本被肃清干净，我军也相应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大城市剿匪和海上反偷渡斗争的经验。朱亚民还专门写了篇介绍这些经验的文章，刊登在了当年由华东军区主办的内部小报《前锋》头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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