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困难时期，“大生产运动”是不是效仿曹操的“屯田制”？

作者：相忘于江湖

在全面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大生产运动帮助根据地度过了难关。

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容易让人联想到西汉文帝时期的代的“屯田”。汉武帝时期，在西域轮台、渠犁等地设置屯田校尉。“屯田”，主要是把内陆平民迁徙到边境开荒种地，以解决军粮长途运输的不便。

兴平元年（194年）春，刚刚占据兖州的曹操又遭遇流年不利：

父亲避乱徐州被陶谦手下张闿杀害，征讨徐州时后院起火，张邈和陈宫投降吕布献出了兖州，不甘失败的曹操回师救援又被吕布打得落荒而逃，还差一点成了俘虏。祸不单行的是，当年的蝗灾引发大饥荒，北方出现了“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

危急时刻，曹操麾下的枣祗、任峻“屯田制”的建议被曹操采纳，这一举措从196年开始实施，分为“军屯”和“民屯”。屯田制不仅有效解决了军粮问题，还解决了部分百姓的生存问题。

曹魏任峻、邓艾，蜀汉诸葛亮、姜维，孙吴陆逊等名将，都是屯田制的践行者。

抗战时的“大生产运动”和三国时的“屯田制”是否相同？

“大生产运动”的倡议者主席博览群书、通晓古今，更是多次力主“为曹操平反”，所以有人认为延安的“大生产运动”是主席借鉴和师法了三国时期曹操的“屯田制”的一些做法。

从“大生产”的背景、运作、结果来看，的确和“屯田制”有相似之处。

从大生产的背景来看，和曹操有相似之处。当时，既有华北日军的疯狂围剿和“囚笼政策”，又有伪军和顽军的趁火打劫，用129师师长刘伯承的话说就是“前门打虎，后门拒狼”；除了人祸，还有连续不断的旱灾、蝗灾和水灾，陕甘宁、冀南、晋察冀、山东等地都受到很大影响。

从大生产的运作方式来看，王震和359旅在南泥湾的“大生产”试点，和三国屯田都尉枣祗在河南许昌的“屯田制”试点颇为相似。枣祗当年收获上万斛粮食约合60万斤，王震在南泥湾的第一年也收获了14万斤粮食，还有各种蔬菜，将荒凉之地变成陕北的江南。

从大生产的结果来看，曹操的屯田制帮助他度过了“四面楚歌”和“天灾人祸”的困难期，并逐渐恢复元气。有了充足的粮食储备，曹操俘虏的30万青州兵就成了无敌雄师；而陕甘宁等地军民通过大生产，打破了重庆断绝军饷的影响，也战胜了天灾和日伪军的封锁。

大生产

但是，主席倡导的“大生产”和曹操的“屯田制”，存在根本区别。

第一点，曹操的“屯田制”，实际上是变相的“农奴制”，把从黄巾军手里夺取的耕牛、农具租给农民收取租金。“屯田制”和“挟天子令诸侯”是曹操两大必杀技，但同时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而“大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体现了“军民一家”的鱼水关系，没有与民争利的情况，相反还帮助农民，典型的例子是1942年春，聂荣臻下达的《树叶禁令》，严禁部队在村庄附近采集树叶。

第二点，曹操“屯田制”是为了扩军备战，为了战胜吕布、刘备、袁绍、孙权等军阀，消灭异己、统一天下，所以“屯田制”最终目的是有更多粮食储备，以应对大规模征兵的需要。

而“大生产”时期，由于华北日军的疯狂“扫荡”，像如寺内寿、杉山元的“清剿”，多田骏的“囚笼战术”，冈村宁次的“治安强化”，给根据地造成极大困难。为了减轻群众压力，八路军在“大生产”的同时，进行了大规模“精兵简政”，兵员减少四分之一。

第三点，曹操的“屯田制”解决了“吃”的问题，没解决“钱”的问题。为此，曹操不惜剑走偏锋，设立“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干一些“盗墓掘坟”的勾当。

但是，作为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这样的手段显然是不可能推行的。

抗战时期的地方武装

延安在“大生产”之余，是如何解决钱和“军饷”的难题呢？

主席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解决“军饷”，“生财之道”有三条路径：

第一条，是陕甘宁边区的“优势特产”，是三边地区的十几个盐池。

陕北地区的“三边”指的是定边、安边和靖边，这里有非常丰都的“岩盐”资源。其中，定边的盐池出产的盐质量最好，很受远近客商的欢迎。三边的盐池不但供给根据地军民，还和包围边区的顽军做生意。三边仅盐池每年就可以贡献4500万斤盐可以出售。

南泥湾的养猪场

第二条，四十年代的陕甘宁边区，已经开始尝试各种工商业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的手工业和工商业，提供了充足的税收；而边区的银行和工商业金融，也扶持和带动了很多工业投资，可以说早在80年前的陕甘宁边区，就已经在尝试调动各行各业的创业积极性。

第三条，年产千吨的延长油田是边区的宝贝，除了保障使用还可以卖钱。

如果说80多年的陕北已经有石油工业，可能让许多人感到诧异。但是，早早1907年延长就打出了第一口油井。后来，刘志丹的游击队控制了油田，红军到达陕北后，延长油田就成了“创汇大户”。

抗战胜利时，边区工商税收已经超5亿元，其中盐税1.78亿元约占三分之一。

抗战时期延安的市场

作为“天下枭雄”曹操，虽然争议颇多，但无疑是风流人物。

但是，即便通过“屯田都尉”和“典农中郎将”领导的“屯田制”解决了粮食问题，又通过“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解决了“军饷”问题，但是曹操的南征最终兵败赤壁，最终天下三分。

而1700年后的陕北，主席通过“大生产”不但解决了吃、穿、住和用的燃眉之急，还通过“精兵简政”把40万八路军缩编到30万人，有10万之众平时“屯田”耕种，战士作为地方游击队。

除了时代不同，八路军还有当年的曹操没有的几大优势：

第一，主席的战略眼光远超曹孟德。

曹操夺取汉中后，刘晔建议“得陇望蜀”拿下西川，结果被拒绝。刘备拿下西川又夺占汉中，曹操失去了一统天下的良机。而八路军挺进地后不久，主席就把眼光放在了战略要地山东，派萧华、陈光、罗荣桓等大将陆续前往，夯实了抗战和解放时期的一大跳板。

而仅在抗战期间，胶东就给延安输送了13万两黄金，约合800万美元。

第二，八路军抗日深入人心，远比“挟天子令诸侯”更有效。

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有人怕，有人恨，还有人说虚伪。而掘墓盗宝充当军饷的行径，和孙殿英一样被后人唾弃。主席的“联合抗日”主张，则被仁人志士认同。八路军在敌后的浴血奋战，也被海内外所拥戴：苏联援助180万美元，宋庆龄海外募捐500万美元，大部分送到根据地。

为抗日捐款的海外华侨

第三，八路军地方武装自力更生，曹操的军队是不会有的。

除了八路军、新四军主力，一些敌后武工队、县大队、区小队，不但没有经费，有的还要自己“创收”支援主力和上级。这样的“自主创业”情景，估计曹操就是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

但不管怎么说，三国时期曹丞相的“屯田制”还是留给后人一笔可贵的遗产。

而主席欣赏曹操，借鉴“屯田制”也有可能。

但“大生产”运动，无论是形式和内容又远远超出了曹操“屯田制”的内容，结果也是好的：经历“精兵简政”和“持久抗战”的八路军战胜了日军，又在解放战争中建立了新中国。

时至今日，大生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依然是我军的一大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