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妇收到父亲迟到70年的烈士证明，乡亲疑惑：汉奸怎么成烈士？

作者：舍予

2010年，乌鲁木齐的一处民居内，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妇，不停地摸索着一张烈士证。“七十多年了，我就知道爸爸不是他们说的汉奸！”

老人名叫于桂珍，她不停念叨的，正是自己没有见过几面的父亲于祯。得知于桂珍收到了烈士证书，黑龙江汤原县一带的民众颇为不解。祖祖辈辈都在传，当年出了个汉奸于祯，现在怎么成了功臣烈士？

于桂珍抱着父亲的烈士证明

于祯，1886年出生。由于长期狩猎，枪法奇准，在家又排行老四，因而江湖人称于四炮。猎户出身的于四炮，究竟做了什么，使得自己成为百姓眼中的汉奸？又为何会在七十多年后得到了烈士身份呢？

提起于四炮，就不得不说他在小兴安岭带着几十个弟兄护林的经历。而这段经历，也正是于四炮遭人误解的原因之一。

对于小兴安岭，人们的第一印象恐怕就是数不胜数的木材，以及随处可见的野兽药材。旧时的小兴安岭一带，人们的收入，主要就是来自进山狩猎。正因如此，汤原县便征召起几十人组成炮手队巡山，防范各路土匪的袭扰。而于四炮，正是这支队伍的头头。

于祯画像

手里握着一支武装，守护着一方平安。在汤原这地界上，于四炮这一称呼，开始逐渐叫响。

1932年日军进逼佳木斯。在广袤的山林面前，日军的这点兵力实在是不够瞧。很快，日军便开始寻找能为自己看守这片林场的人。长期活动于此，手中又有武装的于四炮自然成了最佳人选。

面对日军的示好，于四炮既未回绝，也没有答应，只是与日军保持着微妙的关系。在此期间，于四炮与后来的抗联第6军军长夏云杰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如此看来，于四炮似乎是一个谁都不肯得罪的中间派。

谁知到1935年，于四炮摇身一变竟然成了伪大队长。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昔日当地百姓口中的那个护林队长，变成了日军的“走狗”。

更让于四炮这个伪大队长出名的，则是李兆麟指挥的那场著名战斗：奇袭老钱柜。

在李兆麟的指挥下，抗联战士几乎是一路捉俘虏，不但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还收编了不少的伪警察，补充到队伍中。而这群伪警察的头，于四炮，也在战斗后不久参加了抗联。

先是投靠日军，战败后又参加抗联，于祯这不是妥妥的“墙头草”吗？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于四炮自始至终都在秘密为抗联提供帮助。至于当上伪大队长，则是接受了一个人的秘密命令。这个人，正是当时汤原游击队的领导者，夏云杰。

对此，王明贵有着细致的回忆。原来，1935年日军决定大肆掠夺汤原一带的木材资源，打算任命于四炮为伪大队长，助其抢运木材。这么大的事情，于四炮不敢自己做主，便托人找到了夏云杰。出乎于四炮的意料，夏云杰十分支持于四炮担任这个伪职。

抗联夏云杰

夏云杰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当时汤原游击队刚刚站稳脚跟，还没有稳定的后勤补给，尚需于四炮暗中支持。倘若于四炮罢官不做，汤原游击队势必面临更为严峻的局面。

正因如此，于四炮决定不再顾及个人名声，接受了日军的任命。自此，铁道上又多了一列向山中运送给养的小火轮，而夏云杰的游击队，也从中获得了大量物资补给。

可惜的是，夏云杰在次年年底便不幸牺牲。至于于四炮的真实身份，除了王明贵等少数几人外，大多抗联战士皆不知情，更不必说当地百姓了。

在老钱柜战斗结束后，于四炮干脆就将队伍拉到了抗联一方，接受改编成为抗联第3军独立旅。

正式成为抗联一员后不久，于四炮便展现了其英勇善战的一面。

1936年5月，率领200余人来到通河县祥顺镇一带的赵尚志收到情报，一支日军运输队正在清河至通河一线执行任务。5月13日，设下埋伏的赵尚志部静静等待着日军自投罗网。

很快，两辆卡车出现在远处公路上。这时不知是哪个战士的枪走了火，60余日军立即跳车向我阵地冲来。

打退日军几轮冲锋后，我军弹药已经所剩无几，战斗力大大减退。伤亡同样不小的日军，则等来了三卡车的援兵。

援兵一到，日军即抽出部分兵力迂回至我军东侧阵地，伺机发起偷袭。

就在这危急时刻，于四炮带领战士及时赶到东侧阵地，一个反冲锋将日军击溃。见日军溃退，赵尚志也率队追杀，杀伤日军100余人。

不过很快，在通河立下战功的于四炮，又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一大低谷。

当年6月，在西征过程中，由于艰苦的客观环境，于四炮的独立旅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开辟出根据地，番号被撤销，于四炮本人也被错误关押了起来。

不甘就此沉沦的于四炮说通看守人员，逃了出去，随后转奔了第9军。在第9军期间，于四炮依旧奋勇杀敌，很快便升任第9军副官长，直至1939年2月壮烈牺牲。

值得一提的是，抗联第9军军长李华堂，在于祯牺牲的当年7月变节投敌。抗战结束后，李华堂又投到蒋军旗下。

李华堂

由于于祯出身第9军，又官至副官长，因而部分人也错误地将于祯同李华堂画上等号，认为于祯亦有变节行为。

除了忍辱负重，矢志杀敌的于祯外，其女儿及女婿，也为抗联斗争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在父亲投身抗联后，女儿于桂珍也追随其脚步，加入了抗联，并与抗联师长蔡近葵结婚。

1938年2月，中苏边境的萝北县城，响起一阵急促的枪声。由于力量不足，城中的日军不敢出城迎战，只能依托现有工事抵抗。

攻城一方是抗联的戴鸿宾部，按计划，戴鸿宾应该出现在边境线上，而不是萝北县城脚下。按照先前约定，戴鸿宾率部抵达边境线，等候赵尚志回国。可赵尚志此时正被困苏联，恰巧戴鸿宾接到线报，不远处的萝北县城防守空虚，可以尝试进攻以夺取给养。

情报确实很准确，按理说拿下萝北不成问题。可戴鸿宾忽略最不起眼的一个因素，天气。

按戴鸿宾设想，只要利用炮弹将城墙轰开一个缺口，便一定可以攻进城去。可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因为受潮，携带的十几枚炮弹，大多没有炸响。

尴尬局面出现，轰不开城墙的战士们与城内的日军形成对峙。

与此同时，日军的援兵也在朝萝北开来。此时撤退，前期攻击便毫无意义，如若不撤，则面临被包围的风险。

没有办法，戴鸿宾接受蔡近葵建议，率队靠向苏联境内，说不定还能遇上赵尚志。

蔡近葵自然不知道赵尚志被扣一事，不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向苏联撤退。撤入苏联后，众人并没有受到想象中的高规格待遇，反倒被辗转送往了新疆。

被送往新疆后，绝大部分战士被迫放下了枪。而蔡近葵夫妻，也再没回过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