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时期，他曾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南昌起义，他是前敌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和时任参谋团参谋长的刘伯承元帅平级。抗战初期，他在周公力劝下，出任国防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第二次被授予中将军衔，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总、八路军3大师长林总、贺龙、刘伯承等人军衔一样，在当时我军仅有10人。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和董必武、陈云、黄炎培一起出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同时，他还是第一任中科院院长。他就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政工先驱和文化巨匠，郭沫若。郭沫若，1892年11月出生于四川乐山一个地主、商业主家庭。在5岁时，郭沫若师从沈焕章在家塾“绥山山馆”读书。14岁时，进入乐山高小学习。青少年时期，郭沫若就表现出了叛逆的个性：学生时期，因为参加罢课，多次被学校开除或警告。郭沫若四川开县的书法老师赵熙，还是梁启超、刘伯承的授业恩师。中学毕业后，21岁的郭沫若先后考入成都四川高等学堂、天津军医学校。但是，一心想东渡日本留学的郭沫若两次放弃入学机会，在大哥郭开文的资助下，1914年赴日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郭沫若第一次留学日本历时10年，其间和日本女子佐藤富子（安娜）结婚并生下3个孩子，完成了成名作《地球，我的母亲》和《女神》。另外，在上海和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成立了创造社。1926年3月，郭沫若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在林伯渠的书房见到了创办农民讲习所的主席，这也是郭沫若和主席第一次见面。在郭沫若的回忆中，主席“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娓婉。”主席对郭沫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让郭沫若真正认识到了农民的力量。【1926年，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在广州】1926年5月，郭沫若认识了到广东大学讲演的周公。一个月后，郭沫若由阳翰笙、李—氓陪同，到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公的住处，商讨郭沫若参加北伐军的事宜，这也是郭沫若和周公第一次面对面，此后开始了长达50年的交往。在周公的支持下，早已在文化圈红透半边天的郭沫若决心弃笔从戎。1926年7月，郭沫若放弃了360元月薪的职位出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件热血青年才能做出的抉择。而北伐军和旧军队最大的不同，就是借鉴苏军模式重视军队政工，在苏联顾问指导下设立了总政，总政主任就是著名的左翼领袖邓演达。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任第2、3、4、6军党代表、副党代表。北伐开始后不久，蒋校长3次向郭沫若提出，希望给他物色一个文笔好的秀才起草文稿。郭沫若得知，蒋氏对自己两大秘书蒋先云、陈立夫都不大满意。郭沫若到底是文化名流，认识的秀才多，很快就推荐了《上海商报》主笔陈布雷。陈布雷从上海来到北伐军司令部所在地南昌后，很快就用自己的一支笔征服了蒋校长，后来还成为高级幕僚。当然，作为“伯乐”的郭沫若也没有被蒋校长忘怀，几个月后升任政治部中将副主任。此时，北伐军已经一路势如破竹，攻克了湖北重镇武昌。由于北伐军总政主任邓演达的主要精力，是留在大本营参与司令部擘画军机，所以作为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就当仁不让担负起政治部的日常工作。北伐中，蒋校长对郭沫若的才华非常欣赏，而北伐中对党代表的作用也深有体会，于是多次拉拢和收买郭沫若为己所用，为此不惜许以“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和每月津贴300元大洋。1927年3月，张群拿着委任状亲自交给郭沫若。但是，郭沫若对蒋校长的为人有着清醒的认识，一面向武汉方面密电告知，一面敷衍张群，趁机到了江西九江、安庆地区。随后潜入上海见到周公，又化名“高浩然”，和朱克靖潜回南昌朱德家中，撰写讨蒋檄文。这篇震动天下的檄文，让蒋校长大为光火，在“四一二”事变后，将郭沫若列为197名通缉人员之一。郭沫若到了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任党代表兼驻江西办事处主任，这就为随后的南昌起义顺利发起创造了条件。因为南昌起义最初的设想，是争取张发奎参加南昌起义。由于张发奎始终不表态，周公等人转而争取贺老总20军参加起义。但是，张发奎也明白“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道理，没有赶尽杀绝，还给郭沫若等人提供了一辆能坐四五人的铁道手摇车，几个人坐着手摇车赶往南昌。除了郭沫若，还有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秘书李一氓，4军政治部秘书阳翰笙，以及11师政治部主任梅龚彬。结果，几个人刚到南昌就被溃军洗劫一空，随身的手枪和皮带也被抢走。此时的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郭沫若等人在南昌以南不远处追上了贺龙、周公等人，郭沫若被火线任命为宣传委员会主任、总政主任，李一氓则被任命为参谋团秘书长，参谋长就是刘伯承。郭沫若是南昌起义7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其余6人是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谭平山、恽代英和贺龙。而邓演达、宋庆龄和张发奎3个人没有参与南昌起义，所以，郭沫若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南昌起义失败后，部队各奔东西：朱老总和陈毅率800残部到了湘南，周总、贺老总辗转回到上海，刘伯承、吴玉章等人去了苏联，郭沫若由于得了一场大病，错过去苏联，后来和董必武等人转移到日本，郭沫若此后有10年脱离了组织，和广州起义后漂泊欧洲的叶挺很相似。尽管当年的“反蒋檄文”阵痛犹在，但蒋校长为了给全国人民一个高姿态，还是欢迎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当时的部长是蒋氏爱将陈诚，副部长是延安的周公和第三党的黄琪翔。政治部第三厅的主要职责是抗日宣传，而在左翼领袖鲁迅先生逝世后，能够扛起“左翼”这面大旗的也只有郭沫若了，毕竟“鲁郭茅、巴老曹”的江湖地位，还是备受国人认可的。但是，深知蒋氏为人的郭沫若，不甘为五斗米折腰，更不愿替人吹喇叭。了解郭沫若的还是周公，他写了一封长信耐心地做工作：“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我已原则上决定干，我们希望你也能采此立场。”1938年4月，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第三厅在抗战中发挥重要作用，周公评价：鲁迅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此后，在长达1年多时间里，周公和叶剑英等人多次往返延安、重庆和南京等地，为和平建国奔走呼吁。1946年11月17日，随着“国大”开幕和谈完全破裂，周公和延安代表团离开南京，返回了延安。临行前，周公致信郭沫若话别。周公的告别信，极大地坚定了郭沫若坚持胜利的信心。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继续在重要岗位作贡献。和他一同当选副总理的，还有“延安五老”之一董必武，解放上海以后在经济建设中力挽狂澜的陈云，以及在延安和主席有过“窑洞对”的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在新中国的重要部门，和郭沫若并列的有国防部长彭总，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文化部长茅盾，体委主任贺老总，教育部长马叙伦，宣传部长陆定一，以及卫生部长李德全等。作为文坛领袖，郭沫若从一介书生到副国级，在军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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