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0日，三大战役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华野、中野和军区部队共歼敌55.5万人，其中包括“五大主力”最后的主力18军和第5军。此战过后，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全部解放，整训后的二野、三野百万大军饮马长江。此时，三大战役的收官之战平津战役，也进入了中盘阶段，傅作义集团50多万大军也已被分割包围于塘沽、天津、北平、归绥等几个孤立的城市。而林、罗、聂麾下的百万大军，随时都可以收网。就在这一天，斯大林一封电报跨越亚欧大陆，从莫斯科飞到了河北西柏坡。这一份电报和后续渡江战役之前的多封电文，被后人演绎为斯大林向主席施压“划江而治”。但在这些电报中，斯大林实际上并没有明确提出“划江而治”这一说法，相反，最早提出“划江而治”的是在奉化溪口老家遥控指挥的蒋氏，以及留在南京前台的傀儡“代总统”李宗仁。面对李宗仁的“划江而治”提议，美、苏态度如何？主席又是如何应对的呢？1949年1月9日，“隐居”浙江奉化溪口之前，蒋氏为挽救将倾的大厦祭出最后一招：分别向美、英、法和苏联发出请求，希望四国政府出面调解国共双方战事，促成订立停战和平协定。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一向视“和平协定”是废纸一张的蒋氏，居然又对第三国出面“调停”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妄想。因为，回顾解放战争每一次率先撕毁“和平协定”的都是蒋氏本人。抗战胜利之初，蒋氏为了在全国人民面前营造“和平诚意”，10天3次急电“邀请”主席亲赴重庆参加和平建国谈判。但是，当主席携周公、王若飞飞抵重庆后，对方居然没有任何谈判准备。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双方签订“双十协定”。第二年初，又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但是，所有的“和平协定”在蒋氏眼里，都不过是发动战争的一块又一块“遮羞布”而已。先是关外大打，关内小打。1946年6月，更是亲手撕毁“和平协定”，纠集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解放战争初期，蒋军有430万大军，包括3万海军、16万空军和36万特种部队，而解放区总兵力不足130万人。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不到3年，形势发生大逆转，敌我兵力转变为400万对204万。所以，蒋氏在“隐退”前“死马当作活马医”，向美英法苏发出“求救”信号。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给主席的电报大致内容有几点：1、南京已经向美、英、法和苏联发出了同样内容的“求救”电；2、苏联判断，南京的“求救”电报大概率是美国的授意；3、苏军的态度是主张停战，和平建国，如果解放军不希望外国调停，苏军会中立。第二天，也就是1月11日，斯大林给主席的补充电报进一步说明：美国的调解，是南京和平谈判的底气所在；如果看穿南京花招，可以继续战争。收到苏军2封电报后，主席在回电中明确答复，希望苏军不要介入调解工作。斯大林原则上同意主席的建议，最终拒绝了南京的调停建议。也就是说，斯大林并没有提出“划江而治”建议。相反，在渡江战役前，斯大林还给主席提出了几点建议，包括做好向南推进到邻国边界线的准备；从南下解放军中选出最好的2个兵团，防备敌军行动。解放战争初期，苏军支持南京是和《雅尔塔协定》苏美英牺牲中国利益的条款有关。而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斯大林看到延安必将战胜南京，转而支持延安，苏军唯一担心的就是美英出兵干涉。毕竟，美军刚刚荣升“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宝座，而英军是第一小跟班。如果说，苏军统帅部是害怕美、苏三八线的前车之鉴有些担忧。那么，作为“傀儡”和“提线木偶”的代总统李宗仁，明明知道自己是一个“光杆总统”，为什么对“划江而治”还如此信心满满呢？恐怕这和中国的历史、美英军舰的现实都有一些关系。古代出现过夏、商、周的奴隶社会和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封建王朝的大一统时期，但是也有过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等长期分治时期，尤其是以长江为界“划江而至”不在少数。从现实情况来看，美英等国的军舰还一直在长江口附近，这是近代列强瓜分中国利益的一种延续。而在此之前，无论是中山先生的广州方面还是蒋氏的南京方面，对遗留的不平等条约都选择了默认。李宗仁刚一上台，就向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人伸出了橄榄枝。但是，民主人士都看透了蒋氏的伎俩，不愿趟这个浑水。李宗仁无奈，只好派出和谈小组和自己的特使刘仲容，向进入北平的主席正式提出“划江而治”主张，妄图让历史上的南北朝再次重演。但是，蒋氏和李宗仁满心期待的美、英军舰干涉解放军过江局面并没有出现。蒋氏和李宗仁期盼的“划江而治”局面，为什么没有出现？最关键的原因，是无论是美国的马歇尔还是英国的丘吉尔，都没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干涉我军横渡长江，更没敢干涉粟裕指挥的第三野战军解放大上海的淞沪杭大战。当然，美英军舰也不是一点动静也没闹，那就是“紫石英”事件。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的“紫石英”号，似乎还沉浸在大清王朝对外卑躬屈膝的年代，无视渡江部队的多次警告，擅自闯入三野渡江区域，还公然炮击我军阵地，从而引发了三野炮兵的还击。这一点，不但退隐的蒋氏和“前台”的李宗仁没有想到，估计美英也没有想到。为了防备美英军舰干涉我军过江、解放大上海，主席其实早就下了三步棋，可以说是“一石三鸟”：第一步棋，淮海战役的“总前委”刘陈邓粟谭继续指挥渡江战役，渡江战役不但有三野65万人、二野35万人，还有四野萧劲光先遣兵团12万大军，兵临武汉北岸战略配合二野、三野渡江。第二步棋，任命刘、邓出任华东军区司令员、第一政委，三野司令员陈毅任副司令员，华东军区饶政委任第二政委，实际上把二野、三野合为一体，二野作为解放大上海的战略预备队。第三步棋，在解放大上海之前，暂不攻击有美军军舰停泊的青岛，以免引发和美军的正面冲突；等大上海完全解放、驻青岛的美军舰撤离以后，再派留守胶东的32军一举拿下孤城青岛。李宗仁的“划江而治”没有阻挡解放军过江，蒋氏大为不满。在蒋氏晚年，最痛恨的3个人都很出人意料：第一个，就是一向面和心不和的李宗仁；第二个，就是美军五星上将和总统马歇尔；第三个，就是为了苏联利益左右摇摆的斯大林。1965年7月20日，流亡海外16年的李宗仁回到国内。受周公委托，李宗仁北伐时期的老友张云逸亲自到北京机场迎接他的到来。而在回顾16年前自己一厢情愿的“划江而治”时，李宗仁也很后怕：假如当时美军出面干涉，后果不堪设想。可能到了这个时候，在旧军队多年的李宗仁还没有完全搞懂我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还没有真正了解主席等人的胸怀眼光，是绝对不可能容忍“划江而治”局面出现的。实际上，李宗仁也不会明白主席“一石三鸟”，早已给美英的武装干涉定了调子：列强凭借几艘军舰就可以横冲直撞的年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也是《上甘岭》里唱的那样：朋友来了有美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们的只有猎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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